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体育课改在困境中摸索出路

■本报记者　谢笑添

体育基础测试项目合格标准一再下调，肥胖人群的规模却日益庞大。当持续下降了25年的全国中小学生体质终于呈现回升趋势时，中国高校学生的体质状况依然未能从低谷中走出，成了那个在历年《国民体质监测公报》中被不断提及，却似乎始终难觅出路的棘手问题。

尽管如今校园体育课程已被赋予育人等更高层面的意义，但正如老一辈学者林笑峰所强调的那样，增强体质、完善人类身体才是体育教育最本质的使命。在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已难以适应时代步伐、亟需改革的背景下，一场关于高校体育课程建设经验交流的研讨会上周末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召开，来自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国内高等院校的体育教育从业者出席。

从“半强制”地狠抓基础素质锻炼，到提出以兴趣为导向的技能培养，相似的发展困局下，不同高校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从表面上看，其间的差异源自对于体育教育认知的不同。然而若从更深层次探究，其实也折射出了不同城市间中小学教育资源差距所引发的现实困境。

两种理念的碰撞与冲突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快乐体育”的概念曾在高校教育中受到推崇。然而如今，回首这种以兴趣为引领的教学方式，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却直言，寓教于乐的课程设置能打动的唯有那些“本就有锻炼意愿的同学”，而近三分之二的学生或是运动时存在着顽固惰性，或在面对庞大的学业压力时不愿耗费时间用于锻炼。在他看来，仅仅体育课收效有限，改变困局还需让学生在课余时间回归操场。

早在马约翰时期，清华大学曾有过紧锁教室大门，以强制性行政手段督促学生锻炼的先例。显然如今，这样的做法已脱离时代，取而代之的则是推动“课内外一体化”的长跑制度，将每周两次的课外长跑纳入课内考核。这样的做法并不鲜见，但清华模式的特别之处在于，学生进入“象牙塔”的前两年，无论课内或课外，体育锻炼几乎都是围绕着耐力、心肺能力等基础素质进行的，而其多达50余个课项的运动技能教学体系则更多以选修课的形式服务于高年级学生。

就数据而言，长跑制度的形成效果显著，该校学生的体测不合格率从入学前的逾七成，下降至大二时的3.1%。然而，在上海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邵斌看来，围绕着分数实施的“半强制”手段无法触及问题本质，对于学生而言，运动习惯的形成依然需要以兴趣作为基础，而高等院校体育教育应注重“个性化的技能培养”。需要解释的是，邵斌的观点并非“快乐体育”概念的延伸，而是美国扁平一体化的体育教学模式的本土化。在他看来，兴趣的培养需辅以良好的环境或是强制性的手段，“在小学、初中阶段要让学生接触更多项目，培养兴趣，在高中以专项化的技能教育为主，大学时则在深化专项技能的同时，进行运动文化的熏陶。”

夯实基础或培养兴趣，刘波与邵斌代表着如今国内高校体育教学的两种主流观点，但造成差异的原因却并非仅仅是理念的不同。从邵斌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与基础素质训练相比，个性化技能的培养需要体育教学从小学到高校自下而上的延续性。然而，由于不同经济水平的城市在教育资源，尤其是体育教学上的巨大差距，对于如清华大学等生源来源地极为复杂的高校而言，这样的设想并不现实。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博士生导师董翠香还提出，在两大主流观点之外，对于高职院校或是专业指向性较强的大学(如各地的海洋大学等)，还存在着以职业导向进行体育课程改革的思路与方向。这一概念尽管拗口却不难理解，比如对于毕业后将大批流向海洋相关行业的学生，要在其就学阶段更多提供游泳、抛绳等介于专业技能与运动技能之间的训练。然而，由于功利性过强、且适用性极窄，类似观点存在着不小的争议。

分层式教学的现实困境

学生间的基础差异，在任何高校的所有科目领域悉数存在。就理论而言，部分院校所开展的“分层式”教学无疑代表着一条理想的出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将体育课堂教学、体育社团和体育俱乐部结合的“三元一体”模式即是典型的案例。“高水平学生以选拔模式进入体育俱乐部，一定基础的学生加入社团，基础薄弱的同学则以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培养基础素质。”据该校体育部主任崔树林介绍，这些不同层次的平台均由体育老师指导或授课，尽管创立初期曾遭遇过选课流程繁琐等困难，但随着这种教学文化与传统的逐渐形成，如今已为越来越多的学生所接受。与此同时，对于摆脱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师而言，这亦是自我价值的更好体现。

从某种角度而言，对外经贸大学的成功是幸运的。在这看似理想化的模式背后，其实有着极其复杂的现实困难。在教育界如今遇到的诸多困境中，大多都能以有限的教育资源与无限的学生需求间的矛盾来解释。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三元一体”模式中，体育俱乐部被校方同意计入学分，而学校也接受了由体育部提供的一套新的教师工作量统计系统。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是，在研讨会的交流环节，“如果学校不重视体育教学怎么办”成了被提及最多的话题之一。据不少与会代表介绍，很多学院都曾进行过类似尝试，但由于教务部门不认可参加体育俱乐部能转化为学分，校方不愿接受因“课程”时间延长而增加场地使用时间等种种原因而搁浅。对此，刘波提出，体育课程改革的范围或许不应局限于课程内容本身，也应将体育工作的开展情况更多地列入校长的政绩考核。据其介绍，在北京市部分区县的中小学，体质测试的合格率甚至对于校长的政绩考核有“一票否决”权。只不过，若将类似举措实施于更讲究办学独立的高等院校，其效果究竟如何，会否衍生出如今无法预见的负面效应或争议，唯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