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希曼是我心目中的智识英雄，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

作为三重思想家的阿尔伯特·赫希曼，他的一生就是在不断的退出与呼吁之间，维持着特有的忠诚品质。当然这种在呼吁与退出之间所耗费的机会成本，在外人看来是相当高昂的。这种退出与呼吁并举的姿态，难道不是赫希曼忠诚于内心的文学想象力，忠诚于克洛尔尼曾经给予他的谆谆教诲，忠诚于真正人文主义传统的最佳体现么？

有关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1915—2012）这位德裔美籍学者的生平与著述,这些年始终占据着我的阅读空间。作为一名非经济学专业的思想史爱好者，我怀着一种渴求新知与自我启蒙的态度阅读赫希曼：他的发展经济学著作，能够帮助我了解冷战思维与现代化在拉丁美洲的前世今生，进而走近赫希曼人生与思想历程的若干关键点；他的几部思想史经典之作，则是我案头的常备之物，每次阅读都有新的收获。更有甚者，与友人闲暇交谈时，我都会以一种近乎急切推销的方式怂恿他们阅读赫希曼的文字，并以赠书相“要挟”，令朋辈有赚到“免费午餐”般的惊喜感。于是在不经意间，我得到了一个“赫希曼贩子”的称呼。颇为巧合的是，赫希曼就曾因呼吁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所持的进步改革立场，被圈内人士扣上一个“改革贩子”（reform monger）的绰号，他也欣然接受。如此看来，能够坦然接受馈赠绰号与戏谑之辞，本身就说明这是一个贴切的词语，抓住了某些现象的规律与本质。

赫希曼9岁时留影  图片均来自HumanityJournal

扪心自问，这还不够。每每扮演介绍赫希曼思想的推销员角色，兴奋之余都会平添些困扰。困扰的源头在于，赫希曼这位20世纪传奇般的人物，他的人生故事、学术思想、对后世学人的启迪，经我率性而为的描述与表达，是否会导致误读与过度阐释的可能倾向；抑或在某个时刻，遭遇类似赫希曼语境中“隐藏之手”的戏弄和曲解。所以，我感到颇为惶恐。可以肯定的是，赫希曼并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故事被过度偶像化。譬如，这个世界欠他一枚诺贝尔经济学奖荣誉奖章吗？对此，他未必看得很重。的确，赫希曼非常享受学术头衔与世俗荣誉带给他的愉悦和满足感，这为他带来世界范围内的持久声誉。然而，赫希曼更为在意的，乃是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领域，能够最终接纳他孜孜以求为之思考、实践并热情呼吁的那一连串如珍珠般宝贵的小想法（petites idées）——可以用作“证明哈姆雷特最终是错了的”的观念小魔方，那些最贴切、最合适的词语（mots justes），能够巧妙地表述人类社会过去、当前、乃至未来诸多行为的趋向与未曾预料的后果，并在内心深处为之击掌叫好。或许可以这样表达：我们尝试理解历史语境中的赫希曼，就是围绕他留给我们的几个词语组合铺叙而开的。

所以我常常有这样的写作想象：一个积极向世人展示某种“自我颠覆倾向”的知识分子，谆谆告诫我们“在一个人一生中的某个时刻，自我颠覆可能会成为自我超越的主要途径”的思想家，也一定欢迎他人通过典型的赫希曼式的叙事方法，拾取赫希曼式的一连串最贴切的词语，移用赫希曼式的散文体，勾勒出一幅他者眼中的赫希曼肖像。毫无疑问，这既是一项高难度的学术研究工作，同时也是一趟充满魅力的思想冒险之旅。

拾起“最贴切的词语”的写作基础，则必须有接近赫希曼生命与思想的文本与渠道。留给青年赫希曼深刻思想印迹的马基雅维利以为：成功需要三样物品，分别是美德、机会与运气，三者缺一不可。赫希曼则进一步指出，勇敢走进某些未知的领域，我们需要创造一种可能主义（possibilism），当美德与运气互相交错缠绕时，你的机会可能就来了。

