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视野下帝国与城市的历史叙事
城市是各种权力塑造的场域，帝国则是各种符号堆砌的共同体，传播由此穿梭于两者之间，不舍昼夜。如何重新发现城市，如何再次定位帝国，如何把媒介化时代深入人心的情感结构融入到写作之中，或应成为我们开展研究行动与历史写作所要再三考虑的。
帝国与城市都是由时间性与空间性两种维度合力生成的人类文明产物。依路易斯·芒福德的经典论述，“从空间维度来说，城市是座巨大的容器，它敞开怀抱迎接每一个外来者和陌生人，为个人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为多元聚合提供包容的场所；从时间维度来说，城市又是个巨型的铸模，多元文化在其中碰撞融合，不断地被选择、提升和更新，最终凝结成自身独特的文化面貌。”英帝国史权威学者约翰·达尔文则认为，各种帝国的构建和想象，不仅仅是所谓帝国主义者为之进取的负担与课业，同时也是由缔造者及其附庸者共谋缔造的，这种共谋的结果是帝国的空间内部始终充斥着融合与冲突带来的持久动荡，同时也是维系和滋生帝国内部无限活力的源泉。如若按以上逻辑演绎，能够将帝国与城市两大主题共熔于同一目标的书写尝试，势必符合应代表时间的历时性（Diachronic）与象征空间的共时性（Synchronic）两种话语的有效组合。以传播为维度的历史叙事，或能满足对此问题的一些猜想。
传播是一个古老而又弥新的人类现象，内涵庞杂而又引人入胜。在修昔底德笔下，传播的古典形式呈现为希腊城邦间的各种“交往”，尤指雅典的帝国行为呈现出的双面特性，反映出古典世界权力运行的现实图谱。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在其巨著《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中，令人信服地描述活字印刷机发明后取代由羊皮书与手抄本统治的思想与知识生产垄断时代的历史进程，报刊书籍作为一种流动的传播媒介改变了欧洲的人文地理与学术空间，为日后的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奠定媒介物质基础。肇端于近代西方的通讯技术创新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与社会革命，19世纪晚期西方殖民帝国全球网络的布局，同期兴起的全球主义思潮，都与这场通讯传播革命有着密切关联，畅销书作家斯坦德奇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因特网”概念，正是当下互联网塑造的全球媒介大融合对19世纪早期全球化历程的旧梦新释。
城市是各种权力塑造的场域，帝国则是各种符号堆砌的共同体，传播由此穿梭于两者之间，不舍昼夜。一方面，通讯手段的迅捷提升帝国的中心与边缘、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日常社会联络，从传统的政治、经贸依附与宗教隶属关系，向重塑主权想象和地方性身份认同过渡；边缘区域城市与新型大都会的崛起成为这种双向交流的重要枢纽和力量展示。另一方面，传媒文化（报刊、电报与广播）串联并重构帝国，殖民地、城市内部间的政治符号互动、影响并塑造着城市的公共舆论，乃至都市精英的空间交往。当然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讲，作为观念载体的城市建筑景观、城市设计规划，无不带有传播统治者的文化霸权与帝国价值观的宗旨。如果我们认同社会学家把城市视作国家——社会视野中的“隐蔽议程”，或是传播学者提出的“城市传播”之理念，那么历史学家或许更应该把传播现象看作是以时间性为脉络的帝国政治话语和以空间性描述为主线的城市文化研究的“混搭”中介，理应赋予其应有的叙事地位；或是由此来剖析思想史研究中涌现的与所谓时代精神断裂或隐匿的，却具备独特审美特质的思想根源，帝国想象与感知城市往往是这类思想赖以栖身的幽暗领域。
我们亦可以大胆认为，传播也在共时性的维度中，悄然影响着帝国与城市之间微妙而复杂的辩证关系。譬如，在经典历史叙事之中，城市往往成为一种现实存在而被记录，而帝国作为一种政治和治理形态则栖生在城市之上，神庙遗迹之于苏美尔，庞贝古城之于罗马，君士坦丁堡之于拜占庭，城市永恒而帝国易逝；而在现代性和社会媒介化的挤压与传播之下，帝国嬗变为拥有真实存在感知的修辞指称，城市的描述则更为倾向于象征化、个性化与浪漫化。不久前巴黎遭遇“史无前例般”的暴恐袭击之后，我们或许会不由自主地附议李普曼所描述的脑海中那“挥之不去的世界图景”：邪恶帝国似乎就在身边，而浪漫之都早已今非昔比。由此观之，如何重新发现城市，如何再次定位帝国，如何把媒介化时代深入人心的情感结构融入到写作之中，或应成为我们开展研究行动与历史写作所要再三考虑的。
