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尼采为何把苏格拉底视为悲剧艺术的杀手|嘉宾新著先睹㊴
【栏口词】热点问题的学术解读平台——讲堂至今已举办了140期，汇聚了280余名各界精英和学界领军人物。2019年的“嘉宾新著先睹”，摘编嘉宾从2018年7月至2019年年底出版的新著、序、主编说，展示学者们最新研究成果，彰显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力量。栏目将从7月13日起至12月，每周2-3期。7-9月已刊发35篇，10月将刊发11篇。
昨天领略了“康德大刀”的威力，今天推送同济大学教授孙周兴（讲堂第107期嘉宾）新著《未来哲学序曲——尼采与后形而上学（修订本）》，感受一下尼采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批判。2016年，专攻德国哲学和艺术哲学的孙周兴完成了“尼采三书”《悲剧的诞生》《查来图斯特拉如是说》《权力意志》的翻译后，着手写了这本尼采研究著作，形成“尼采3+1”。本书结构新颖，用三句话“人生是虚无的”“文化是虚假的”“生命是刚强的”来统摄全书，试图对尼采思想做系统的完整体现。在本次编摘的“苏格拉底与乐观科学主义”中可以看到尼采对哲学失去对科学的驯服所导致种种失范的讨伐。
《未来哲学序曲——尼采与后形而上学》（修订本），孙周兴著，责编鲍静静，商务印书馆，2019年1月出版，定价75元
【自序编摘】
以三句话来呈现尼采整体思想
尼采创作生涯约20年，通常被分为早、中、晚三期——有意思的是，这三期之间差不多都是6至7年的时间间隔，显示出一种思想运动的神奇节奏。
早期尼采（1869—1876年）以《悲剧的诞生》（1871年）和《不合时宜的考察》（1873—1876年）为代表作。在前书中，尼采借助于希腊悲剧来讨论艺术文化的本质，推崇把“阿波罗精神”与“狄奥尼索斯精神”这两种原始力量融合起来的希腊悲剧艺术。而在后书中，尼采展开了对同时代文化现象的批判和考察。此时的尼采对瓦格纳赞赏有加，指望通过瓦格纳的音乐来复兴悲剧文化，从而也就是复兴欧洲文化和欧洲精神。
中期尼采（1876—1882年）写有三本重要著作，即《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年）、《曙光》（1881年）、《快乐的科学》（1882年）。尼采本人把自己这个时期的哲学称为“上午的哲学”。在题旨上，尼采这些著作主要着力于对“颓废”（décadence）现象及其道德和宗教根源的揭示和分析。特别在《快乐的科学》中，尼采对基督教的指控达到了极致，终于喊出“上帝死了！”的骇人口号。
晚期尼采（1883—1888年）著述最丰，尤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年）、《善恶的彼岸》（1886年）和遗稿《权力意志》（1886—1888年）为重要代表。应该说这是尼采哲学的顶峰时期。在这个时期，尼采终于提出了自己对于个体此在之意义问题的解答，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基本“诊断”和“疗法”。尼采的“诊断”传达在他的“虚无主义”命题中；而其“疗法”则是由三个基本词语——“超人”“权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来表达和组织的思想方案。
尼采（公元1844年10月15日-公元1900年8月25日）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虽然尼采三个时期的思想各有所重，但三者之间并未构成重大的断裂，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连续的推进。那就是：个体此在（Dasein）的有限性和真实性，或者说个体实存（Existenz）的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种文化和人性的可能的完美状态，一种美好生活的可能性。
由此也可见，尼采思想中实质上是深含着对于当下文化和人类未来生活的关怀的。
尼采不是一个显白和严格的思想家。有一天，我突发奇想：能否直白简单地道出尼采思想的要义？当时我提出了三句话：
1. 人生是虚无的；
2. 文化是虚假的；
3. 生命是刚强的。
这三句话的逻辑是尼采思想的动因。从他第一本书《悲剧的诞生》开始，就在说这三点了；到晚期“权力意志”哲学，依然在说这三句话。
后来，我就试着用这三句话的逻辑来结构本书。第一编为“虚无”，第二编为“谎言”，第三编为“生命”。就“虚无”而言，有四个“人物”最为重要，即叔本华、瓦格纳、苏格拉底和耶稣；在“谎言”中，将重点讨论“形而上学”“道德”“科学”和“启蒙”四大论题；“生命”涉及的是后期尼采哲学的“主楼”（虽然最终没有完成），试图从两大形象（即狄奥尼索斯和查拉图斯特拉）以及两大主题（即“权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来展开讨论。
我希望用这样一个简单的结构来表现尼采的三句话逻辑。这同时也意味着，本书希望以此结构来系统地呈现尼采的整体思想。
尼采哲学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海德格尔称尼采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尼采不仅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激进批判者，更是一位关怀当下、指向未来的大哲。
