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安静，要勇敢”———重读杨绛的《斐多》译本

【古希腊】柏拉图著杨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杨俊蕾

1999年，已经88岁高龄的学者杨绛翻译出版了柏拉图的　《斐多》　篇。虽然篇幅仅有6万字，却是完成了对话录中公认最难翻译，也最富盛名的一篇。除了以奉为权威的勒布经典丛书为基本对象之外，还加入了另外四本通行于英语学界的参考书进行汇校。于是我们看到了柏拉图汉译本中堪称最为卓异的作品，不仅汇校了富勒　(Fowler)　和乔伊特　(Jowett)　的译文，同时吸纳了伦敦的盖德版本　(Geddes)　和威廉姆逊版本(Williamson)，以及波士顿的瓦格纳版本　(Wagner)。更为难得的是，杨绛作为柏拉图对话录译者中较为少见的女性译者，几乎是破天荒地采用了“非哲学话语”加以翻译，在译后记的自叙中，杨绛将之概括为———“努力把这篇盛称有戏剧性的对话译成如实的对话”。

“如实”二字说起来容易，其实有过翻译经验的人最能体会其中的困难辛苦。学术工作中多见的是“以艰深文浅陋”，用自以为得意的所谓专业术语编织欧化的段落式长句，其中的首要原因是没有领悟原文精神，吃不透字面下的意思，遑论经由母语通畅地表达？　而在杨译的　《斐多》　篇中，一边是“死盯着原译文而力求通达流畅”，另一边则是在通透的领悟后，复原苏格拉底原语境的“随常谈话”。“如实”二字就有了超越译本价值的行为准则，“如”是以“如常”来应对变化，“实”则是以“平实”克服艰难。

理论上说，《斐多》　篇是苏格拉底的“天鹅之歌”，“(天鹅)　到临死的时候，知道自己就要见到主管自己的天神了，快乐得引吭高歌，唱出了生平最响亮最动听的歌”。从　《申辩》　篇，苏格拉底被五百人公民大会裁定三条罪状并投入监狱，再到　《斐多》　篇，记录苏格拉底在行刑当日饮鸩身亡，囚禁期间他等待了一场漫长的朝圣航行，直到经过阿波罗祭司加冕的使船顶着逆风却顺利返航雅典城。

和其他很多对话一样，《斐多》　的篇名来自叙述人之一的姓名Phaedo，环伺苏格拉底而参与对谈的人是他的年轻追随者们，包括在整个囚禁过程中担当保证人的克里同　(Crito)，杨绛译为“克里”。《斐多》　的论证犹如天鹅的两翼，先谈为什么在送别最亲爱的人时会感受到“不同寻常的悲喜交集”，不应该为他垂涕饮泣，而是应该理解到，“他期待离开这个世界，等命运召唤就动身”。接下来的对话围绕灵魂本身，既论证灵魂的特殊存在状态，又推论到真正洁净的灵魂终将抵达不朽。由此，对话的叙事弧又成功返回起点，既然死的只是灵魂偶尔附着一次的肉体，而这肉体本身如同牢狱一般，限约了灵魂追求终极智慧，那么肉体的停止有什么值得留恋或哀伤？　同样，既然灵魂在终于到来的死亡后得到的是真正的自由，可以到彼岸再次见到他所愿意再见的已亡故的灵魂，那么，分离的惧怕实际上应该代之以期待重逢的灵魂欣悦。

言及此处，就不难发现杨绛老人为何要在1999年选译这篇　《斐多》。因为就在前一年，1998年的冬月里，钱锺书行逝。一段锥心的时间：1998年12月　19日，杨绛老人失去钱锺书的生命陪伴，1999年12月18日，杨绛老人完成翻译并写下斐多篇的译后记。这不是普通的翻译，不是普通的译后记，通篇没有一字纪念，却字字都在指向对灵魂伴侣的呼唤与怀念。“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　《斐多》　篇对于杨绛而言，不啻为一个鸣响的解释和呼唤。她在翻译中学会理解智者的“向死而生”，通过重述苏格拉底关于“灵魂不磨灭，灵魂不朽”的对话，来缓解、安抚伴侣留她孤囹在世的痛楚。根据杨绛笔下的译文，苏格拉底在野芹汁的阴影晃动下说，“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临死绝不会愁苦，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练习死……活着要保持死的状态”。而哲学家的灵魂是真正能够记忆理性的，由独自思考而进入“纯洁、永恒、不朽、不变的境界”，不用再迷迷惘惘地乱跑，而是“安定不变，和不变交融在一起”。灵魂的这种状态就达到了智慧，具有智慧的灵魂，经过教养的灵魂，“在脱离肉体时，不会消灭，不会被风吹散，不会变为没有，这都是不用害怕的”。