笔者以两种历史叙事作为范式，试图以偏概全来呼应本文的想象。其一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属于典型的宏大叙事范畴；其二则是笔者偏爱的文化史学家卡尔·修斯克的著作《世纪末的维也纳》，堪称将共时性与历时性完美融合的思想史写作范本。
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新发掘，着重分析和揭示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传播、权力与资本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传播技术的社会属性，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在具体分析中，是探讨“传播如何在社会中建构，形成传播渠道的社会因素，以及通过这些渠道传播信息的范围”。可以看出，强调传播现象的独特性和其作为政治经济问题的分析工具，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突出特征。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兴盛于加拿大，以哈罗德·英尼斯（1894-1952）为代表的多伦多学派就极为强调传播媒介的空间属性对于帝国治理的重要意义。从学术环境来看，加拿大作为英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崛起霸权美国的地理接壤，使其身处传统帝国边缘而不得不与新兴大国唇齿相依。这种特殊的依附关系使得加拿大学者对该派学说抱有浓厚兴趣，并延续至今。
这里要特别提及英尼斯的思想与著作。英尼斯早年师从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创始人罗伯特·帕克，以研究加拿大经济社会史而声誉鹤起。他在《传播的偏向》与《帝国与传播》两本著作中，创造性提出西方文明史进程中的时间与空间偏向的宏大历史命题。在英尼斯看来，城市是最适合彰显统治阶层掌控媒介资源与产品之地，也是发生时间与空间偏向最为明显的载体。他因此提出制衡传播的偏向政策倡议，实质反映战后盎格鲁-撒克逊知识精英对英帝国未来命运的思索。自然，英尼斯的现实落脚点是对处于美利坚经济霸权阴影下加拿大的忧虑，但他对媒介特质形而上学的深入探讨，对日后从事媒介生态与都市研究的学者启发极大。
与英尼斯相比，刚辞世不久的普林斯顿历史学家卡尔·修斯克（1915-2015）则用更为个性化和感性化的笔调来书写世纪末（Fin-De-Siècle）时刻的奥匈帝国都城维也纳及其离群索居的一大批现代主义分子的思想及其作品。正如修斯克在导言中所谈及的，之所以选择维也纳作为论述的焦点，乃是意识到现代欧洲思想史诸多议题的纷繁复杂与现代主义运动的诸多特征，根本无法通过所谓的时代趋势和内容分析方法来加以连贯。一言以蔽之，如果历史学家不懂得从空间角度去介入和理解文化，不愿挣脱所谓的时代精神与文化内在延续性带来的思想羁绊，那么历史学家编织的思想图谱，或将遭至其他领域学者的冷遇。修斯克认为，“作为整体的思想史，若想保持其分析上的生命力，就必须采取挖洞插杆的方法。”这种治史态度极大地释放作者对于维也纳的文化想象，特别把19世纪以来城市发展与建筑群对于现代主义思潮深邃且反讽的心理影响，把一个处于自由主义政治颓败期的帝国政治空间中生成的现代主义实验室描绘得格外迷人。弗洛伊德、马勒、勋伯格、柯柯什卡、克里姆特、施尼茨勒、霍夫曼斯塔尔这些维也纳文化精英，借此在哈布斯堡王朝愈加排外、保守的政治空间中，自我陶醉于最具世界情怀的现代艺术探索，经历着思想毁灭而又重生的曲折历程，而这一切都在维也纳的环城大道与大街小巷、美术馆、歌剧院、公园、沙龙与咖啡馆中蠢蠢欲动，生生不息，终有一天会被世人所知晓而憧憬不已。笔者以此为大胆推测，作为曾经的激进知识分子，修斯克是否也在借维也纳的文化精英对于社会虚伪价值的断然否定和以此遭受的心灵创伤为自勉，来为自己在上世纪60年代因加入学生反战运动失败而被迫离开伯克利做个人心路历程的创伤脚注呢？这或许又是另一段现代学术思想史的延绵了。
作者：贾敏（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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