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电影拥抱失败者——写在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逝世20周年

电影《蓝》剧照

电影《红》剧照

基耶斯洛夫斯基

20年前的3月，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因为心力衰竭在华沙去世，他死在手术台上，不满55岁。他在1993至1994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超高负荷地完成《蓝》《白》《红》三部曲，拍完《红》，他原本打算休整一段时间，却猝然离世。

一个星期前，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搭档编剧皮耶谢维茨来到上海，他参与了基氏从纪录片转向剧情片后的全部重要创作———《十诫》《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和《蓝》《白》《红》。如果基氏还活着，6月27日是他的75岁生日，这个年纪对于高寿的导演而言，还只是创作的“中点”。电影翻篇的速度太快，20年的时光让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在岁月的回响中成了遥远的经典。

关注观众的精神生活

回忆他们8年合作的17部电影，皮耶谢维茨说起《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是两人唯一的一次任性：“《十诫》是寻找实际生活的，为了给人看世界，之后，我们想做个电影实验，拍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我们以为这是一次很私人的尝试，没想到成了导演最受欢迎的一部电影，尤其在亚洲，它格外受到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孩的欢迎。”说这番话时，老先生环视了一圈在座的姑娘们，虽然当天的这群编辑和专栏作者都过了“年轻女孩”的阶段，但他显然地期待我们能给他一个解释。于是，一群不再少女的姑娘开始回忆自己何以爱上那部电影，也许是金色滤光镜下的画面过分温柔，也许“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以及“巴黎的迷茫少女意识到灵魂的存在”这样的主题原本就满溢着少女的纯真，也许，它只是年复一年，一次又一次地在恰好的时机，出现在年轻人的视线里。

也许，所有的解释都是多余的。其实《维罗妮卡》在基氏的作品序列里并不显得突兀，他在此前和之后的创作风格也不存在断裂和转向，在波兰默默无闻拍了22年纪录片的基耶夫洛夫斯基，和在戛纳影展被追捧的波兰电影代言人，是始终如一的。他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电影如果展示太多会失去神秘感，展示太少就没有人看得懂，所以剪辑室里的难题是在显而易见和神秘之间找到平衡。我只想激起纯粹的情感，我想关注观众的精神生活，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让人们体验一些东西，至于他们从智力还是情感方面去体验并不重要。”

文艺青年们视他为精神教父，而他一生谦逊，几乎是痛苦地自我剖析过：“我没有太高的电影天赋。奥森·威尔斯这样的天才在一开始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却要用毕生的精力，不停地向前走。”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电影史的坐标系里，位置未必太耀眼，但他的电影散发着温柔与苦涩交织的复杂光晕，恰如皮耶谢维茨以朋友的身份对他作出的评价：“他拍电影是为了说真话，为了表达对芸芸众生的爱，他试图用电影拥抱人们。”

生活是电影的起点

基耶斯洛夫斯基带年轻的编剧和导演时，经常给出的忠告是“审视自己的生活”，不为写作，而是为了自己，思考到底是什么把自己带到这里，这是电影的起点。到他拍《蓝》《白》《红》时，仍然坚持，电影不是政治和哲学层面的产物，它扎根于人性和个人的层面，它是属于生活的———人们怎样生活，以及怎样试图生活得更好。

年轻时的基耶斯洛夫斯基不是伤春悲秋的文艺青年。因为父亲得了结核病，需要在清新的环境里休养，全家被迫不断迁徙，他在少年时期过得像个吉普赛人，不太喜欢学校，差点成了个司炉工。家里搬到华沙以后，他在亲戚开的学校里爱上表演，可是为了逃避历史、文学和社会学这类舞台导演的附加课程，他决定转投洛兹电影学院，入学过程挺波折，足足考了三次。投考电影学院的初衷是想曲线实现做舞台导演，后来成了和考官之间的较劲：“你们越是不要我，我越是要证明我能行。”最后，那张入学通知改变了他的职业路径。

《维罗妮卡》和《蓝》《白》《红》得享盛名，以至于很多人忽略了基耶斯洛夫斯基从电影学院毕业后，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是一名纪录片导演。他拍摄过30多部纪录片，其中最富盛名的是《工厂》《医院》《车站》《工人》和《初恋》。这些片名就透露出，基耶斯洛夫斯基喜欢描绘公共场所，萍水相逢的人们来来往往，镜头扫描中下层城市居民的生活，在日常的情境中展开波兰社会的面貌。皮耶谢维茨记得，他和基耶斯洛夫斯基初相识时，对方像个政府机构里的行政人员，他则是团结工会里的律师，他们互相调侃对方是“文件人”，整天和数据、文件、官司以及与此有关的民生打交道。

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基耶斯洛夫斯基流露了对影像美学的关注，以及对戏剧性的敏感。他在意拍摄现场的布光，喜欢人脸的特写，注重后期剪辑节奏，在画面中追求诗意，在诗意中也难以抑制干预现实的渴望。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他在《履历》和《职员》中尝试戏剧与纪录的结合，把微妙的、神秘的剧情，和某种事态、和人们的思想面貌以及各种举止结合起来。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感受到纪录片的局限，这是拍摄亲密行为的渴望和创作者道德自律之间的激烈的冲突：“纪录片不应该影响其主人的生活，不管是更好还是更糟。如果我拍摄爱情片，我不能走进人们真在做爱的房间。如果我拍摄有关死亡的片子，我不能拍一个真快要死的人。这种经历是如此亲密，我认为不该打扰那些人。”

