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到了最危难关头?

■威廉·德雷谢维奇

学费高到学生不愿上大学，在线教育掀起“反大学”运动……美国高等教育真到了最危难的关头？　美国高等教育圈的知名“愤青”威廉·德雷谢维奇在捅破“网络大学”短板的同时，不忘掀开美国高等教育积蓄多年的沉疴。

近年来，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曾任教于耶鲁大学的威廉·德雷谢维奇常常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批评者。他用“藤校弱智症”形容名校精英，认为这些人对社会并无益处。2014年，他出版　《优秀的绵羊》　(最近有了中译本)，批评“上常春藤的人，熟悉的是一套适合成功的套路……按照名校的要求，逐项打勾完成，好比是在完成某个游戏。”这次，他似乎要劝大家“不要放弃上大学的机会”。

高等教育经常被视为一个如同黑匣子般的神秘产业：18岁的孩子跨了进去，22岁时从另一端走了出来，只要这个体系看起来还在运转，没人会关心中间的这几年里，孩子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想先说说一部电影———“象牙塔”。这是一部有关美国大学现状的纪录片，早在2014年6月就在美国上映，但至今依然有不少现实意义。

当初我看到这部片子时，我想到的是，如今的高等教育的确存在许多问题，但我们平日的讨论从来都没涉及最关键的部分。

“效率”“艺术历史专业”“毕业生欠债高达10万美元”“大学教育泡沫”……所有这些看似必将酿成危机和崩盘的夸夸其谈，占据了公众的视线，而这些全都是断章取义、故弄玄虚、道听途说或危言耸听的产物，最终结果必然是信息失实。

高等教育，并非信息失实唯一的受害者，但或许它遭受的损害是特别严重的。正如电影中所指出的，高等教育经常被视为一个如同黑匣子般的神秘产业：18岁的孩子跨了进去，22岁的时候从另一端走了出来，只要这个体系看起来还在运转，没人会关心中间的这几年里，孩子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此，美国人对“大学究竟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所知甚少。大学是如何经营的？　大学该为谁提供服务？大学对社会的贡献应该有哪些？　即使是大学体系内的从业人员，也很少会去解答大众的这些疑问。于是，政客、所谓专家、越来越多的骗子和只会空想的理论学家抓住了机会，将之作为辩论的话题。最终形成的局面就是：那些经常公开讨论大学教育的人其实一点也不懂问题所在，而真正懂的人却很少发声。

但电影“象牙塔”中的大部分内容实属难得的例外，值得称道。导演安德鲁·罗西细致而深刻地讨论了高等教育的很多方面，尤其关注高涨的学费和助学贷款的历史背景：学校间的竞争、扩招和借款；行政膨胀；党派对学校，尤其是经费的影响。比如，公立大学依靠招收外州的自费学生应付经费的短缺，还有公共财政支持的长期匮乏，学校的经营不得不依靠学生借贷而非税收收入，这或许正是造成如今混乱情形的罪魁祸首。

这些年，媒体一直在说，大学生“举债上大学”，但因为学费高而放弃大学真的明智么？　一个大学生和一个中学生一辈子能挣到的钱可能相差100万美元。上大学不仅是一个好的投资，甚至可以说，仍是一个人能做的最好的投资。

随着电影，我们一路来到哈佛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深泉学院　(号称全美最特立独行的私校)、斯佩尔曼学院、库伯高等科学艺术联盟学院，以及邦克山社区学院，聆听教授、学生、校长、专家，以及企业家的想法，了解“反大学运动”、翻转课堂和最新潮流，包括席卷全球的慕课。

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还有很多我们没能在片子里看到。很遗憾，纪录片的标题就带着些许偏见，自然也一如既往地没有对文科学生、英语专业、懒惰的学者们，以及工资过高的教授们开刀。本片主要传达的观点是，大学，不论是对学生还是对社会，所做的都应比让毕业生胜任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要多得多。

尽管很多方面都不错，但电影“象牙塔”最终在讨论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显示出局限性。就让我们从学生贷款这个问题说起。

电影中再次让我们看到一串触目惊心的数字：全美学生贷款总数已突破1万亿美元，毕业生的平均欠债额是25000美元，有那么一个年轻人总共借了大概14万美元，当他毕业时，就业市场又不怎么景气，于是他不得不靠着食物救济券过活云云。

