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协常委会议再议科技创新：发挥企业主体作用补好科创短板

“上海处于创新的宝塔尖位置，要起示范带头作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团审议时，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给出的点评让上海各界深受鼓舞。从2014年　5月，上海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部署提出，到历时一年大调研，“科创22条”政策的出台以及关于人才、金融、科技成果转化、财政投入和分配、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配套文件悉数到位，再到今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采取新模式，用3年时间在上海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正走在加速路上。一系列“先手棋”之后，重点领域的突破已排上了时间表。根据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上海力争要在打造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加大金融支持创新力度、建设一批创新功能性平台、推动科技创新集聚区特色发展等方面取得新进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各项政策措施能否真正落地，切实产生实效，成了答好科技创新“上海卷”的关键所在。

近日，市政协举行2016年首场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围绕“坚持创新发展，增强企业在科创中心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协商建言。这已经是市政协连续第二年将科创中心建设作为年度首场专题议政常委会的议题。时间倒推一年，2015年3月，市政协常委们曾在同一地点，聚焦“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踊跃建言，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总体方案的形成贡献了真知灼见。相较去年，今年的议题切入口更小、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科创中心相关政策的“含金量”有没有被充分挖掘，落实过程中有没有遇到难题，制约发展的瓶颈又在哪里?市政协常委们在前期深入不同所有制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实地调研、座谈的基础上，着力找短板、破难题，从不同角度提出意见建议。

莫让创新政策“放在抽屉”

常委们普遍认为，“科创22条”及其配套文件的出台，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上海整体创新环境。但在前期调研中，常委们也不难发现，一些政策的含金量没有

得到充分释放，政策的针对性和包容性还不够。“比如，大家关注的成果转化‘三权改革’，政策已经明确成果转化收益70%归属研发团队，但一些人对此有疑虑求解有关部门时，得到的解释却不一致，导致了对这方面改革止步观望，政策放空”，薛沛建常委如是说。政策出了不少，企业却不甚了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政策肠梗阻”被委员们视为科技创新方面最显而易见的短板。

常委们指出，政策出台最忌“一哄而上”，现在的政策供应还是大水漫灌为主，新政层出不穷，新政和旧规冲突难以化解，导致企业创新活动无所适从。吴建中常委建议，对已有的创新政策和措施进行评估和梳理，减少和调整“下猛药”和“攀比式”的激励方式，将“双创”纳入可持续的发展轨道。薛沛建常委建议，一方面，加大政策研究解读力度，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政策宣讲员队伍，深入园区和企业进行政策深度解读;另一方面，强化主动服务精神，政策牵头制定部门要对政策落实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及时协调研究，给予回应。谢毓敏常委还建议，整合行政资源，设立“专家门诊”，建立一口式企业服务平台，整合中央到地方的政策法规信息;开好“急诊”，探索建立央地联合的一体化企业疑难杂症诊断解决机制。

除了“政策肠梗阻”的问题，政策的包容性也引起了部分常委关注。在走访企业家的过程中，常委们了解到，一些民营企业由于生产经营与当时上海相关政策规定不符，不得不辗转他处寻求创业机会，在其他省市，他们便利地获得了新体制新机制的扶持，从而成功发展壮大。还有一些企业家拿着多部门联合出台的新政策去咨询时，会遇到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窘境。这些企业家感到，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在许多领域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如果在遵循规范的同时，再多一点主动担当，一定能激发出更多的创新基因。常委们认为，上海在建设科创中心进程中，对新生事物和草根创新力量应给予呵护，敢于放手让新理念、新事物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试验，各级领导干部也要牢固树立勇担当、善作为、主动服务创新的理念。

对于常委们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和有针对性的建言，应邀出席常委会议的周波副市长当场回应。“这说明我们宣传和解释做得还不到位”，周波坦言，确实存在政策出台后“放在抽屉里”或者在政府网站一挂了事的情况。虽然，近年来已经通过新媒体等多种渠道向社会发布解读信息，但是，简单解读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很多政策还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常委们反映的有些问题，暴露了某些政府部门依法不行政、缺乏担当精神的现状，对此，周波表示，应对政府部门分工或在现有政策法规中，设置联合会商机制，加强联合攻关。

凝聚政府企业高校创新合力

关于“发挥企业在科创中心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的提法，此前，委员们持有不同观点。在常委会议筹备期间的“海聊”座谈中，有的委员认为，在基础科技领域的创新主体应该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只提企业的主体作用有些片面。有的委员则毫不避讳地指出，传统的科研院所体制僵化、缺乏活力，科技成果转化率极低，必须全面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发挥企业在创新目标提出、资源配置和组织实施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最终，委员们还是在交流交锋中达成了共识：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是目前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高校、科研院所的功能自然不可忽视，但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主导作用亟待进一步提升，汇聚创新合力，政府、高校院所、企业不能各自为阵。

