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航天事业在一穷二白中艰难起步,
归国后的梁思礼面临着极为窘迫的局面:
没有资料,没有仪器,没有导弹实物。
除了钱学森外,
谁都没有见过导弹和火箭,
简直是两手空空。
但他知道“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
学自动化出身的梁思礼挑起了担子,
成为钱学森院长手下的十个室主任之一。
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
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人一起,
白手起家、自力更生,
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
使中国跻身世界航天强国之列。
能为此奉献一生,
他曾坦言,“感到无比的光荣与自豪”。
“东风一号”是我国制造的第一枚导弹,
也是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的成功具有深远意义。
然而,梁思礼谈及“东风一号”的成功时,
总是简单带过。
1962年“东风二号”发射试验失败,
却被梁思礼屡屡提及。
那次导弹发射不久后便摇摇晃晃,
“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
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炸出了一个大坑。
望着远处炸出来的大坑,
在场的很多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
梁思礼却一言不发。
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是一本“失败者之书”。
他生命中的67年,
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
——从第一次试射起,
一个又一个十年,
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
可“摔”得越痛,
父亲梁启超的话便越发透彻真切:“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
▲1966年“两弹结合”成功后,梁思礼(左二)与聂荣臻(左五)、钱学森(左四)等在发射现场合影。
况且,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
失败比成功“贵”得多。
正因为经历过无数次失败,
才有了梁思礼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
2006年9月9日,
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
梁思礼参与了研制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工作,
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上世纪80年代初,
梁思礼开始进军计算机辅助设计领域。
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
计算机软件的作用愈加凸显。
在他的大力倡导下,
可靠性的工作由硬件拓展到软件。
事实证明,梁思礼倡导的软件工程化,对载人航天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梁思礼与杨利伟等航天员合影。
退居二线后,梁思礼并未远离“战场”,
而是重新站上讲台,将航天的火种传给下一代。
正如他喜欢的那句名言:“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1999年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阅兵式在北京举行,
这一年也是梁思礼回国50周年。
站在观礼台上,
看着威风八面的导弹武器从眼前经过,
回忆起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史,
梁思礼感慨万千。
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航天事业。
在梁思礼家人的回忆里,梁思礼晚年仍关心国家大事,“经常与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老校友见面,谈论国内外大事”。他除了虚心听取众人议论,也常常谈及有关导弹的问题。
受父亲的影响,梁思礼的兴趣非常广泛。
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旋律欢快的曲调。旋律响起,躺在病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都会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
音乐没能留住这位老人,最后的希望被他写进遗嘱。
追悼会上,梁思礼生前爱听的《圣桑小提琴协奏曲》被循环播放。
与梁思礼共事的“长征二号F”火箭总设计师刘竹生,
二人相识半个世纪,送别老同事时,
77岁的刘竹生颤抖地写下一句话:
“下辈子我们还一起搞航天。”
梁思礼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走了。
而他对祖国的热忱,
对中国航天事业的贡献,
及对生命的“兴致”与“乐趣”,
却留了下来。
“也许总有东西比死亡更久远。”
和那个年代中国所有的航天科学家一样,
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
近处,找不见他们的名字,
设计图纸上没有,
光荣榜上也没有,
他们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掩埋的背影,
他们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
远处,他们的名字却越发清晰,
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
留在时代的注脚里。
编辑:储舒婷
责任编辑:樊丽萍
来源:北洋之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解放军报、新华视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