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教育与科考形式

2019-10-20信息快讯网

日本江户时代儒学盛极一时,儒学教育遍及京都、江户和各地藩校,却并未因此而形成八股取士制度。伊藤仁斋为东涯提供了一个研习儒学之家学,但最终促使伊藤东涯进行八股文写作实践的主要内在动因,则是他对文章的形式美之追求。

众所周知,日本平安时代曾仿效唐朝科举制而实行贡举,历时二百多年而结束,故其策论甚为发达。江户时代,儒学发达,课士制度(以四书五经及《史》《汉》考核士子)遍及江户、京都及各藩校,却始终未形成八股取士制度。

但鲜为人知的是,曾经有一位日本人正儿八经地写过44篇八股文,空前绝后,一枝独秀。虽不为官方科试而作,却也是日本儒学史上一道特有的景观。此人便是江户时代堀川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伊藤东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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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戌长崎试卷品等


儒学曾在日本江户时期盛行一时,出现了一大批颇有成就的汉学家。但八股文却没有在日本“逻辑地”形成,这与日本的人才选拔体制、教育制度密切相关。

日本于奈良时代开始举行贡举制,历时二百多年而结束,考试形式主要是策问。日本具有浓厚的儒学基础,从江户时代的儒学教育即可见一斑。京都、江户以及各藩校的儒学教育多以《论语》、《孟子》、五经、《史记》、《汉书》为研习对象,这些典籍正是明清科举考试的最主要的典籍。各儒学教育机构不仅以这些典籍教育诸生,而且采用了特定的考试形式。近年有学者注意到了江户时代昌平坂学问所的“学问吟味”的考试方式,其初试以小学、四书、七经为题目,其本试分“经义科”“历史科”“文章科”;并称其经义采取“章意”“字训”“解义”“余论”的固有顺序,这种答题方式曾被认为是“可以媲美明、清时期的‘八股文’的格式”(吴光辉,熊娟《日本“科举学”的转型与评价》,《厦门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但这毕竟不是八股文,并且这种学习与考核并不是为了选拔官员的目的,因而并不能算是一种科举制度。然而我们可以说的是,中国古代的科举文献在江户时代的儒学运动中备受重视,并渗透到了幕府官学——昌平坂学问所和各藩校的儒学教学与写作实践之中。

据昌平坂学问所关系文书,其考试分初场和后场。初场考《小学》,后场考《礼记》,其试诗则为七言律一首。其所出《小学》题或四书五经题(如《“士相见礼曰”章》《“凡学之道”至“所以尊师也”》),均属完整的句、节、章。在截搭题类的八股文风行于中国的时期,昌平坂学问所这种出题方式与明清时期的八股文旨趣(尤其是截搭题所引发的旨趣)相去甚远。

昌平坂学问所讲授的汉籍典籍范围甚广,除四书五经、《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之外,还有《三国志》《后汉书》《明史稿》《通鉴》《历代君鉴》《通鉴纲目续篇》《历朝纲鉴全史》《贾子新书》,于文学类则讲授韩愈文、《文体明辨》。昌平坂学问所还曾经讲授过陆陇其的《三鱼堂大全》,因而现存孤本陆陇其所选评的《一隅集》曾为昌平坂学问所收藏,似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昌平坂学问所的前身弘文院的创立者是林罗山,林罗山还曾创办自己的私塾上野忍冈私塾,昌平坂学问所的儒学讲习、科考形式在忍冈私塾已开其端。忍冈私塾每月举行门生讲会式,由门生十人组成,讲《论语》字义。每月进行月课的考核,每月出题,使诸生写作诗文,包括经、史、子、集的知识。林罗山之子林鹅峰为家塾设立规式(即规章),规定家塾的学习内容包括经、史、文、诗、倭五科,分十等评定门生成绩,家塾之教员即依据此成绩而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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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冈家塾规式


在各地藩校中,儒学以及子、史典籍同样备受重视,并形成相应的、基本与昌平坂学问所相同的考试制度。在文久二年(1862)长崎的试卷中,分“小学”“四书”“五经”“史科”诸科。四书考题是:《大学》“诗云穆穆文王”节,《论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章;五经的考题是《易》“九四或跃在渊”一节,《书》尧典“咨四岳”云云;史科考《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壬戌长崎试卷品等》,文久二年[1862]写本)。然后以上上、上中、上下等九品评定考生成绩,如第一号小药屋驹太郎之大学题名次为“下下”,论语题名次为“下中”。考试结果以《试卷品等》的考试录形式发行。佐渡的考试形式与长崎完全相同。其试题为:《小学》“君子之事亲孝”章,《论语·述而》“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章,《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章,《书·康诰》“王曰呜呼小子封”一节,《诗经》“泉水”篇,历史科考《史记》、《汉书》(同上)。

