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上海近代史，为什么绕不开人称“小报状元”的这位“江南一支笔”？
▲唐大郎《律句二章》手稿
“谈及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唐大郎身上都有体现——1949年上海解放，他在上海编辑《亦报》，稳定了市民情绪，为一部分知识分子寻出路；嘉定出身的他，诗文中大量涉及江南风土人情；海派文化更不用多说，他的海派小报赫赫有名。”日前在沪举办的《唐大郎纪念集》首发座谈会上，多位学者出版人齐聚，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认为，无论是新闻出版史还是上海近代史，这个名字都是无法绕去的。
▲唐大郎在卡尔登大戏院（20世纪40年代）
作为上海韬奋纪念馆文库“出版博物馆·史料”系列丛书新作，《唐大郎纪念集》分为纪念文选、诗文选两部分，前者收录1934-2016年有关唐大郎的文章，包括其朋友、同事、亲属以及研究者等各自角度的书写；后者选取了唐大郎关于戏曲、话剧、美术、文学、新闻、家庭、故乡等方面的文章，写作时间从1929年到1980年。上海大学出版社正在筹备出版《唐大郎文集》，预计达12卷、450万字。
《唐大郎纪念集》
张伟 祝淳翔 编
中华书局
唐大郎原名纪常，1930年前后正式入职《东方日报》，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诸多“小事”“身边事”。巅峰时期，唐大郎同时为六七家报社写稿，享有“江南第一支笔”“小报状元”等盛誉。他文风独特，短小生动；诗才独步，取材灵活时鲜，诗尾注尤其出色，“高唐散记”“定依阁随笔”“唐诗三百首”等都是当年明星专栏。黄裳曾说：“大郎的诗注跟他的诗一样好，是极好的散文。”
▲唐大郎在上海郊外（20世纪30年代）
▲唐大郎《唐诗》报影（1929年10月18日《大晶报》，署名：大郎）
“有种研究方法叫媒介考古，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很多鲜活素材是通过报纸、小报获得的。”上海大学教授黄望莉谈到，《唐大郎纪念集》这本书中，可能随便一张小报或一篇文章，就能解开某个谜底、揭露事实，填补电影研究中空白。
▲黄永玉致本书编者张伟函，并为本书题写书名（2018年12月18日）
“读唐大郎的文章，可以感到丰富的信息量。他交往的人、蕴含的社会信息，对历史学、民俗学研究也是重要依据，其中很多细节是当时大报的新闻报道和历史学家不曾书写的。”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说。
▲丁聪绘唐大郎像（扮演黄天霸造型 1947年4月24日《沪报》）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张旭东谈到，唐大郎采日常生活入诗，语言俚俗，但格律森严，抑扬顿挫。“写的虽是身边琐事，反映出来的却是一个时代和一代人的心曲。”比如《谢梯维》中的诗：“人自心雄惟力拙，诗难气荡更肠回。只教收拾狂奴态，遂使尊眉豁不开。”写出了一辈人的感受，此外他特别会写景物，把个人感情打碎了融在诗句里，很打动人。
▲周信芳（中，饰宋徽宗）在卡尔登大戏院首演《徽钦二帝》前二日，和唐大郎（右）、陈灵犀（左）合影（1938年9月）
“近现代的上海，各种报纸、期刊、画报、电影、广播、唱片业形成综合的媒介空间，与文学艺术界互动频频，类似唐大郎有诸多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的报人就是媒介空间的集中落实，成为上海近现代文化史重要部分，丰富了我们对那个年代的认知。”同济大学教授汤惟杰如是评价。
作者：许旸
图片：出版方供图
责任编辑：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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