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绍兴人张岱在所著《陶庵梦忆》中有一篇“齐景公墓花樽”,其中提及:“霞头沈佥事宦游时,有发掘齐景公墓者,迹之,得铜豆三,大花樽二。豆朴素无奇。花樽高三尺,束腰拱起,口方而敞,四面戟楞,花纹兽面,粗细得款,自是三代法物。……后为驵侩所啖,竟以百金售去,可惜!今闻在歙县某氏家庙。”从最后提及的徽州某姓家庙来看,文中的“驵侩”大概便是识宝朝奉之流。此一个案,便是江南人眼中徽商搬走当地宝物的典型例子。
从明代中叶以来,在江南的盐业、木材、典当、布业等的经营中,有相当多的徽商活跃其间。在当时,一些席丰履厚的徽商财富多达数百万两白银。及至清代,更高至千万以上,他们位居中国财富排行榜的最顶端。这些徽商,对于江南而言是囊丰箧盈的外来者,他们与六朝时代的“胡人”以及唐宋元时期财大气粗之“回回”商人也颇相类似。所以,江南民间传说中以“徽州朝奉”取代先前的 “胡人”及 “回回”,显然亦顺理成章。
明人沈德符在 《万历野获编》中指出:“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资,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在这种背景下,“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吴门、新都诸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是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若饴矣”。此处的“钟家兄弟之伪书”,典出《世说新语》,说的是钟繇之子钟会擅长模仿他人笔迹;“米海岳之假帖”,则是指北宋书法家米芾的传世伪帖,如 《捕蝗帖》 《离骚经》《天马赋》《鹤林甘露帖》和《评纸帖》等。此外,还提及宋朝王辟之所撰的《渑水燕谈录》,该书所记皆为绍圣二年(1095年)以前的北宋杂事,其中提及唐琴轶事。沈德符所举的这三个典故,意在烘托徽商对于江南鉴藏之风的推波助澜。当时,在徽州朝奉“珍为异宝”的过程中,文物真赝可谓鱼目混珠。在晚明时期,“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沈氏笔下的“吴门”,亦即位于江南核心地带的苏州,而“新都”则是皖南徽州之古称。这两个地方,都是古董鉴藏及文物买卖最为发达的地区。板桥三娘子的故事出自《太平广记》,它与“幻人之化黄龙”及 “改换人肢体面目”之传说,皆反映了其时古玩市场的波谲云诡。在16世纪的东南文化市场上,徽商俨然成了操执牛耳的盟主。而在万历前后,江南一带的西汉玉章纷纷被徽州富人以高价购去,尽管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极尽讽刺之能事,他们认为这是“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甚至还刻薄地喻之为官印堕于毛厕。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朝奉挟其巨资,在江南各地频繁“识宝”和大规模“取宝”的过程。
除了文人雅玩之外,自明代中叶以还,徽州典当商与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这是因为:在“无徽不成镇”的江南,民间素有“无徽不成典”或“无典不徽”的说法,此一说法是指江南一带的典当铺多是徽州人所开,即使不是徽州人所开的典当铺,其中的职员也大多是徽州人。狭义的徽州朝奉,就是指徽州典当铺里的职员。在江南,尽管典当铺中的徽州朝奉一向为人所诟病,但在另一方面,江南一带又素有“典当是穷人的后门”的说法。当地人进出典当铺,认为是 “上娘舅家”。如在上海,人们昵称大当铺为“大娘舅”,小当铺为“小娘舅”,而当铺亦称其顾客为“外甥”。这些,都说明典当业与日用民生关系极为密切。而在传统时代,一般民众挣扎于贫困线上下,他们于青黄不接之时,总要进出典当铺,以典押财物暂渡难关。久而久之,许多人就将自己的穷困潦倒,与徽商之财聚力厚比照而观,由此认为自己的苦难皆是徽商之重利盘剥所促成——这就是“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之类寓言出现的原因,也是“徽州朝奉来取宝”故事大批涌现的背景。
作者:王振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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