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卫民：100年科技史，是否蕴藏了新时代创新之道？

熊卫民（197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

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在2009年有一份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至2008年之间，全人类共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总数的3%。而这30项发明全部出现在1500年前，占1500年之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也就是说，在1500年之后，世界上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前天（11月27日）下午，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讲座《二十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中的若干问题》上，当主讲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熊卫民将这一数据展示在大家眼前的时候，他特意将最后一句话用红色记号标识出来。

如果说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关注的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文明里没有产生出近代科学”，那么熊卫民则将自己的关注点放在“近代科学传播到中国近400年，如何更大程度激活我国科研的创新性”，他梳理了20世纪中国对科学技术的接受与发展的过程的成绩与不足，尝试为新时代发展科学技术提出有效建议——激发创新性。

民国至1949年前：近代科研体制的初步确立

“直到1840年后，中国政府才第一次将近代科学纳入到当时的教育体制，这才开始传播到中国的各个角度。”对于近代科学制度确立，熊卫民将公元1600年就有的西方科技传播史对中国的意义坐标确立在1840年，自此才有了从宫廷的垄断到民间弥散并有意识的建立。

*近代科学进入教育体制，蒋介石胡适毛泽东均受影响

早在1600年左右，近代科学便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只是最开始它的影响仅限于宫廷。1840年后，中国先后经历了甲午战争、百日维新、戊戌变法、义和团以及八国联军等历史事件，一些中国官员开始购买和仿制西方兵器，翻译西方相关科学书籍。中央政府也意识到科学的重要性，颁布新的学制，这才第一次将近代科学纳入当时的教育体制。

“最开始，中国近代的科学、教育、卫生等事业，都是洋人先在民间做起来的。”中国政府在1860年代之后也跟着创办了一些外国语学校、工业专科学校以及军事专科学校，比如有我们耳熟能详的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

教育体制的变化影响了1887年出生的蒋介石，1891年出生的胡适以及1893年出生的毛泽东。他们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上私塾读书，读的是《大学》《中庸》《论语》等传统的经文。但到了1903之后便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在1903年进了奉化县的凤麓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学习英文、算学等科目，而且当时因为授课仍以经、史为主，学生们为了学习更多的新知识闹学潮，蒋介石还是领头人物。胡适也在1904年到上海进了梅溪学堂，课程有英文等近代科目。毛泽东因为早期生活在山村中，变化稍微来得迟了些，到1910年，他才离家远走，进了东山新式高等小学堂。

除了创办学堂，当时的政府还废除了科举制度，并且派遣了大量的学子前往国外留学。留学生学成归来发动新文化运动，成立科学团体，创办科学期刊《科学》，建立科研机构（如地质研究所），熊卫民将近代科学技术看作是西方移植过来的多颗种子，到这个时候 “传播到中国的种子才终于扎根、萌芽。”

*民国成果：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用火痕迹，历经战火考验

熊卫民将民国时期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本资料的收集，如动植物标本的采集，动物、植物志的编撰，土壤资源的调查，国人食谱和营养的考察等，比如常隆庆等人于1940年发现了攀枝花的钒钛磁铁矿等。第二类是利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原料和生产，并解决具体问题，促进工业、农业、国防的发展，比如孙健初等对玉门油田的勘查。第三类则是基础研究，也就是以认识和解释世界为目标的研究，它们虽然没有立竿见影的实用意义，但能满足人们的求知欲，比如裴文中等人对北京人头盖骨、用火痕迹的发现等。

但熊卫民也指出，在民国时期的科学工作虽然起着奠基作用，但问题也十分突出：“研究者做的科研工作总体量比较小，所取得的科研成就没有连成面，只是零散的点。”原因则是因为当时科研工作的经费很少，科研人员总体很少。而且社会环境也很重要：“从1913年成立第一个科研机构到1949年，中国几乎没有哪一年没有经历过战争，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继续科学研究，必须有着真正的求知精神。”

 1915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秉志、胡明复、周仁、杨铨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University)创办了《科学》，1918年随着科学社的回国，《科学》也在国内生根成长，直至今天。

1950-1977，集中发展时期：科学为了国防

解放后，中国的主题之一是增强国防力量，赢得独立自主，因此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有这个色彩，原子弹试爆等科研成果都显示了这一特点。熊卫民同时强调了科研的自由空间的重要。

*2000名留学生归来，举国体制诞生了原子弹

在新中国建国以后，国家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了一批科研机构。比如在1949年11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10年后，中国科学院的人员规模约为前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总和之一百倍。并且，各个产业部门也分别成立了自己的研究院，比如中国铁道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

除了成立机构，科研人员才是核心。“当时为了吸引更多的科研人才，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在1950年代有超过2000名留学生学成归来。”并且，中央政府请来苏联专家指导工作并培养学生，利用老科学家和海外留学人员来培养科技干部，同时也排遣了大量人员去苏联、东欧国家学习，以及相对少量的人员到英国、瑞典等西方国家学习。

为了更快更集中地发展科学技术，增强我国国防力量，抵御外在隐患，这个阶段科研发展的主要特征呈现出“集中起来干大事”、“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景象。1956年制定了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确立了由党领导的全国科学技术的体制。“两弹一星”的奇迹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熊卫民认为，这样的体制一方面能够集中力量创造出丰硕的科研成绩，另一方面也对科研自由有一定的限制。