昌平坂学问所和各藩校的儒学考试中,其经义文主要是采用策对的形式。作为以功令的形式限定的、类似于八股文的答卷规定,尚未见到。由于其儒学教育的目的是出于加强诸生之修养,而非出于官员之选拔,再加上八股文写作的难度,因而深厚的儒学土壤并没有生长出八股取士形式。

日本汉学家对于明清的科举文献是熟悉的。自平安时代前后,直至明治时期,汉籍一直源源不断地流传至日本,大量的中国古代科举文献也随之传入日本。中国的儒家经典、经学传统以及与之相表里的古文传统、文章学理念仍然在江户时代被空前发扬,篏入了日本自身的思想文化建构之中,并延续到了明治时代。明清的科举文献(尤其是科举文集)是在一种特殊的语境下进入日本汉学的,这个语境就是日本的儒学进程。古文,是日本汉学家研习儒家经典的途径,而“古文”这一概念原本即因与时文的对峙而产生,王守仁说:“夫自百家之言兴而后有《六经》,自举业之习起而后有所谓‘古文’。”(王守仁《重刊文章轨范序》,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16页)明清时期很多古文之选本或研习古文之专书,其目的仍在服务于举业,故时文之理念、方法、范畴也渗透于这一类以“古文”为名号的书籍之中。这些理念、方法、范畴也伴随着日人经由古文而研习儒家经典的过程。尽管日本的贡举制度止步于11世纪,但是明清大量关于八股写作技法的专书仍源源不断地流向日本,成为其汉文写作法的资源。

并非江户时期的汉学家不知道八股文的存在,而是八股文体既未成为日本科考的形式,也因其与日本近代社会变革格格不入而遭到越来越激烈的批判。江户后期,尤其是明治时期,日本汉学家对八股文之批评越来越激烈。赖山阳对骈俪一派大加挞伐,八股文体因而不能幸免。他在《刻本续八大家序》中说:“但夫骈四俪六、八股之体,则其绸缎也,琛璚也,多华而少实,是为无用耳。至夫辨是非、别利害、言之简明、传之不谬者,汉文之用,宁其可废哉?”(赖山阳《刻本续八大家序》,东正纯《文章训蒙》卷下,明治十年[1877]序本,文照堂藏板)在他看来,在古文辞派的负面影响之下,“正享间文人以嗸牙戟口相高,今则变为流便,为轻儇,为鄙俚猥陋。或规模小说演史,或取诗文论评之语,高文典册,一切用此,非此则不入时。间有言韩柳者,斥为陈腐。当是时而有是着,犹售商鼎周彝于张三李四之前,谁不笑其迂。”正所谓每况愈下。

选编古文集,是古人确立古文统绪的一种方式。赖山阳曾编有《古文典刑》一书,选取先秦诸子、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秦汉文等。他认为明清时代的选家有一局限:为科举目的而选编。他说《古文评析》的编者林云铭“自矜独见,犹循故辙,余可知矣。盖彼专为场屋,势必至此。我方无此事,可以肆意取舍,是余所以敢于自选。自选自读,满吾意而已。岂敢曰差排古人,而模范后生哉?”“如《析义》《庄子因》《左绣》《史记论文》,曰某句应某句,某字伏某字之类,近诬古人,今不敢仿。”(赖山阳选评《古文典刑》,赖氏藏板,明治间刻本)盐谷宕阴则秉承顾炎武之论断,指出:“古今能文之士,

非好奇也。所遭之境奇,则文亦从而奇焉耳。朱明之季,制义败才。奄竖败政,党祸败人,而流贼胡虏遂败国矣。”(盐谷宕阴《刻二十七松堂集序》卷中,寺仓梅太郎《今古三十六名家文抄》,明治十二年前川善兵卫出版)吉田松阴,这位江户末期心怀忧国情怀的志士,也是阳明学的追随者。本着重时务、重实践的精神,吉田松阴深厌明清之举业文体,他说:“余厌举业文体久矣,而幸此间未有此习也。近世赖山阳作二十三论,尤肖其体,吾不乐焉。然山阳文豪也,犹有生色矣。而学山阳者复出,则陈陈耳。是以每见人策论,必不能终卷也。畅夫见示此稿,谓亦山阳之流也。取束诸几上而不观。次日晨读毕,漫把读之,则别出面目,跃跃欲出,不觉彻尾。呜呼!是吾国之文也,决非彼间举业之流也。如强兵之末论,反覆益喜。”(吉田松阴《评畅夫对策》,吉田松阴《幽室文稿》卷一,明治十四年[1881]序本)只要能激励斗志之文,如韩愈之《谏迎佛骨表》,欧阳修之《唐六臣传后论》,他都推崇备至。

接受中国的儒学乃至子史传统而拒斥八股文,这是日本江户、明治时期汉学的重要特征。




作者:陈维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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