赫希曼说得没错，事实的确如此！首先，带来美德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知名学者、以拉丁美洲与全球史研究享誉学界的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教授。他以一人之力花费数年走访友旧，翻阅往来书信和未刊档案，聆听赫希曼夫妇与家人讲述人生际遇，倾力铸就一部精彩绝伦的传记作品《入世的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这部原著近800页，中译本将近千页的原创性巨著，是我们进入赫希曼外部与内心世界最为重要的桥梁。少年时代的阿德尔曼就是赫希曼的忠实读者，绿皮封面的《激情与利益》（Passion and Interests）令他印象深刻。且不谈这本著作日后所获得的极高赞誉和纷至沓来的各类学术与阅读封赏，以及在全球掀起的赫希曼热潮，阿德尔曼在考虑如何撰写导言部分时，就义无反顾选择“最贴切的词语”作为标题。正如他在导言当中所谈及的，“词语（文字）给予赫希曼莫大的安慰，而且也是我们理解赫希曼知识想象的重要线索”。词语之于赫希曼，犹如数理方程式之于现代经济学家。在赫希曼看来，词语所能带来的隐喻或概念，要比机械枯燥的数学定律更具创造性。有人以为这是赫希曼不善数学推演而所做的刻意表达，殊不知早在上世纪40年代，赫希曼就以其在数理统计方面的过人才赋，率先提出测量产业集中度的指数(按：即Herfindal-Hirschman Index)，以及考察国民收入分配程度指标而被广泛知晓的“基尼系数”的原初版本。换言之，阿尔伯特·赫希曼才是“基尼系数”的真正发明者，他的才华并不需要模型来证明。

美德的荣耀归属于赫希曼传记的成功出版，那么不可预知的运气则发生在笔者与阿德尔曼教授之间奇妙的邂逅故事。那是5年前的故事。

2012年上半学期，我在南京大学中美中心担任访问学者，准备我关于美国新闻文化史的研究。在书店阅览新书时，偶然间翻读到赫希曼《反动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Reaction）的中译本，对赫希曼式的论述风格顿时产生无法抗拒的智识亲近感。凑巧的是，当时我正在阅读另一位普林斯顿历史学者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T. Rodgers)的思想史新著《断裂的年代》（Age of Fracture）并打算撰写学术书评，阅读《反动的修辞》进一步佐证了罗杰斯与赫希曼共同持有的观点，即当代社会科学家玩弄文字游戏的危险后果在于扩大了不同思想光谱间的交流困境。

在赫希曼看来，词语所能带来的隐喻或概念，要比机械枯燥的数学定律更具创造性。

赫希曼原本想用的不是反动，而是“不妥协”（intransigence）这个词，但是出版商和他本人最终都同意妥协，因为他们一致觉得美国的读者可能拼不出这个词汇，从而酿成另一种难堪的不妥协。有意思的是，后来阅读《入世的哲学家》的作者致谢辞，我才意识到阿德尔曼也是通过罗杰斯的引荐得以与赫希曼及其家人建立联系的。用阅读串起的奇妙思想网络，往往就是这么令人倍感愉悦。

翌年年初，历史系周兵教授嘱我参加复旦-普林斯顿“交错的全球史”冬季研修班，顺便也帮忙参与普林斯顿大学在上海举办的论坛活动，可以发挥我善于学术联络与接待服务的能力。当我为前期联络做准备，在网络上搜索美方教授学术履历的时候，惊喜地发现组织此次研修班的美方学者，正是即将要出版赫希曼思想传记的阿德尔曼教授，一时间真是感觉天上掉下了馅饼。系里安排我负责接送阿德尔曼与另一位普林斯顿教授往来复旦光华楼与浦东论坛现场之间的通勤事务，这样凭空就有更多闲暇交流的机会。回想起来，研讨班授课的内容已经不大记得，名流荟萃的普林斯顿上海论坛也印象模糊，而与教授关于赫希曼话题的热烈讨论则贯穿始终，高潮迭起，意犹未尽。我向他表达了读完《反动的修辞》之后难掩的兴奋之情和对赫希曼这个神秘人物的莫大好感，希望能早日读到阿德尔曼的传记大作。阿德尔曼则对此次中国之行遇到一个赫希曼崇拜者而颇为高兴，与我畅谈许多自己研究赫希曼过程中的趣事。他提醒我《反动的修辞》属于赫希曼的晚年作品，若要全面理解他的思想图景，除了阅读他之前出版的若干重要作品，通晓赫希曼人生经历的几个重要分叉口，试着去感悟与理解知识分子在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内在张力也是殊为必要的。我记得当时阿德尔曼对于传记的成功出版也是自信满满；他还告诉我，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位神秘博士，他选编的最具赫希曼风格的论文集《赫希曼精粹》（The Essential Hirschman）也即将交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付印，嘱我有时间好好读一读这些文章，必有新的感悟与收获。如今，阿德尔曼赠予我的赫希曼传记及其主编的赫希曼论文集都是我书架上最常被翻阅的外文书籍，实在是获益匪浅。

