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送杨绛先生，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上路

2016-05-26信息快讯网

1936年，杨绛与钱钟书在牛津大学。(资料照片)

纵使先生避世，但新时代的媒介传播，终究抵挡不住各年龄、各职业的人，对先生寄托绵长哀思。千万人传播着生老病死亘古不变的主题，在社交空间是那样哀而不伤。最终，一汩汩细流汇成大河，如水的力量流淌进人心。

正如著名文艺评论家吴泰昌对本报记者所言：杨先生的长寿曾让人误以为，她是个永生的人。而她的远去，唤起了我对这位良师贤友最厚重的尊敬与无限涌来的伤悲，更唤醒这世间对于她虽历尽坎坷却始终充盈向上之气的敬仰。先生一定走得很放心，舍不得的却是我们。

2016年5月25日凌晨，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走完了105年的人生路。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说：“杨绛先生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惊扰大家，不麻烦大家。我们感谢大家对杨先生的关心，同时呼吁媒体和全社会尊重她的意愿。请让杨先生安静地离开，和她挚爱的丈夫、女儿在另一个世界幸福团聚。”

杨绛生前表示：若去世，不想成为新闻。她还嘱托，待火化之后再发讣告。而那首先生爱极的、英国诗人沃尔特·兰德暮年时写下的小诗，也成为百岁老人通达从容、宁静淡泊的人生态度之佐证。这首题为　《生与死》　的小诗由先生亲自翻译：“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纵使先生避世，但新时代的媒介传播，终究抵挡不住各年龄、各职业的人，对先生寄托绵长哀思。千万人传播着生老病死亘古不变的主题，在社交空间是那样哀而不伤。最终，一汩汩细流汇成大河，如水的力量流淌进人心。正如著名文艺评论家吴泰昌对本报记者所言：“杨先生的长寿曾让人误以为，她是个永生的人。而她的远去，唤起了我对这位良师贤友最厚重的尊敬与无限涌来的伤悲，更唤醒这世间对于她虽历尽坎坷却始终充盈向上之气的敬仰。”

吴泰昌说：“先生一定走得很放心，舍不得的却是我们。如今，就让我们目送先生，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上路。”

先生如山，走与不走，她都在那里

苏东坡有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一个人如果要隐居，京城名利熙攘的人海就是最好的地方。杨绛称自己就是“万人如海一身藏”。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陆建德告诉记者，他曾有打算，想于四五月间去探望杨先生，“得知她在医院修养，只能作罢。当时她的保姆还比较乐观，觉得天气再热一些时，先生便能回到三里河的家，没想到，如今就已永别”。

北京三里河的国务院宿舍区，是杨绛居住了近40年的地方。院子外，部委云集，院子里，105岁的杨绛隐身在一片喧闹中。她的家是院子里唯一没有封闭阳台的。友人问她：“为什么不把阳台封起来呢？”杨绛答得干脆：“为了坐在屋里能看到一片蓝天。”无数媒体想拜访杨绛，都未果。吴泰昌说：“她这些年听力不太好，家里的电话由保姆接听，媒体拜访也都免了。”能见到她的人，只有钱家几位近亲，社科院外文所和出版社相交数十年的学生与老友，每每见面，也仅仅十来分钟。由于听力原因，她更爱与大家“笔谈”。杨绛的“隐”并非登入期颐之境后的事情，而是惯常如此。“钱钟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在吴泰昌眼里，钱氏夫妻安静地观察思考、镇定地谋篇布局，如是“沉潜于世”在当下弥足珍贵，恰是人们热烈悲悼时最需要继承的品格。

多年来，先生公开露面的次数稀罕得没人会记错。2001年，她以钱钟书和女儿钱瑗的名义，与清华大学签订《信托协议书》，成立了“好读书”奖学金。签约仪式上，杨绛说：“在钟书的病床边，我们一起商量好一件事，就是将来我们若有钱，要捐助一个奖学金，不用我们个人的名字，就叫‘好读书’，鼓励和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之后，哪怕清华的百年校庆，杨绛也再未露面。2004年和2014年，《杨绛文集》《杨绛全集》　相继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她开个座谈会，但她摆手：“我只是一滴清水。”

“当年我写　《我认识的钱钟书》，杨先生叮嘱我；‘因为你写的是名人，不是名人夫人，所以要少涉及我，万不得已一笔带过’。”吴泰昌说，“先生其实如山。走与不走，她都在那里。”

她身躯小小的，但迸发的力量从未离开

《中国比较文学》　主编谢天振拜访过杨绛。他对记者回忆道：“上世纪80年代中，《中国比较文学》　杂志创刊，杨绛先生是编委。我去她家想约钱先生稿件。杨绛接待的我们，说‘钟书不在’。她身躯小小的，是个很慈爱的老太太，不见丝毫大学者的架子，随和亲切。”

