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高校探索交流生学生党员管理模式

昨天下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党支部的学生，与正在美国东部交流的同学通过网络开展了一次党员组织生活，连线交流思想。而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学生党支部的组织生活则是安排在周末晚上6点，因为此时远在澳大利亚的复旦交流生正好忙完一周的学习，可以远程参与。

随着上海高校国际化的推进，远赴海外参加交流的学生人数逐年上升，如何使得海外交流学生党员的各种组织生活不脱节，复旦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探索，而沪上其它高校也逐渐开始尝试。

不同时区的学生党员参与“24小时组织生活会”

复旦大学每年有近3000名在校生出国出境交流，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按照规划，这一比例将在近年内达到50%。与此相对应，出国出境交流的学生党员数量也在增多，仅仅是去年，该校参加一学期交流的本科生党员就有110位，分布在2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所高校。

“我们班上21人，上学期14人出国出境交流，其中9人是党员。”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研究生二年级党支部书记凌翔说：“支部只剩5人留在国内。本科生二三年级也是出国交流的高峰，不少交流项目持续一学期甚至更长。组织生活如何过？支部会议如何开？成为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上学期以来，这个支部尝试在线上进行会议———根据不同的主题，不同时区的支部成员依次发言。9名党员再加上入党积极分子，分布在9个不同的时区，有时候，轮一圈就要花上近一天时间。

在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外文学院、医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等交流频繁的院系，“24小时组织生活会”成为常事，虽然并不方便，但学生在交流中找到了归属感。

今年3月12日，澳大利亚墨尔本街头发生帮派骚乱。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总支副书记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联系了在墨尔本大学交流的4名交流生，并通过他们联系上了在澳洲的其他交流生，在确认大家安好之后便开了一次临时的支部会议。她说，出国交流的学生在当地不仅会遭遇生活习惯的碰撞和思想观念的冲击，也会遇到各种生活问题，“每当此时，党支部往往就是他们的倚靠”。

借助学校的各种资源，联络校友、当地华人和海外高校的老师，党支部为交流生提供各种安全、学习、租房、通讯、交通、医疗、保险等方面的资讯和帮助，还不断记录和整理出交流生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各类实用信息和锦囊、校友通讯录等，形成了一份份“预案模板”，为到当地的交流学生提供参考。

海外交流学生增加使得学生工作增加新的维度

海外交流学生逐年增加，在一些院系的二三年级，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一半。这要求学生工作增加新的维度，而充分发挥海外学生党员的作用，使得整个海外交流生的凝聚力和适应性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身在交流生“大”院基础医学院的宁流芳，本科在斯坦福大学交流时是预备党员，她针对外媒对于中国各种评论以及自身在美国期间的亲身经历，提交了三份思想汇报，每份思想汇报都被支部列入组织生活会的讨论议程。支部特意将开会时间改到中午，让身在美国的她得以在晚上结束实验后语音或视频参与讨论，并形成讨论记录反馈给她。

今年，宁流芳成为学生辅导员，也将这种来自支部的关心、支持与引导传递给了自己的学生：“在国外，短时间内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刚进入新环境很容易觉得自己是孤立的。这种情况下，国内支部生活中，老师和同学对我的持续关心和了解，同支部的同学坦诚讨论自己的想法，都有助于我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平和的心情。”

交流生党员回校后，通常以支部为单位交流思想和学习状况。社政学院大四党支部曾以此为主题开展组织生活会，集中展示交流生党员在海外为祖国“代言”的主题摄影作品和系列思想汇报，结合问卷调查和同学们撰写的交流感想，最终形成了关于交流生国家意识的调研报告。“信仰，是因信而仰。到了国外，有了对比，就更坚信祖国的繁荣稳定，民族自豪感也愈发强烈，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心理变化。”社政学院的学生孙悦说。

在海外交流期间，不少学生党员还发挥专业特长，在组织生活形式上做了创新。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大二、大三党支部的交流生党员，摘编和翻译了部分海外媒体报道，编辑整合成“外院学生参考”，分为“鉴政”和“问教”两个板块，前者关注外媒的中国报道，后者关注国外高校的学生工作和教育改革，供支部成员从更广阔的全球视角了解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西方世界的教育理念，从去年6月至今已经出了9期。今年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还将跨院系合作，让海外的复旦留学生党员共同参与这一工作。

据悉，沪上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也正在探索海外交流学生党建工作的创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