2013年9月22日记于柏林布赫霍尔策街
【正文选编】
苏格拉底的“科学乐观主义”为何被尼采视为敌人
尼采在早期著作的《悲剧的诞生》（1872年）中，首次把苏格拉底视为希腊理论科学传统的肇始者和希腊悲剧艺术的杀手。
民族的文化表现在对自身各种冲动的“协调驯服/抑制”
通常人们把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视为一部美学或艺术哲学名著，但它更是一部一般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尼采借助于希腊悲剧来讨论艺术文化的本质，推崇把“阿波罗元素”与“狄奥尼索斯元素”这两种原始力量交集、融合起来的希腊悲剧艺术，从而建立了他那以古典希腊为模范的宏大文化理想，一种协调发展的均衡文化理想。而苏格拉底则被认为是这种均衡文化状态的破坏者，他的破坏首先是从对悲剧艺术的摧毁开始的。也因为有了这个文化理想，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表面上看来是一部“怀旧之作”，实际上却是有直面现实和指向未来的力量的。
尼采的想法朴素而自然：人有各种自然的冲动，一个民族的文化也是各种冲动的合力表现。于是，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民族群体，都有一个如何处置和安排各种冲动的问题。尼采为此提出了“驯服”或“抑制”（B?ndigung）一说。在尼采看来，“希腊人的全部冲动都表现了一种驯服性协调——让我们称它为希腊意志。这些冲动中的每一个冲动本身都竭力追求永存。古代哲学家试图用这些冲动建造一个世界”。而更一般地，尼采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就表现在对自身各种冲动的“协调驯服/抑制”（einheitliche B?ndigung）：“哲学驯服知识冲动；艺术驯服迷狂和形式冲动；阿伽帕驯服爱洛斯；等等。”
尼采这里所说的希腊人还是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人，特别是所谓“悲剧时代”的希腊人。那是尼采心目中独一无二的最美好的人群和人类文化样式。文化好，人性也好，体格也最好。尼采这种设想有某种假定和虚构的成分，毕竟公元前6至前5世纪的希腊没给我们留下充分有力的文献证词。
《悲剧的诞生》，【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周国平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三种文化类型为人生难题提供通道：苏格拉底-理论文化又称“科学乐观主义”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大抵做了一个假定：不同的文化种类（形式）都是为了解决这个人生难题，或者说是要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通道和办法。尼采分析了三种文化类型，即“苏格拉底文化”“艺术文化”和“悲剧文化”，又相应地依次把这三者称为“理论的”“艺术的”和“形而上学的”文化。
尼采把“苏格拉底—理论文化”称为“科学乐观主义”，实即“知识文化”，或者说，就是我们今天了解的以欧洲—西方为主导的、已经通过技术—工业—商业席卷了全球各民族的哲学—科学文化；在现代哲学批判意义上讲，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主义了，是欧洲传统形而上学的主流，尼采说它是一种“科学精神”，是一种首先在苏格拉底身上显露出来的“信仰”，其一，自然是可知的；其二，知识是万能的。这也是近代启蒙理性精神的根本信仰。这种“苏格拉底—理论文化”类型的功效，就是要“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了。而苏格拉底的“知识即德性”原理，已经暴露了这种文化类型的盲目性、片面性和虚妄本色。
尼采所谓的“艺术文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了解的艺术。首先当然是“阿波罗艺术”了，典型如史诗文学、雕塑和建筑等造型艺术。这种“艺术文化”类型的功能，就是“通过审美获得解放”，或者以尼采的讲法，是“在假象中获得解救”。拿希腊来说，尼采认为，以神话为内容的希腊艺术，就是希腊人为了对付和抵抗悲苦人生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假象世界”。显而易见，它具有某种“自欺”的性质。
“悲剧文化”何以又被叫作“形而上学文化”呢？希腊悲剧中发生的这种二元性（阿波罗元素与狄奥尼索斯元素）交合，乃缘于希腊“意志”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神奇行为，就是说，是一种“生命意志”在发挥作用。在这里，尼采赋予悲剧以一种生命/意志形而上学的意义。“悲剧文化”这条途径，我们不妨称之为“通过形而上学获得解放”。