但她那副属于中国女性柔美的身躯里，却迸发过坚韧的力量，且从未离开过中国的文化教育界。

关于她的翻译，《堂吉诃德》　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她的译作在所有　《堂吉诃德》　中译本里发行量第一，人们为她游刃有余的文字、丰润而从容的行文着迷。“杨绛学西班牙语是半路出家，但她对翻译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谢天振提到，学界对她的翻译曾有过争论。一是她在译文中直接把原著里说“一个女人胸口长毛”的原话翻译了过来，一些翻译家觉得如此处理很突兀。“实际上，所谓胸口长毛是西班牙语里对一个男性化的、有脾气的女子的形容，就像我们说‘吃了豹子胆’一样，是种比喻。”谢天振以为，杨绛通过对原文的忠实传递，传达了一种外国语言的意象，让我们敞开关于另一种语言独特表述的视野。另一则争议是“点烦”论。所谓“点烦”，就是在翻译时删掉不必要的废字，使得译文更加简洁明快。她的　《堂吉诃德》　初译本80多万字，经过“点烦”，删除了十万字。谢天振觉得：“译本是各种各样的，并不唯一。取决于这个译本是给谁看，希望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如果希望先让大家喜欢上这部作品，就必须保证阅读的流畅，减少阅读阻碍。她的‘点烦’起到的就是这些作用。”

陆建德则披露了一桩旧事：“1957年，我还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那年，外文所　《文学评论》　期刊创刊，仅仅第二期，杨绛就送来了她的研究论文。”人人都对杨先生的　《我们仨》　津津乐道，也熟稔她在翻译领域的成就，“殊不知，她在英国文学研究上的学术成就，同样值得一书”。当时，杨绛递交的论文名为　《菲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菲尔丁是英国18世纪著名小说家，文学史家公认的英国小说鼻祖。“散文体的滑稽史诗”是他的独创，但这些理论并没被菲尔丁本人集中记录，而是散见于各本小说的献辞、序文，以及每卷的卷首，如　《汤姆·琼斯》　每卷的第一章，搜集起来并不容易。“在50多年前的条件下，杨绛把菲尔丁的小说理论做了系统梳理、归纳、分析，是要花相当工夫的。”陆建德说，“菲尔丁的小说理论多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和贺拉斯的　《诗艺》，有时还参考了法国17世纪其他批评家的论著。而且，菲尔丁动辄引经据典，却从来不注出处、不注原文，有时笼统一提，有时长段套用经典文辞”。是杨绛把菲尔丁的理论及其引用的经典一一对照比勘，分析异同，“其精力与价值在那个时代难以估量”。而她的译文，是西谚所云“带着丝绸手套的铁手”，其筋骨与蕴涵永远留存于中国的学界。

她逃离悲痛，却去向了世上最难的学问

杨绛先生有作家、评论家、翻译家等诸多头衔，她同时也曾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那么多角色，杨绛总说：“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抱歉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妈妈，妻子做得也不够好，女人也做得不够好。”一个女人有好多领域，每个领域她只给自己打60分。很多人对她感佩：“你做妻子是最好的，否则钱先生在学术上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她骄傲地说：“那钱先生做丈夫也是最好的!”

作为钱钟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是在1932年的早春，于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初遇了钱钟书。在杨绛的书中，我们能找到这些细节：杨绛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钱钟书被她“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的清新脱俗吸引，两人一见如故……后来，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　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inlove(坠入爱河)　了。”1935年，两人完婚。婚后不久，杨绛中断清华学业，陪伴丈夫前往牛津求学，她还在那儿生下女儿钱瑗。钱母称赞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的好女子。

一家三口相伴了60年后，1997年、1998年，女儿和丈夫相继离她而去。杨绛兑现她对钱钟书的话，开始写　《我们仨》。在她温润细腻的笔下，女儿活了，与妈妈相依相偎。写到动情处，杨绛的泪水落在纸上，不能自已。2003年，《我们仨》　出版，扉页上一句“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叫多少人潸然泪下。“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杨绛曾这样感叹一家人的失散。《我们仨》　的结尾处，她把自己比作一个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　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最终逃向了世上最难做的学问———古希腊语哲学读本、柏拉图《对话录》　中的　《斐多》，一头扎进去，忘记自己。“特意找一件需要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以逃避我的悲痛。因为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动手翻译前，对于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杨绛已读过多遍。陆建德甚至有种推测，“杨绛与钱钟书一定在某个时候共读过这本《斐多》。不然苏格拉底就义前那‘精神不灭、灵魂不死’的信念不会在那个先生离世的时刻如此强烈地撞击她”。2000年，中译本　《斐多》　出版，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

之后，在那张钱钟书曾伏案工作的写字台上，杨绛完成了7万余页的钱钟书手稿整理工作。那些钱先生随手记下的读书心得，涉及英、德、法等多种语言，又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纸张大多发黄生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幸亏杨绛耐心细致，一张张粘补缺损，悉心装订，才成就了后来的3卷　《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以及2011年出版的20卷　《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生命的最后一年，杨绛看到了48册《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　外附一册总索引出版。她把皇皇72卷巨著码放在客厅的矮柜上，旁边是钱先生的相片。“他准是又高兴，又得意，又惭愧，又感激。”杨先生曾说，“我是他的老伴儿，能体会他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