美德与运气都齐全，机会也就纷至沓来了。自赫希曼离世以后，国内读书界不少学者纷纷撰文纪念推崇，掀起一股不小的赫希曼阅读热。两部经典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激情与利益》都在细致翻译修订后重新上市，颇受瞩目。勤勉的译者贾拥民博士不仅把赫希曼的散文体自传《自我颠覆的倾向》译介到国内，而且一鼓作气啃下了《入世的哲学家》的全部翻译任务，并在去年由中信出版社发行，文字与文采皆为一时之选。韦森教授还特地为该著撰写了一篇极为翔实、精彩的赫希曼学术生涯介绍，让赫希曼的地位和影响力在中文学术界变得更加完整和清晰。韦森教授还身体力行，通过公益讲座的形式面向大众读者介绍赫希曼，帮助读者了解其为人，熟悉其形象，培养知情读者对于赫希曼的持久兴趣。我作为讲座的聆听者和提问者，深感对赫希曼的理解又增进许多。

“赫希曼是我心目中的智识英雄，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这句发自肺腑的由衷赞叹，代表阿德尔曼教授对于赫希曼思想的别样“忠诚”。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赫希曼的体悟与了解亦日渐加深。在他所处的那个学科建制化、体系化不断加深，刻薄呼吁、优待退出的学术时代，赫希曼身上古旧又弥新的共同体精神，维系着我对学术理想的特殊忠诚感：你可以是全球的和离散的，但却不能是没有根基的；你可以穿越边界，改变身份，却不能失去驾驭语言的激情与智慧。语言，特别是书面形式写下的语言，乃是精神和心灵的居所。正如赫希曼所谆谆教诲的，一个能自由驾驭语言的人，即使在黑暗之中也能找到光明。

争辩的方式并不是针尖对麦芒，而是善用词语，借助隐喻，喜好用修辞的方式与对手展开一场场颇具古风意蕴的思想论辩从研究知识分子的维度出发，除了称许阿尔伯特·赫希曼是一位“入世的哲学家”之外，还有一个称谓值得赫希曼思想的追随者考量一番——所谓“三重思想家”（Triple Thinker）。

三重思想家的称谓，缘起于美国文学批评巨擘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出版于上世纪30年代的同名文学批评集（The Triple Thinkers）。在威尔逊著作的扉页上，录有法国小说家古斯塔夫·福楼拜写给他的情人路易斯·柯雷小姐的一段书信摘抄：“真正的艺术家，难道不应该就是一位三重思想家么？”熟悉法国文学史的读者都知道，福楼拜是描写19世纪最投入、最富激情的写作者，也是一名“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信徒。深入虚拟角色的内心深处，编织创作者与虚构人物之间的亲密对话，乃是福楼拜一以贯之的美学追求；“包法利夫人，那就是我”的名言脍炙人口，传诵一时。正是在高举文学唯美主义的旗号下，福楼拜风格与找寻“最贴切词语”之间，成为语义互通的近义词。阿德尔曼开篇导言所选用的标题“最贴切词语”，也正是呼应赫希曼青年时代对福楼拜小说的由衷喜爱，以及对赫希曼意欲效仿福楼拜风格、选用贴切词语实践历史的隐喻表现。

赫希曼的妻子莎拉曾告诉阿德尔曼，历经颠沛流离的赫希曼，其实并不太愿意与他人分享所谓的人生感悟，缄默其口、笑而不语是他的工作常态。然而，在深夜寂静相处的时候，赫希曼最偏爱做的事情，就是捧出他在欧洲时收藏的各类诗歌散文集与小说，拉着妻子与他一起阅读、讨论，欣赏若干精彩片段而同声吟诵。赫希曼与妻子都有极佳的欧洲语言功底和一流的文学鉴赏品味，无论他们身处何处，交流文学话题的语言首先必定是法语。福楼拜的小说更是他和莎拉的心头挚爱。赫希曼愿意与妻子一同探讨福楼拜小说中那些敏感而又巧妙的词语，无论是神态描写，还是外貌刻画，抑或是男女情色行为的露骨描述，都能无拘无束，畅快交流。莎拉告诉阿德尔曼，这个时候的赫希曼是愉悦且愿意分享内心感受的，是可以让身边亲近的人进入其内心深处的。阿德尔曼以为，这些内容要比赫希曼的那些“英雄事迹”或“冒险经历”更加弥足珍贵，更加能够反映出这位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思想迷宫。