在尼采眼里，前面两种文化类型，都是对“人何以承受悲苦人生？”这样一道人生难题的逃避，而只有“悲剧—形而上学文化”能够正视人世的痛苦，通过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来解放悲苦人生。因为悲剧具有“梦”（阿波罗）与“醉”（狄奥尼索斯）的二元交合的特性，它是个体的破碎，是“个体与原始存在的融合为一”。实质上就是指变幻不居的现象背后坚不可摧的、永恒的生命意志。悲剧让人回归原始母体，回归原始的存在（生命/意志）统一性，“让人们在现象世界的背后，并且通过现象世界的毁灭，预感到太一怀抱中一种至高的、艺术的原始快乐”。在这种形而上学意义上，“原始痛苦”与“原始快乐”根本是合一的。
阿波罗（左）与狄奥尼索斯（右）
尼采将“科学乐观主义”视为“悲剧—形而上学文化”的敌人
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一书实际上只是要解决：悲剧是如何诞生的？悲剧又是如何衰亡的？悲剧有可能再生吗？而与这三个问题相关的，依次是三个核心形象：狄奥尼索斯、苏格拉底和瓦格纳。与悲剧之诞生、死亡和再生相关地，尼采实际上也区分了三个时代：悲剧时代、理论人时代（实即科学时代）以及叔本华—瓦格纳的时代（悲剧的再生）。
至于悲剧的死因，尼采从戏剧内部抓住了欧里庇德斯，认为后者导致了悲剧的平民化、俏皮化和理智化；尼采从外部深揭猛批哲学家苏格拉底，把后者看作希腊悲剧艺术的真正杀手。尼采更愿意把“苏格拉底—理论文化”树为自己的敌人，把它与他所推崇的“悲剧—形而上学文化”对立起来。
自然可知，知识万能，科学/理论乐观主义由此成形。近代启蒙理性的要义也在于此了。尼采于是说，“自苏格拉底以降，由概念、判断、推理组成的机制，被当作最高的活动和一切能力之上最值得赞赏的天赋而受到重视”。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理论人/理论家”类型，苏格拉底正是这个类型的典型。而在今天，在全球科学化和技术化的时代里，“理论”已经席卷全人类，“理论”无所不在，人人都在“理论”，谁不是“理论人”呢？
在《悲剧的诞生》中，特别在后半部分中，尼采更关切的问题是：“理论人”还能搞艺术吗？这是要追问悲剧之再生的可能性。大概可以表达为：知性科学的时代作诗是如何可能的？
在今天，在全球理论人的现时代，这个问题当然更加令人焦虑。
哲学的功能是为文化开路，“悲剧的隐退”等于“哲学的终结”
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主要讨论悲剧时代的“悲剧艺术”。尼采甚至认为，如若悲剧时代只有“悲剧艺术”而没有“悲剧哲学”，则这种文化也难言完美，仍然是一种失衡、失控的文化。在尼采关于希腊哲学和艺术的本质的描绘中，仍旧是他所使用的“驯服”或“抑制”（B?ndigung）一词。尼采所说的“驯服/抑制”是一种驾驭，一种协调性的发挥。在尼采所谓“驯服性协调”意义上，艺术与哲学就处于相互配合又相互分离的状态中，一种既相互亲近又相互区分的状态。
哲学家应该认识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而艺术家则应该把它创造出来。”哲学是“认识”（显然不是狭义科学的意义上的认识），艺术是“创造”——这是尼采对于哲学的第一重规定。从这个规定出发，尼采进一步认为，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必然是“否定性的”，他不能创造文化，但可以为文化“开路”，或者可以“弱化”文化，从而把它“保存”下来，或者可以毁掉文化。如此看来，一种完美的文化状态就应该是艺术文化与哲学文化——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讲法，诗与思（Dichten und Denken）——的和谐共生、互助互为的文化。也正因为这样，艺术的命运也就是哲学的命运。就希腊而言，尼采把“悲剧的隐退”与“哲学的终结”看作同一个事件。而在后苏格拉底时代里，艺术和哲学都处于失控、失度的放任状态中了。这种失控状态的最明显标志是科学理性的过度发展（知识冲动失控）以及科学对艺术的挤压。
尼采认为，是到了苏格拉底，哲学与艺术才变成了敌对
于是，尼采开始了对苏格拉底的深揭猛批。
油画《苏格拉底之死》，【法】雅克.大卫，1787年创作
哲学是对知识冲动的驯服。因此，有没有成功地控制知识冲动，就成了区分前、后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第一个标准。“伟大的古代哲学家是普通希腊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苏格拉底之后他们却形成了诸派别。哲学慢慢从手中丢掉了控制科学的权力。”进一步，尼采认为，早期希腊哲学具有真正的政治意义，当时的哲学家们是实践性的，是积极介入的，是与希腊生活打成一片的，而苏格拉底之后的希腊哲学家却蜕变了，变成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的了，这也是区分前、后苏格拉底哲学的标志。
首先，在尼采看来，早期哲学与艺术的关系并不是敌对的关系，而是亲如姐妹的关系（当然尼采不至于否认哲学与艺术的区别）。但在后苏格拉底哲学家那里，哲学就不能与艺术相亲相爱了，而是满怀敌意了。其次，尼采认为早期哲学是非道德主义的，没有他所谓的“可恶透顶的幸福要求”。道德主义的根源在于个人主义，其始作俑者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完成了希腊的自我毁灭。”因为从苏格拉底开始，“对于自己的焦虑变成了哲学的中心”。个人过于关注自己，公民社会无以保存了。
