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面临的尴尬—— 光靠考评指标监管怎解办学困惑

2016-02-04信息快讯网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如今的大学老师,十之八九都对来自学校行政系统的考核有所抱怨或颇有微词。症结在哪? 怎么解?

昨天,上海大学A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十来位一线教师和学校相关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犹如“针尖对麦芒”般地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开了——

“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我有时会请来自企业的专业人士给学生讲课。结果,每次他们来,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可我心里很紧张。为啥?因为一旦遇到学校派来考评的老师,我就完了,我这么做似乎不符合学校考评的规定啊。”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刘寅斌的一席话,引发不少与会一线教师的共鸣。有老师甚至调侃说:“肯把自己资源拿出来无私为教学服务,这老师对教学是真爱。”

这份真爱,到底有没有“冲撞”学校对教师队伍建立的考评制度?

“这位老师请放心,假如你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不让你的考评因此受影响。”上海教育质量考评办主任辛明军回答得十分恳切。在辛明军这里,类似的来自一线教师的困惑、意见乃至抱怨,一箩筐。对大学来说,这些盘踞在日常教学领域的矛盾不解决,系统的人才培养改革在推进中就会受阻甚至推不下去。

以问题为导向开一场教学工作座谈会,让老师们“吐吐苦水”。昨天,在上海大学的这间会议室里,不少一线教师“点”到的很多问题,都足以让人深思。

抵制“指标诱惑”,对大学办学是一种考验

眼下,中国大学建设“双一流”的号角已经吹响。最新公布的上海“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和优势学科,力争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我们应该要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千万不要在实际操作中,把它演变成建设世界一流排名的大学。”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聂永有教授直言,最近几年,包括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好几所大学,在好几份世界大学排行榜的排名上都呈现出很快的蹿升态势。但很多业界人士清楚,在这些学校,学生培养的质量其实没上去,反而还有滑坡迹象。

在本土高校中,因围着指标转而快速尝到排名“甜头”的高校也有不少。来自上大法学院的许春明教授告诉记者,他发现,不少大学都在出台制度规定,不允许新进教师上讲台。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不上讲台的新教师入职前几年到底忙什么,不同的大学却有不同的考量。比如,有的大学出台制度性的规定,把新教师都圈在一个研究院里做科研、写论文,这样学校的论文发表数短期之内就蹿上去了,貌似学校的科研水平突飞猛进。这位教师说:“谁都知道,把年轻教师入职初期对教学的热情和崇高感磨光,今后要让他们专注教学就难了。”

从2009年开始,上海大学率先引入第三方机构,对学校本科教学开展质量评估,并定期对社会公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数据。辛明军介绍,连续多年邀请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一些数据正在给学校的教学带来新的反馈:有的学科平时口碑不错,在国内的学科排名也比较靠前,但是不少毕业生在受访填写对母校教育的满意度时,打分却并不高。

人才培养的成效往往是滞后的,或许在学生毕业后三五年,甚至更长远的时间,才能做出客观评价。这些重要反馈信息如何体现在大学对学科专业的考评中,需要尽快破题。在聂永有看来,高校的人才培养要有真正的起色,首先就应该在办学过程中顶住来自指标的“诱惑”。

参照系偏差,或妨碍高校制定接地气的人才培养方案

上海大学是沪上最早试点骨干教师教学激励计划的4所试点高校之一,去年又入选第二批市属院校本科教学教师激励计划。用该校教务处副处长顾晓英的话说,“在教学层面,学校对教师的要求一直挺高的。”比如,学校不仅积极倡导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还让全校超过半数的正教授面向本科生开设新生研讨课。

“学校里真正会讲课的教授,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多。”辛明军坦言,无论是新生研讨课还是由教师们以创新的授课方式、多人联袂主讲的一些改革类课程,学校层面的考评还没有全面开展,但有些“数字”已经开始说明问题。比如,新生研讨课都是教授主导内容和教学,不进行同行评价,也不抽查考卷,但几年下来,也有一些教授面临学生“用脚投票”,有的课程只有1-2人会选。

在这次座谈会上,无论是行政部门负责人还是一线教师,大家达成一点共识:发现问题比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更重要。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直言不讳,他在校内开设的课程《社会学思维》考评分从来不低,但作为任课教师,他却感受到了大学教育正在面临的深层次危机:“很多年轻人不喜欢也不习惯思考,上课时期待教师们耍猴戏般的表演。老师们没有在讲台上给学生带来强刺激,学生就一直低着头(看手机)。”

而在顾骏看来,提升高校教学质量之所以显得棘手,一个原因是参照系的偏差。更形象地说,是因为“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这一头,发达国家顶尖高校的教学模式,从小班化教学的通识教育到倡导基于经典阅读的高品质师生互动,动辄成为本土高校效仿、移植的对象;可另一头,随着本土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普及化时代,众多大学开始迎来“好不容易从中学应试教育苦海逃离出来,对全新的学习兴趣寥寥的学生”。

大学应该怎么办?顾骏觉得,制定接地气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考评方案,本土高校应该从正视这种尴尬开始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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