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周振华：在核心功能上“拉长板”就是提升城市能级
【核心观点】
◆今天的全球城市不是孤零零的一个城市的事情，是以全球城市区域来建设和发展的。上海要建设全球城市，不单是上海的事情，是融入到整个长三角的区域中。
◆上海怎么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拉长板”而非“补短板”。要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找准功能专业化的比较优势，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并且有效疏解非核心功能，让周边的一些城市来承担。
今天，当全球化中心流经路线“改道”东方，当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东海之滨，上海吹响了提升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集结号。如何将上海建设成为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全球城市？如何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卓越全球城市新路子？在《全球城市发展报告2019》发布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上海城市研究院院长周振华。
上海迈向全球城市占有 “天时、地利、人和”
报：全球城市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上海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具备哪些条件？
周振华：全球城市是伴随经济全球化而呈现出来的一种新的空间形态。它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也是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节点，具有全球资源流动与配置功能。从世界范围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大城市、巨型城市都有这种功能，必须有大量的全球功能性机构的集聚，有全球性的大市场，有大规模的流量经济，才能发挥这样一种特殊的功能。因此，全球城市并不是人们凭空想象的主观愿望，它取决于一系列客观条件。
我认为，上海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不仅仅是一种目标追求，也有其动态演化的基本逻辑，可谓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之综合条件。
所谓“天时”，即作为历史潮流的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全球化进程仍将不断深化，只不过改变了方式、构造、路径等，如越来越表现为“非物质化的全球化”，新兴服务贸易快速发展，远远超过货物贸易，方向也从建设工程转向教育培训、医疗保健、文化创意；全球跨境数据流通激增；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技术革命的到来等等，这些都为全球城市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和空间。
所谓“地利”，即中国崛起而具有强大的综合实力。中国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人口多，中高收入人群的比例也在上升；真正深度城市化的推进，必将带来新的投资、更大规模的消费；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措施的推进，也使得资源要素的配置和流转更加市场化。这些都将在未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所谓“人和”，即上海优秀的城市基因与品格、良好的发展基础，以及自身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积极反应等。在长期历史进程中，上海作为中心城市的功能和地位始终未变，且与全球化有着天然联系。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上海已成为以金融、贸易和航运为支撑的多功能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形成了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为支撑、产业高度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多层次市场体系以及各类基于网络化的功能性大平台等，这些都为上海迈向全球城市做了大量铺垫。
全球城市进入经济、科技、文化融合发展的3.0版
报：全球城市处于动态演化之中，它的内涵和外延是怎样不断变化和丰富的？
周振华：全球城市的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无论是弗里德曼教授基于跨国公司总部构建的世界城市构架，还是沙森教授基于先进生产者服务公司所描述的全球城市，强调的都是经济功能。这是1.0版本的全球城市。
20世纪90年代以后，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城市文化发展战略。我当时就很好奇，想弄清楚它与全球城市经济功能之间究竟是什么关联。后来就发现，经济与文化之间有一种共生性，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功能的增强，它会产生大量对文化的需求。这一是因为从业人员都是高收入的专业人才，文化素养高、需求大；二是因为有大量的资金来资助文化的发展。所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能推动文化本身的产业化。按照金融中心的排名和文化艺术中心的排名，很多城市是具有对称性的。特别是在处于顶端的全球城市，如伦敦、纽约、东京、巴黎，既是金融中心，又是文化艺术中心。这样，在继续巩固经济功能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功能，形成一种经济和文化的互动互补，这是2.0版本的全球城市。
2008年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原本被认为因高度商业化而缺乏科技创新土壤的全球城市，纷纷提出了科技创新发展战略。比如，纽约要把自己打造成“硅巷”，伦敦要打造“硅盘”。从这两年的情况来看，纽约的势头甚至要强过硅谷。这是什么原因？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现在的科学技术与过去不同，传统工业的科学技术需要靠近生产现场，但现在的技术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基于IT的科技创新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可以分散化地嵌入全球城市的街区、商务楼、创意园区之中，与其城市形态特征高度吻合。此外，还能借助全球城市本身就具有的优势，如有基础雄厚的高校、科研机构及专业人力资本的强大支撑，以及原有金融、商务等综合配套的生产者服务有力支持。至此，全球城市进入经济、科技、文化融合发展的最新3.0版本。
展望未来，绿色智慧可能代表着全球城市发展的新趋势。
能级水平不高导致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发展不充分
