埃德蒙·费尔普斯：“大繁荣”源自以草根创新为核心的现代经济

【学人访谈录】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

埃德蒙·费尔普斯：“大繁荣”源自以草根创新为核心的现代经济（之一）

上海浦东“迪斯尼大道”旁的创研智造园区，满头银发的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Phelps)就“繁荣下的超越与创新”侃侃而谈，神采飞扬，一点看不出已届耄耋之年。　　　　

这位“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广泛的了解，他曾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也是复杂的。”在过去几年中，费尔普斯则一直试图解答一个问题，即“繁荣的源泉在哪里?”对此，他的《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已经给出了答案：国家繁荣的基础是大众创新，也就是草根创新。他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不是精英的专利，而是一个基于大众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进程。而且，创新不单单指技术革新，更意味着商业模型、服务方式等的调整与改变。　　　　

在他风尘仆仆来到上海讲学之际，费尔普斯接受了本报专访，想给中国的年轻人鼓鼓劲，燃起创新激情;想给中国的自主创新提个醒，必须加速，不能指望西方国家代替自己完成创新任务。他还认为，中国将开启从贸易商向创新者、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这一转轨可能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但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止中国完成这个旅程。　　　　　　

报：繁荣的源泉在哪里?这历来是经济学家最核心的研究主题之一。您在《大繁荣》一书中展现一个看待国家繁荣的新视角，它与经典理论有何不同?　　　　

费尔普斯：我认为，繁荣的核心是生活的兴盛，而生活的兴盛来自新体验、新环境、新问题以及从中激发出来并分享给他人的新创意。　　　　

从历史角度看，人类社会最持久的一段繁荣期19世纪初首先从英国开始爆发，到20世纪60年代蔓延到了欧洲大陆以及北美。它不但生产了规模空前的物质财富，还带来了人们的兴盛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有意义的职业、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　　　　

这种兴盛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例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这样的价值观点燃了实现广泛的自主创新所必需的草根经济活力。领跑国家以某种方式形成了创新活力，即开展自主创新的欲望和能力，这种经济形态，我称之为“现代经济”，其他国家通过紧跟这些现代经济的发展而受益。阿瑟·斯庇索夫(Arthur Spiethoff)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则认为，是科学家和航海家的发现带来了创新机会，然后被企业家们竞相实现。　　　　

对于现代经济的理解必须从现代观念开始：原生创意来自人们的创造性，依赖每个人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知识、信息和想象。现代经济由整个商业人群的新创意推动，大多数人都默默无闻，包括策划者、企业家、金融家、销售员以及敢于尝鲜的终端客户等等。然而，正是以草根的创新和活力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带来“大繁荣”的历史奇迹。　　　　

报：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世界共识。然而，提起创新，人们想到的大多是蒸汽机、电灯泡、互联网、3D打印等颠覆性的划时代产品，您强调草根创新带来了繁荣。那么，草根创新有何特点?　　　　

费尔普斯：我认为“创新”是一个基于大众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进程。创新不是精英的专利，大众也能创新。大多数创新并不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以为创新只是科学技术的创新，但实际上，创新不仅仅是科技的事情，更不仅仅是国家的事情，每个企业、每个人、每个环节都在创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创新不单单指技术革新，更意味着商业模型、服务方式等的调整与改变。19世纪初期英美生产力腾飞，但当时并没有太多新的科学发现，而商业领域的创新不断涌现。商人不断创造、开发出新的产品，这些成功是一种经济和商业上的创新，不是科学上的创新。相信商业领域的这种自下而上的草根创新，对于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至关重要。　　　　

草根创新的存在是如此重要，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草根创新就像草根阶层本身一样，很少会引起人们的重视。　　　　

报：不过，互联网带来了草根创新的全新历史经验。比如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曾经说过：“我就是一小混混。”这可以理解为：互联网是属于富于冒险精神和创造力的小人物的，无数的创业者起初都不过是小小的“草根”。您是如何看待中国的草根创新呢?　　　　

费尔普斯：中国有漫长的企业家历史，富有创业进取的精神。但寻找机会的企业家和创造机会的创新者并不是一回事。中国政府已在有意识地培养和鼓励本土创新，这对于中国经济转型和找寻新的经济增长点大有益处。我们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国本土创新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然，与美国在19世纪20年代、20世纪60年代的大规模创新相比，这种创新并没有覆盖到草根阶层。而且，中国创新企业规模与其经济总量相比，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不过，近年来，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开始思考如何创新并付诸实践，这将非常有利于构建创新生态圈，尤其在中国，人口众多，如果每个人都能将个人创新的想法分享给大家，那将会是一笔不可想象的财富。　　　　

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创新，不仅提供了新产品、商业机会和解决未知的平台，也许还能提供一个成功的世界范例：比如浦东正在兴建的迪斯尼乐园虽是传统产业，也可以带来新一轮创新。我确信，中国将开启从贸易商向创新者、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这一转轨可能要一两代人的时间，但我认为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止中国完成这个旅程。

报：从宏观上看，中国的专利申请量从2011年起超越美国，迄今已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第一。您认为这与国家的创新水平有何关联?　　　　

费尔普斯：我认为知识产权在保护创新方面非常重要。专利数量是衡量创新能力的常用指标之一。但专利数量多是否就意味着创新水平高呢?这是值得思考的。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因此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是一直很有创新力的。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发明和创新的区别。创新是什么?是广泛的应用，改变我们过去的做法。古代埃及人发明了蒸汽动力，蒸汽并没有改变经济活动，据史书记载，仅用来开启庙宇的大门而已。同样，中国发明了火药，但并没有真正应用到经济活动当中。　　　　

真正的创新并不仅仅取决于对一种新产品、新方法的设想，还有对于经济发展趋势的洞悉。开展创新不仅仅是一个冒险，因为人们通常是可以为冒险买保险的，而我们进行创新相当于跃入虚空，它有着我们无法预见的成本和市场的接受度，它不仅需要我们有恰当的创意，还需要有非常聪明的投资家，并选择到恰当的企业家才能成功。

（节选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态度和信仰是现代经济活力的源泉》，刊2014年7月14日《报·学人》）

作者：报记者 杨逸淇 刘力源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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