*自由的科研空间：催发陈景润、屠呦呦等人的科研成果

熊卫民教授将这一时期的科研成绩分成了三大类。第一类是扩展了对自然资源的考察，比起建国之前的考察，这一阶段考察的规模非常大，巨大的人力、资金投入带来了丰硕的成绩，比如发现了大庆油田、铀矿，绘制了全国不同比例的地层表、大地构造图、地形图。施雅风等人发展出冰川学等。第二类与工业、农业、医疗、交通、水利等相关研究，比如家喻户晓的袁隆平等对杂交水稻的研究，李振声等对杂交小麦的研究，马世骏等对东亚飞蝗生态的研究，屠呦呦对抗疟药物青蒿素的研究等等。第三类与科学的基础研究相关，虽然在这一阶段强调的是“理论联系实际”，但是科学家也的确做出了一系列成就，比如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叶笃正、顾震潮的东亚大气环流研究等等。

熊卫民指出，如果要保证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应该维持好社会的稳定发展，给予科学家一定的独立自由空间，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保护环境，这样才能做出国际一流的科学成果，比如陈景润等人的理论研究就是热爱科学的人士在获得一定的自由空间后探索的结果。“在这一时代，政府的确制定过一些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政策，但是社会政治运动使得许多鼓励科学发展的政策难以有效实施。”

2015年10月5日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和一名日本科学家及一名爱尔兰科学家分享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1978-1997，改革开放：科学为经济服务

在1975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了1988年这一口号变成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自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们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就从面向国防军工转向了面向经济建设。

*从为国防转向为经济，联想、紫光等纷纷出炉

当时为了完成这一转向，国家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大力投资于高技术研究，也就是863计划。熊卫民认为这些高技术研究“既能为国防服务，也能为经济建设服务，虽然不那么立竿见影，但是能面向经济建设的长远发展。”当时投资的经费高达100亿元。

另外一个方案是提倡由科技人员所在的单位投资自主创办科技企业，所以，在1980-1990年代，出现了大量的校办企业、院办企业，比如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方正、未名则是由北大提供科学技术支持并创办，联想、地奥则是由中国科学院创办支持，清华大学则创办了同方、紫光，这些企业都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做出了一系列惠民的成果。但同时，也有一些产业没有在竞争中存活下来。

*科研环境改善，一些人才流向其他行业

在1978年之后，中国实习了开放、改革，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建设我国经济，迫切地需要科学技术为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于是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科技体制改革”，这些改革在当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经济有了明显的增长。

熊卫民将这一阶段的成就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是科研方面出现的成果，比如王选等人发明激光排照系统，邹承鲁等关于酶活性不可逆抑制动力学研究等。第二是科研环境方面，在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社会的风气都呈现出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景象，引进了很多新思想、新学科、新领域，科学研究的整体环境比起以前有了极大的改善。第三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计划发挥的续命的作用，比如“863计划”与“星火计划”等。

但是熊卫民也提醒应该从历史中总结教训，“当时我国整体科研人员较少，一些人才流向其他行业，所以相较而言，科学研究本身没有得到很好的培育。”这也是我们新时代所要面临的挑战：科学为了自身。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审议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

1998年至进入新时代：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

在梳理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近100年的历史之后，熊卫民把分析重点聚焦到当今所处的时代，在科技飞速发的今天，我国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如何才能改善创新性不足的状况？

*科研经费成倍增加，营造了自由开放的科研空间

进入新时代之后，国家在科研经费的投入上比起以往大幅度增加，熊卫民给大家列出了一系列数据：

“自1998年开始，我国研究与实验发展的投入大幅度增长，每年的增幅都在10%甚至20%以上。1998年全国共筹集科技活动经费1289.8亿元。其中1998年国家财政科技拨款额达466.5亿元。15年之后的2012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实验发展的经费有10298.4亿元，其中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为5600.1亿元，占总支出的比重为4.45%。”

在如此丰厚的资金支持下，我们国家先后获批了“211工程”“973计划”“985工程”等。并且引进了大量的科技人才，国家、地方有着各种人才计划，比如“百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计划”等等，积蓄在海外的学者大量回归，尤其是在2008年美国等地发生了金融危机之后。

“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科研产出有了显著的提升，SCI论文数从2009年至今一直位列世界第二，在高影响因子上发表的论文数、专利数、平均被引数等也显著提升。”熊卫民说，这些都是我国科研在新时代取得的成果。

*挑战：不仅要为时代服务，还要激发创造欲和求知欲

“但是，虽然整体的科研水平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这有助于我们改善原创性不足等问题。”

熊卫民认为，改善我国科研体制的核心是重中之重。在科技发展的新时代，虽然科学技术应当为经济发展所用，但是科学技术本身也应当作为目的得到充足的发展，这样才能够不断地激发科研人员的求知欲与创造欲，发现、创造出不仅为时代服务的，更是超越于时代的永恒的科学研究成果。

2018年中国高校SCI论文数量排行榜TOP10

从民国时期近代科学在我国的萌芽，到集中发展时期科学为国防服务，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科学支持经济的发展。如今，我国已迈入科技挑战的新时期，在“科技强国”的口号下，“华为”等科技产业已拥有了独立的核心技术为科技行业做了表率。这对科学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机遇：在为经济发展提供能量的同时，熊卫民也提出“科学为了科学本身”的观点，将自身当作目的，这种激发求知欲与创造欲的根本，可以成为万变中的不变。

作者：王新竹

编辑：李念 刘梦慈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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