吴捷常委认为，企业具有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协同创新组织动力，但目前上海尚缺少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和新型研发组织，企业与高校院所之间尚未形成稳定的长效合作机制。他还指出，上海企业参与科技创新政策制定的途径较少，在重大科技项目的设置和产业发展方向的筛选决策中少有话语权。比如，上海较多采用的“政府发布指南，企业申报项目”模式，相较于深圳的“先征集、再选题、后申报”模式，企业在科技项目制定方面的主动权削弱了。对此，金亮常委也有同感，“政府掌握着科技创新从立项、评估、资助、鉴定、扶持、退出等环节的全过程，民营企业参与度不高”。吴捷常委建议，财政支持项目探索向全社会征集选题，按照“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财政和企业共同投入的原则，凝练提出相关选题，统一发布项目指南;产业化方向明确的重大科技专项由企业牵头承担，通过财政资金引导企业增加投入，发挥企业在组织管理、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金亮常委建议，搭建企业与科研项目的对接平台，尤其是建立可供企业免费检索的科研项目成果资源库，完善项目发现机制。“请为民企科创留出更多空间”，胡光常委还建议，激活高校院所资源，允许体制内机构和科研团队同民企自主协议开发和转让科研成果，政府采购也可向民营中小企业倾斜。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关键，科创人才的主要来源在高校。来自高校的曹珍富常委指出，高校、科研院所可以通过直面企业培养人才，实现科技成果与企业的直接对接。同样是来自高校，奚君羊常委坦言，目前高校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在观念上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研究，直接体现就是为论文发表为重，忽视解决实际问题。他认为，高校必须突出应用教学，必须强化与社会，尤其是企业的协同研究。肖堃涛常委则建议，在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分配使用中，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工匠人物的培养，同时，要注重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融合，职业教育体系应与职业岗位需求相适应。

集群效应驱动创新引擎

美国硅谷被公认为全球产业集群的翘楚，在其集群效应下，诞生了苹果、微软、谷歌等一大批世界级创新型“引擎”企业。常委们认为，创新型“引擎”企业不仅是地方科技投入和产出的主要贡献者，也是地方创新产业集群形成的引领者，如同“领头羊”，带动着更多企业跟进，从而在一定地域空间内形成创新企业密集的群落。

在上海“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智能制造、健康产业、智慧城市、金融贸易等行业被列为发展重点。黄勇平常委建议，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未来重点发展领域，发挥行业优势，引导企业创新集群，破除各种类型企业参与障碍，使得企业在大的集群中找到自身定位，形成特色，为企业抱团取暖营造良好环境。吴捷常委建议，可以在医疗健康、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推动民资与国资组建“航母型”大企业，打造大企业牵头、供应链上各类企业协同研发的产业创新生态，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要支持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政产学研用联盟，整合产业上下游、行业用户、高校及科研院所，形成产业生态圈，并在联盟内部开展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应用示范、标准制定、政策预研、创新商业模式的探索”，史一兵常委补充道。

任何“引擎”企业都是由新创企业和中小企业成长起来的。身为自主创业企业家的林凯文常委提议，开展“百家科技企业工程”，通过市场竞争在上海优选百家科技型企业，并以此带动周边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常委们还为中小企业呼吁，进一步优化面向中小企业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加大商事主体管理改革力度，提供一视同仁、机会均等的制度供给。

营造良性循环发展环境

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最痛苦的经历莫过于自己的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而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根据市工商联对企业的调查问卷，有超过半数的企业对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认可度不高，知识产权侵权高发，维权成本高，权益保障度低，加大知识产权的立法执法和处罚的力度成了企业的共同呼声。常委们普遍认为，上海在营造良性循环发展的生态环境方面应加大作为。屠海鸣常委建议，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探索知识成果快速有效交易机制。刘幸偕常委则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设想：建立上海的技术交易与技术授权平台，形成让创新要素按市场规律进行流动的市场化机制。“平台可分为技术所有权交易与技术使用权交易两大品种，区别是淡化产权拥有，强化权益持有”，刘幸偕常委解释道，科技企业通过相关评估鉴定程序，将某项科技发明与研究成果，除可以进行传统的技术产权交易外，还能以技术权益或转化推广后的预期收益进行交易，这不是股权，而是无形的知识产权收益，属于应用技术权益的交易。

营造支持创新的良好环境，也要集全社会之力。在关百豪常委看来，上海需要创造一个优良的创新生态系统，社会、经济、文化、法律体系等各方面都应互相配合。吴建中常委强调，可以将公共资源充分释放出来，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机构和大学、科研院所等都应主动扮演科技创新助推器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