值得注意的是，福楼拜书信中提及三重思想家的语境，与埃德蒙·威尔逊运用文学批评方法加以解读、归纳和提升的三重思想家所指，有着辩证法意义上的内在逻辑。这位审读文学作品目光如炬，彼时对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兴趣高涨的美国头号批评家，犀利地指出福楼拜的写作实践与其自我表述之间，恰恰存在着矛盾之处。福楼拜在写作中追求逼近真实，偏爱用冷峻视角对社会问题展开剖析，痴迷于对作品创作的情感流露，此类举动反证了福楼拜这样的浪漫主义文学家早已不自觉地介入公共事务，融入到19世纪法国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去。文学家所具备的对外部事物的敏感特征，恰恰是对信仰、对国家、对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义务与道德责任感的辩证展现。威尔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旨在通过辩证法的剖析，说明这类文人作家对于社会事务始终抱有复杂而多面的矛盾态度，而绝非是书面话语所表达的那般沉溺于自我构建的文学伊甸园。威尔逊认为，这类知识分子往往都有激进参与社会事务、敢于表达理想主义的人生经历，常常在经历智识层面或社会事务的情感挫折后不得不撤回由文字包裹的自我世界，适时治愈创伤，反思自我，期待在某个时刻和阶段，鼓起勇气重新归来。这个时候的他们已然升华为威尔逊眼中的“三重思想家”了。

威尔逊“三重思想家”的论述，对美国知识分子群体产生过重要影响，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聚焦在纽约的犹太裔激进文学青年们，他们当中的莱昂·特里林、欧文·豪、阿尔弗雷·卡津等都是后来被誉为“纽约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性人物。威尔逊透过文学作品论述政治，表达知性意识与道德责任，抗拒资产阶级庸俗文化的诸多表现，后来都成为纽约知识分子所信奉的标志性理念。

说句题外话，作为犹太裔知识分子的阿尔伯特·赫希曼，对于纽约知识分子群或许应该所知晓。但是通读传记，除了离开纽约前往哈佛执教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与他交好，赫希曼的思想交流圈似乎与之并没有交集，颇有些令我失望。或许是因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间短暂，或是频繁在外考察旅行的缘故，他竟然对这个智识群体没有过多关注。当然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纽约知识分子群体身上曾经环绕的世界主义已经逐渐退潮，新保守主义的情绪正在积累，后者则是赫希曼到了晚年认真批判的思想对手。

由威尔逊“三重思想家”的视角再度审视赫希曼，或许能带给我们新的意义。三重思想家赋予赫希曼的，是借助良好的文学素养，加之丰富而多元的社会科学学术熏陶，运用贴切的词语理解现代社会形态变迁的认知能力。这种特别的文学认知素养（想象力），一方面可以抚慰赫希曼在生命历程中曾遭遇的各类创伤，在平静中愈合伤口，不放弃任何可能性的出现。另一方面，文学素养的深厚与迷恋“小思想”、“小观念”的思考偏好，养成了赫希曼身上独特的气质：看似平静随和、实则内心桀骜不驯、善于争辩；而争辩的方式并不是针尖对麦芒，而是善用词语，借助隐喻，喜好用修辞的方式与对手展开一场场颇具古风意蕴的思想论辩。

赫希曼文学想象力的养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受到多方面机缘的垂青与眷顾。赫希曼青年时期在巴黎流亡时结识的意大利社会民主党人，日后成为他姐夫的欧亨尼奥·克洛尔尼，这是给予他最广泛文学视野，培养他逆向思维的人生导师。克洛尔尼师承意大利美学理论家贝奈戴托·克罗齐，同时与文学批评家艾里希·奥尔巴赫有着密切合作。在克洛尔尼的言传身教之下，两种有着截然不同路径审视世界的观念融入赫希曼的头脑中：克罗齐关照当前历史进程，呼吁凸显历史写作的当前特性与审美气质；奥尔巴赫强调从西方古典作品中汲取养分，推崇在形式与细节上向古人看齐致敬；克洛尔尼以亲历意大利地下运动的惊险经验告诉他的妻弟，行动具有思想的力量和感召力，力量来自沿途观察和日常经验技能的获取，感召力则要刻苦培养自己在日常世界中发现零碎的“小想法”“小观念”的能力，只要聚沙成塔，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这些思想小碎片就有可能颠覆我们对于传统世界的固有看法。

作者：贾敏（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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