如果再细读　《斐多》　的枝节插话并多一层同情的理解，就会发现　《斐多》篇对于杨绛的影响不仅是上述的灵魂抚慰，还是坚实有效的活时支撑。苏格拉底竭力称颂死亡之于灵魂的解脱乃至解放，也不忘说明生本身的意义，尤其是为什么一定“不容许自杀”。苏格拉底和另一个在场人齐贝　(Cebes)　在讨论中说道，尽管一个人到了生不如死的境地，宁愿死也不愿活着，仍不能用自杀来结束，“人比作监狱里的囚犯，囚犯不得擅自打开牢门逃走”。

通过翻译　《斐多》，杨绛像苏格拉底那样安静地度过人生的最后苦刑阶段。苏格拉底一生从来没有作过诗，在牢房中却开始“把伊索寓言翻成了诗，又作诗颂扬阿波罗”。学习音乐、创作诗学，苏格拉底说这是他屡次在梦中听到的神启督促。难道不是吗？2003年，《斐多》　译成几年后，杨绛又出版了9万字篇幅的　《我们仨》，内封的设计素净到无字，只放一张合影，配爱女阿瑗的少时涂鸦。这一行“Mom/Pop/　圆O”的涂鸦犹如一个触目的伤口，浮在书名上方，吞噬着老人所有的天伦欢和俗世乐。没有谁会忘记杨绛在百岁前哀而不伤的诗家心语，“‘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这样的想法几乎是　《斐多》　的又一次回响。苏格拉底在差人送走妻子任娣　(Xanthippe)　之后，从她的哭喊中总结说，“愉快总莫名其妙地和痛苦联在一起”。对此，杨绛在翻译中选用直白的比喻加以形容，“愉快和痛苦好像是一对冤家……愉快和痛苦好像是同一个脑袋下面连生的两个身体”。在原文和译文的跨文本语境中，不仅可以感受到苏格拉底无时不在进行的理性反思和真知助产术，而且可以间或感受到译者杨绛因个人的生命境遇而潜心炼字的生死意绪。

从译本出版的1999年，到当下老人安走的2016年，足以使一个婴儿再次成长为少年，但对于接连痛失心头最爱的杨绛老人来说，这17年来她做的所有行为都是在洗净灵魂。这同样也是《斐多》　篇所一再强调的，灵魂要“尽量超脱欢乐、肉欲、忧虑、惧怕等等，如果一个人的灵魂受到强烈的快乐或者痛苦，就是和肉体有了相同的喜好，带着肉体的污染。”肉体最终的停顿对于已经洁净的灵魂而言是值得庆贺的，这既是杨绛老人多年前已经预备好的“向死而生”最终实现，更是她最终得以挣脱了肉体的牢笼。人生如寄，人生亦如狱，“灵魂要寻找真实，却不能自由观看，只能透过肉体来看，好比从监狱的栅栏里张望”。

《斐多》　末尾，深爱苏格拉底的人们不由自主流下眼泪，甚至“伤心得失声号哭”，苏格拉底本人却不动声色，说“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啊……因为我听说，人最好是在安静中死，你们要安静，要勇敢”。就像苏格拉底一样，杨绛用生命中的最后一堂智慧课程，教会敬仰她的人们，对于死亡不必害怕，要勇敢；而在关于她的死亡纪念中，要安静。我们这些不因血缘的纪念者们，只为渊雅学识的热爱和洁净人格的感召，忍不住落下滚烫的泪。如同那位一心照拂苏格拉底的无知狱卒，尽管资质驽钝，不甚理解哲人的思辨，却在情感上深深地同情着这位一生克制、律己，并永远读书求学、创作著述的老人。

也是在翻译中，杨绛老人把堂·吉诃德的座骑译为神来之笔“驽骑难得”。或许现在她已安坐老马，缓行雾中，踏上梦里的古驿道归程。愿她与想念已久的两人重逢，从此，默存、阿瑗与季康，在永恒的灵魂乐境中再不失散。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