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当战争横亘命运，人性何去何从

■本报记者 许旸

拿下今年普利策虚构类奖项后，美国作家安东尼·多尔的小说《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摆在了美国多家书店的显眼位置。安东尼·多尔将故事置于二战时期的法国和德国，描写了战争碾压下普通人的生活，主角以自身经历诉说着“世人分为两类，向平凡生活投降的人，以及为它英勇而战的人”。《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是多尔的第5部作品，耗时10年完成，此书中文版日前由中信出版社推出。《老无所依》《社交网络》的影片制片人斯科特·鲁丁打算将小说搬上大银幕。

书评人、贝壳学家冈瓦纳认为，书中把两个孩子放在两个平行的故事里，结构谈不上多新颖，读者心知肚明这两条线迟早会交叉，小说的奇妙之处恰恰在于，到最后反而是对于人物命运的揪心，紧紧抓住读者的心思。有评论称，表面上这是关于战争的缓慢述说，控诉了强加于受害者的暴力行径，但小说超出了一般的战事描写，而是深刻洞察了单纯的人们如何在杀戮与正义间徘徊选择，并最终找到各自命运的出路。

当平静生活遭遇黑暗，我们是否还有勇气

“这是一部由二战激发创作的小说，富有想象力又错综复杂，通过简短优雅的篇章，探索人类本性和技术之间相互矛盾的力量。”普利策奖评委会如此评价《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法国少女玛丽洛尔生活在巴黎，幼年失明后，父亲保护并训练她。德国入侵后，她被迫离家，不久又与父亲骨肉分离，以瘦削肩膀抵抗纳粹暴政，最终成长为颇有建树的贝壳学家。小说的另一条线索转到德国，少年维尔纳失去双亲，与妹妹在矿区孤儿院相依为命。一心想摆脱底层状态的他，凭借无线电天赋跻身精英学校。

如果处在和平的社会，维尔纳完全能成为伟大科学家或杰出工程师。不幸的是，他置身纳粹德国，无法自主选择，就像被带离生活环境的蜗牛、离水的螺。当平静生活遭遇黑暗，他们是否有勇气在死之前活出生机？在作家陶立夏看来，一个因短篇屡获嘉奖的美国作家，虽写了长达500页，但依然是以层层简短篇章方式呈现，每个篇章都贯穿着大主题：愿所有人都能看见真正的光，无论是在战争的炼狱里，抑或和平年代。

“盲人贝壳学家”在美国有原型

无独有偶，多尔的第一本小说集《捡贝壳的人》同样有“贝壳”“失明”关键词。看得出，对于博物馆资料室里那些品种繁多、螺旋优美的贝壳类，作者拥有偏执的热爱。到了新书中，“贝壳”一词使用了98次，还有不少于10处对贝壳特征的专业描述，这一切构成玛丽洛尔进步的台阶。有意思的是，盲人贝壳学家并非完全虚构，在多尔生活的美国，就有3岁失明的盲人科学家海尔特·弗尔迈伊教授，他曾著有《贝壳的自然史》。

玛丽洛尔最后成为贝壳专家，读者并不感到意外。多尔在书中作了层层铺垫，从小姑娘幼时兴趣爱好写起，她的贝类知识逐步进步。由于她丧失视力，作者并不直接说玛丽洛尔如何一步步变得专业，而是细致描摹她的手指触摸到不同贝壳后，那种繁复而又差异化的触感。

冈瓦纳谈到，玛丽洛尔的一生和巴黎自然博物馆紧密结合，即使在逃难的几年里也是如此。“自然博物在欧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参观自然博物馆是欧洲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事项。换言之，正常开放的自然博物馆是和平生活的象征。”

一次《纽约时报》专访中，多尔表示，11岁时他就读过保罗·鲍尔斯《遮蔽的天空》，不管是他妈妈还是当地图书馆员，都没有说过“这不是你这个年龄该读的东西，你读不懂的”。这也奠定了多尔庞杂、文理通吃的阅读习惯。《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描述了电波对人类和战争的影响，70年前的电波相当于如今的互联网，多尔始终关注科技发展，他在《波士顿环球报》上还曾开设科学丛书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