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的爱情之问 ——读王蒙新著《生死恋》

《生死恋》王蒙著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莎士比亚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此话套用在爱情方面再合适不过。古往今来，没有两个人的爱情轨迹相同。正因如此，爱情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天下有情人每时每刻上演喜怒悲欢酸甜苦辣的情景剧，也成为文学作品永远挖掘不尽的富矿。

王蒙自19岁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以来，已整整创作了66年，写下1800万余字，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意、日等20多种文字，流行世界各地。近年来，耄耋之年的王蒙不仅在线下“大秀肌肉”，还努力融入网络,他越来越禁不住地在文章中夹杂一些与网络有关的话题，比如他的这部新作中，就多处写到与网络的亲密接触。

本书辑录王蒙近年来的四篇作品。其中，《地中海幻想曲》《帽子》充满爱情的朦胧诗意，两位主人翁深陷爱情的矛盾与彷徨令人印象深刻。《邮事》未以爱情为主线，但写到作者因营业员苏霞的甜美形象，“去亚运村邮局办事，愈加令我快乐温暖，比温馨又升高8摄氏度，譬如温馨时是17度，温暖时是25度”。

本书重头戏、爱情小说《生死恋》则折射出王蒙对“爱情”的最新思考。在王蒙看来，“五四”前，国人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五四”以降，自由恋爱已成现实，但自由恋爱“到底能不能带来幸福”呢？

王蒙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生死恋》中的苏尔葆。如果说，一辈子被父辈血缘关系阴影笼罩着的苏尔葆一度是成功人士，那么其背后的“伟大女性”无疑是其发妻单立红。作为苏尔葆兄弟也是“影子”的顿开茅，则既是苏在生活中的抵近观察者，又兼具人生“航标灯”之责——当苏尔葆在美国贫困潦倒几欲放弃单立红时，顿开茅给了他重新回归家庭的勇气；当苏尔葆事业有成后出轨邱月儿时，顿开茅用重锤敲醒了他……

顿开茅就像苏尔葆身边如影随行的“道德判官”。苏最后自绝于世，一个因素是对爱情的迷茫，另一个因素则是无以超脱的道德负罪感。很难说，苏、单当初的结合不是因为爱情，但未必是全部。在那个特殊年代，苏父被打倒，苏尔葆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此时任何一根橄榄枝都可能成为他的救命稻草。物质方面单立红无能为力，但她对苏尔葆“政治”地位的扶助意义显而易见。

苏其实有“知音”，那就是严歌苓《芳华》里的何小嫚。雷锋标兵刘峰只是本能地对她加以呵护，她却用一辈子去回馈——这到底是因为爱情，还是感恩，谁又能真正说得清？

诚然，单立红自始至终并未因此而要胁丈夫，但男人的自尊让苏尔葆始终挺不起胸膛。妻子的能干，在美国的自立自强，大大减轻了家庭压力，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夫妻间的不平衡感。苏尔葆后来净身出户，将所有资产留给单立红，何尝不是他的自我救赎？

某种意义上，情人邱月儿只是苏尔葆的一个异化影子。苏与邱的相遇本就因为物质扶助。与苏尔葆具有强烈感恩心不同，早已被物化的邱月儿更像感情贩子，表面上对苏怀有感激之情，可一旦自己的感情贩卖不出所期望的市场价值时，便马不停蹄地寻找下一个买家。这也预示苏尔葆的爱情理想必定走向破灭，一个爱情的试错标本由此诞生。

古往今来，以生死阐释爱情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不过，苏尔葆的自绝于世不太像殉情，而更像他爱情一败涂地的写照。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迷失，迷失是因为他始终没弄明白爱情的真谛——先是背负感恩的沉重枷锁，后又陷入以恩赐方式赢得爱情的误区。

与现今一些作家滥于煽情截然不同，老一辈作家更习惯透过历史和生活的厚重底蕴，让故事更具有人间烟火的质朴与生活气息。王蒙的这个爱情故事，在冷静的背后蕴含着作者的深层思考：自由恋爱为什么没能给苏尔葆带来幸福？这是自由恋爱的错吗？

真正的作品不能没有思考，有思考才能带给读者更富“附加值”的阅读体验。本书中，王蒙洗练的文字充满哲理。比如那段王蒙在活动中大声朗读的关于文明的论述：“文明与不文明相距何远！文明的特点是光鲜，不文明的特点是闹腾。文明的特点是收敛，不文明的特点是追风逐臭出40里。”虽然触及文明这个重大主题，王蒙却以简单和饱含生活常识的文字，把大道理讲得如此透彻、通俗和亲切。

显然，爱情并不适合讲大道理。关于自由恋爱这一宏大命题，虽然历经人生风雨，王蒙仍感觉没有能力给出标准答案，他只是对物质在爱情中的过多权重含蓄地表达了反感。确实，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物质日渐丰富。然而，物质的丰富并不必然地提升人们精神的丰度，比如人们对爱情本质的认识，比如如何剥离爱情中的物化因素。

作者：陈斌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薛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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