尼采为此构想了一种新的艺术家类型，所谓“哲学家—艺术家”（Philosophen-Künstler）——或者我们干脆可以称之为“哲学诗人”——，他能够创造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来填补“空缺”。是哲学世界里的艺术家。这种艺术家类型具有至高的幻想和激情，而同时又具有哲思亲缘性。
在“知识冲动”失去控制的科学时代里强调艺术对于文明的拯救力，这诚然可以说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策略了。但一种文明的理想状态仍然是艺术文化与哲学文化（诗与思）的协调共生。对个体来说亦然，个体诗性与思性、艺术与哲学两个要素的协调发展，正是个体臻于和谐完美状态的通道。
与尼采不同，海德格尔认为是智者把智慧变成知识，热爱变成占有
后期尼采仍然秉持了他前期关于苏格拉底主义和“科学乐观主义”的基本判断。在后期的《偶像的黄昏》中，尼采专门讨论了“苏格拉底问题”，同样也批判了苏格拉底的“知识即德性”原则：“我试图领悟，那个苏格拉底的等式即理性＝美德＝幸福源于何种特异反应。这个世上最奇特的等式，尤其与古希腊人的全部本能相对立。”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的道德主义等式不只是反希腊的，是与希腊的本能相冲突的，而且是有病理根据的：人们总是偏爱白昼而惧怕黑暗。所以尼采说：“理性＝美德＝幸福，这仅仅意味着：人们必须像苏格拉底那样，制造一个永久性的白昼——理性的白昼——用以对抗黑暗的欲望。人们无论如何都必须是明智的、清楚的、清醒的：跟随本能、跟随无意识会导致衰退……”尼采认为，是苏格拉底首先区分了“理性的白昼”与“欲望的黑暗”，首先以白抗黑。其实我们看到，早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就已经做出过类似的区分，即所谓“清醒者”与“沉睡者”的区分。
《偶像的黄昏》，【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周国平 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后期尼采喜欢以“颓废”（decadenca）来界定“现代性”，指控他的批判对象，对瓦格纳如此，对苏格拉底也是如此。我们看到，在推崇早期“自然哲学家”这一点上，后来的海德格尔与尼采是一致的（只是海德格尔不喜欢用“自然哲学家”一说）。但在对智者的评价问题上，海德格尔与尼采则大不相同，海德格尔认为，智者们是罪魁祸首，正是他们掀起了一场求知运动（或者如尼采所讲的“理论”运动），把早期思想家的“智慧”（sophos）搞成了众人追求的知识对象，把款款期待的“热爱”（philia）变成了刻意的、充满欲望的占有，于是才形成了“哲学”（Philosophia）这门学问，才开始了以柏拉图主义为特征的哲学—科学的时代。尼采则相反，他认为智者也是“完全希腊的”。
（李念编摘于《自序》、第一编“虚无”第三章《苏格拉底与科学乐观主义》，原文约1.5万字，标题另加）
【目录】
【作者简介】
孙周兴，1963年生，浙江绍兴人。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美术学院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同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同济大学欧洲人文研究院院长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哲学、艺术哲学、技术哲学等。主要著作有《语言存在论》《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后哲学的哲学问题》《存在与超越》《以创造抵御平庸》《一只革命的手》等。主编有：“海德格尔文集”（30卷）、“尼采著作全集”（14卷）、“欧洲文化丛书”、“未来艺术丛书”、“未来哲学丛书”等。主要译作有：《海德格尔选集》《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林中路》《路标》《尼采》《哲学论稿》《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权力意志》等。
【编辑感言】
这一章节，通过尼采对苏格拉底作为唯智主义（科学乐观主义）哲学传统的祖师爷的深刻讨伐，彰显了尼采关于希腊悲剧这种均衡文化的理想。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开始崇尚自然是可知的，知识是万能的，并将此作为一种信仰，就是人类的一个形而上学的倒退，因此引发了哲学对知识冲动的失控，导致理性人、理性文化的肇始。而这些思想是否是一种起于现实、指向未来的预言呢？如果仔细去读孙周兴的原书，你就理解尼采哲学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思想。（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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