真实的人性在伦理和道德的两难境遇中真实地挣扎

拍摄纪录片的经历给了基耶斯洛夫斯基最直接的生命体验，当他试图研究这些生命体验里最亲密最私密的关系时，他遭遇了道德焦虑和职业伦理的挣扎，他意识到，虚构是有效的道德缓冲方式，也提供了更多的艺术自由，于是转向剧情片的创作，开始和皮耶谢维茨的固定合作。皮耶谢维茨是个律师，没有接受过正经的写作训练，起初，他基本不会写剧本，但他在公检法系统里的案例经验积累了一个热闹的素材库，而且他很健谈，能几个小时滔滔不绝地谈论波兰社会的动荡怪现状。

他们合作的第一部《无休无止》出师不利，被官方认定“不和潮流”，没有公映机会。两人各自赋闲一段时间，有一天，在街上闲晃的基耶斯洛夫斯基遇到了同样在游荡的皮耶谢维茨。波兰的冬天阴冷潮湿，那天下着雨，导演丢了他的手套，他的合作者给了他突兀的建议：“你应该来制作一部关于‘十诫’的电影。”他设想的“十诫”并非针对《圣经》，而是波兰的社会经验———通过“十诫”寻找实际的生活。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然而之后的一个月里，他们俩窝在导演烟雾腾腾的小书房里，果然写出了10个短片的剧本。剧本的第一稿完成后，基耶斯洛夫斯基写道：“我很自私地意识到我不想把它们交给任何人，我要导演所有的10部电影。”最终，他为波兰电视台制作了这10部电影，每部时长1小时。

美国影评人罗杰·艾伯特曾开设过一个研究电影《十诫》的专题课程，他和学生们起初试图把电影的内容和宗教的十诫匹配起来，最后他们意识到这是浪费时间。电影和圣经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有些电影涉及一条以上的戒律，另一些则牵涉了所有戒律暗示的道德体系。10部短片并不构成对戒律的图解，这里呈现的是真实的人面对现实复杂问题时发生的故事，是真实的人性在伦理和道德的两难境遇中真实的挣扎。这些关于死亡、谎言、背叛、离散、杀戮、欲望的故事，都是与个人有关的故事———面对垂死的丈夫，妻子能不能留下与情人的孩子？两个孤独的人，能不能以抛弃配偶为代价，重新结合？偷窥者可以拥有爱情么？谎言是爱的一部分么？法律向谁复仇，正义理想的边界在哪里？一次又一次，个人被牵扯进道德的漩涡，全神贯注地应对生活给出的伦理挑战。

罗杰·艾伯特认为，基耶斯洛夫斯基通过《十诫》，绘就了一幅“关于我们的生活如何有价值”的肖像。导演本人说：“波兰人崇尚道德批判，我却很不喜欢这种性格。”在《十诫》中，他试图描述社会转型时期的波兰，一个人与人之间欠缺同情心的阴暗世界，在第5集里，他刻意在拍摄中用了绿色的滤光镜，笼罩在阴森绿色下的世界看起来分外炎凉。但是在愤世嫉俗的重拳之后，他发出的诘问是悲悯的：谁有立场作道德评价呢？

他真诚直率地爱着他的拍摄对象

可以说，基耶斯洛夫斯基在20多年纪录片生涯中对拍摄对象个体命运的关注，延续到《十诫》中，并且深刻影响着后来的《维罗妮卡》和《蓝》《白》《红》。如他自己形容的，《维罗妮卡》全然抛开剧情，他只关注一个女孩的飘忽的情感世界，在情感经验中寄托了一点对命运的思考———一种神秘主义的宿命观念，冥冥之中灵魂有伴，世界的本质是一场奇迹。《维罗妮卡》意外地大获成功以后，他在皮耶谢维茨的建议下，尝试抛开政治和社会的大命题，在个人的层面思考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促成了他最广为人知的三部曲《蓝》《白》《红》。三部曲成就了他在欧洲影坛的地位，但高负荷的工作摧毁了他的健康，他被心脏和心理的疾病击垮了。

在8年的时间里，从律师转行编剧的皮耶谢维茨参与了基耶斯洛夫斯基后期全部重要作品的拍摄，完成了一张堪称耀眼的作品列表。然而时过境迁，皮耶谢维茨仍然会感到遗憾：“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他其实擅长拍温暖幽默的喜剧，那时我们以为来日方长，以为会有很多机会拍《十诫》第十集和《白》这类风格的电影，温暖地讲述小人物的故事，用电影拥抱世俗的失败者，爱这些人，爱他们荒唐渺小的梦想，爱他们微不足道的渴望。”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不到55岁的年纪撒手人寰，让这些曾经的“可能”变成遗憾，而最遗憾的，是自他以后，不知什么时候还会有这样一个波兰导演，真诚直率地爱着他的拍摄对象，用电影说出含辛茹苦芸芸众生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