报：今天上海建设全球城市，是定标在最新的3.0版本来打造自身的“四梁八柱”。立足高起点，瞄准新标杆，您认为上海有哪些不足？
周振华：“五个中心”建设和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充分体现了经济、科技、文化的融合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由于能级水平不高，全球资源配置这一核心功能发展不充分、核心竞争力不强。
作为贸易中心，我们仅仅开展的是在岸贸易，而其更重要的组成部分——离岸贸易仍然是缺失的。上海已经成为全球的订单中心和物流中心，在进博会后就更为明显。但这些功能在国际贸易中心中还不是最顶端的，最顶端的贸易结算和清算业务，主要是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
作为航运中心，我们的港务运输已经做到全球第一，并且与第二的新加坡拉开了很大差距，但真正配置航运资源的，是高端航运服务。上海的航运服务更多的是船代货代，海事服务、船舶租赁、船长培训等高端航运服务还是不够。
作为金融中心，上海的金融市场机构体系是国内最完备的，但基本上局限在国内，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资本市场。此外，金融中心中能级最高的是定价权，我们并不具有主导地位。
作为经济中心，上海的产业经济有两块，一是先进制造业。现在先进制造业即便是在国内市场份额也不高。为什么？关键技术、关键材料、关键部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仅仅靠规模经济也受到很大的空间限制。因此，上海制造业的出路就是在关键技术、关键材料、关键部件取得突破。二是服务业，服务业最关键的不是消费者服务，而是生产者服务。因为消费者服务业的对象是当地居民，而生产者服务业的服务半径是超出视野范围的。现在上海服务业的比重占到70%，但它对经济的支撑力度却相对下降。纽约、伦敦、东京的服务业比重占到90%，为什么仍然能够支撑其经济地位，就是因为它们的生产者服务业服务半径是全球，而我们仅仅只是上海市。
还有“科创中心”，我们在“产业创新”这一中间环节也是能级不够，无论是企业专利数量还是专利的产业化，都不如深圳。
从城市功能看，应该更注重 “拉长板”而非“补短板”
报：那么，上海如何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发挥后发优势？
周振华：从城市功能的方面来看，应该更注重 “拉长板”而非“补短板”。因为在城市功能上，“补短板”意味着要把一座城市建成全能城市，但事实上，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全能城市。况且，现在城市的发展都是越来越具有特色化，今后一座城市在全球网络中真正站得住脚的，不是靠综合性，而是靠特色。此外，今天的全球城市不是孤零零的一个城市的事情，是以全球城市区域来建设和发展的。上海要建设全球城市，也不单是上海的事情，是融入到整个长三角的区域中。你要建一个全能城市，那和周边城市怎么进行功能上的分工？如果你什么都比别人强，人家都只是接受你的辐射和转移，这是有问题的，况且上海也做不到这一点。
对于上海，我们要想清楚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那就是全球资源的配置功能，上海把这项功能做大做到极致，其他的非核心功能，可以疏解出去。那么怎么来“拉长板”呢？关键问题在于要提升城市的能级。
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也必须融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并在其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长三角一体化其实对上海来说，直接是帮上海在建设全球城市。这不是单纯上海的事情，一定要借力。原来是借助于上海来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现在可以以整个长三角区域为平台来进行全球资源的配置。上海怎么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要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找准功能专业化的比较优势，聚焦全球城市的网络节点、全球平台、门户枢纽、流量经济等核心功能，并且有效疏解非核心功能，让周边的一些城市来承担。周边一些城市所具有的某些对上海来说是非核心的功能，可能做大做强，做出特色，甚至高于上海，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确实，杭州的互联网金融比上海强，但你不要因此而去找短板、补短板。我觉得杭州的互联网金融搞得好、超过上海，正好和上海金融中心形成互补，上海所具有的资本市场、外资金融机构，都是杭州所没有的。还有，我认为上海要把航运服务做大做强，运输功能可以分流一些交给宁波、舟山等周边城市。将这些非核心功能疏解，才能够凸现我们的核心功能，才能够腾出空间和资源，来把我们的长板给拉长。
>>>案 例
在全球城市的建设过程中，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经验充分表明，通过区域合作创新，与地区城市群之间形成协同发展，是极其重要的。长三角区域合作创新，是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必然路径。
三大发达国家城市群在城市发展与融合中虽然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问题，但其发展过程也为上海提供了宝贵经验：第一，强化政府在区域规划的主导作用，成立专门的区域发展规划机构；第二，实现错位发展，建立良好的职能和分工，核心城市集聚金融、专项管理服务等第三产业，工业逐渐向次级中心转移。
纽约经验
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以纽约为核心城市，包含波士顿、华盛顿、费城、巴尔的摩等主要城市。1929年，非官方、非营利的纽约地区规划协会成立。该组织就纽约城市群提供专门规划设计服务，最终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城市群布局体系。其中，纽约是核心的金融与贸易中心；波士顿为区域高科技中心、科研中心；华盛顿是政治、金融中心；费城主要发展电子科技与国防军工；巴尔的摩则主导矿产、航海等。
伦敦经验
英国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城市，包括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等主要城市。为解决伦敦城市群发展中的问题，2000年，大伦敦府重新成立，协调各个城市规划，随后逐渐形成新格局：伦敦的制造业向周边转移，主要集聚金融、保险、专业管理等第三产业；次级中心伯明翰，大力发展配套物流、会展、创意产业等现代生产服务业；曼彻斯特老工业区，进行产业转型，建设现代新型工业城市。
东京经验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东京为核心城市，包括千叶、横滨、静冈、名古屋、大阪、神户等主要城市。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东京出现严重的“大城市病”问题。为此，日本政府非常注重制定区域规划，东京城市群整备局作为协调机构，代表政府负责整个东京城市群的协调发展规划。最终形成明确合理的产业分工：东京作为经济与政治中心，主导金融、信息、科教等产业；神奈川为工业与物流中心；千叶为商务与货运中心。
作者：杨逸淇 陈瑜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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