是啊，如此的切入点很吸引眼球，但电影和一般报道都遗漏了差不多的内容。

其一，贷款总数的上升其实并不是因为个人需要借更多的钱，而是因为更多人开始贷款上大学。从2000年到2012年，每个参与贷款的学生的借款数额上升了大概30%。这是很糟糕，但还不至于导致灭顶之灾。

其二，所谓“平均欠债额”，是根据所有的借款人，而非参与贷款的学生来计算的。全美有约43%的公立大学毕业生，相当于全美大学在学人口的70%，从没贷过款　(这个数字在过去12年间变化极小)。

2012年，毕业生的平均欠债额略超过14000美元。其中，私立学校的负担略高，学生大约需要借30000美元，毕业时的欠债额约为20000美元。至于那些欠了10万美元或更多的人，他们是全美学生中的极少数，大约只占总人数的2%。目前，有43%的借款人　(其中有超过65%是学生)的欠债额等于或低于10000美元。

当然，这并不表示学生贷款问题不严重，或者学费还不算太高。在高达万亿的学生贷款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家庭的巨大教育支出，不少家长借钱供孩子读书，这样做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孩子们不必再借更多的钱。

到毕业之际，除欠钱外，更凄惨的情况是根本毕不了业，很多年轻人最后决定放弃学业，公立大学只有约56%的毕业生能在6年内毕业。毫无疑问，很多学生放弃大学学业，是因为他们不想继续举债了。还有更多学生因为高昂的学费甚至选择放弃开始学业。

债务是问题，就业也是问题。目前的应届生就业市场很严峻，但还说不上达到电影里所用的词：“凄惨”。事实上，学历越高，经济危机造成的影响就越小。拥有本科学历毕业生的基本工资自1980年以来稳步攀升，如今已比高中毕业生高大约98%，一个大学生和一个中学生一辈子能挣到的钱可能相差100万美元。上大学不仅是一个好的投资，甚至可以说，仍旧是一个人能做的最好的投资。

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孩子们因此陷入困境。他们知道自己该进大学，他们也知道可能得举债上大学。但这也正是高等教育不存在泡沫的原因：这个体制绝对不会一下子就崩了。

一群反对高等教育的拥趸很推崇的一个观点是：大学就要倒闭了，未来只属于那些常春藤学校。如今，上大学还不如参加在线课程呢……“反大学”运动在美国兴起。

“象牙塔”向我们展示了认清这个事实的重要性：无论是大学学费，还是高等教育的作用，我们都必须用事实说话。当我们精挑细选所有投考者中最“神奇”的经历和最高的分数时，或许我们录取的只是那些最擅长推销“正确”答案的家伙，而忘记了大学存在的真正意义。

如今，彼得·蒂尔和塞巴斯蒂安·特伦已成为人们熟知的名字，他们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样子。前者资助的“蒂尔奖学金”，每年为24名大学生提供10万美金，帮他们退学创业。后者创办了“Udacity”，是慕课的主要提供者之一。

特伦的动机不难分辨。这个假装内行的家伙无论看起来，还是听起来，都像极了骗子———他只是想赚很多钱而已。是的，“Udacity”以及同类的“Coursera”(另一个慕课提供者)　以及其他一些机构，都属于营利性企业。这些所谓让全球教育资源能惠及外蒙古孩子之类的言谈更多是一个噱头。“Udacity”已经和圣何塞州立大学达成协议为后者提供学分课程，这正是慕课开始产生经济效益的关键一步。

蒂尔的“救世”原因不太一样。他对于高等教育的看法可以用“反对”二字来概括，而反对的理由是他不看好公共机构、公共开支，简而言之，和“公共”搭边的一切，他都不看好。

我们后来可以看到，圣何塞州立大学几乎成了一个反对慕课运动的中心，“Udacity”提供的一门课程最终只有约50%的通过率，另两门课程的通过率只有25%。至于蒂尔，这样说吧，大约99.99%的辍学生不够资格获得他发给的奖学金，也不太可能成为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当被问到这样的孩子将来该怎么办时，蒂尔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

尽管如此，还是有太多类似的机构、相似的理念太容易地被社会接受了。蒂尔赞助过旧金山的“反大学”间隔年项目，还有硅谷的“教育黑客空间”，一个专门提供给在教育方面进行创业的辍学生的公共居住空间。是不是听起来很讽刺？　我都恨不得开一个“专门提供给承接外科手术的医学院辍学生的公共居住空间”了。这群反对高等教育的拥趸很推崇的一条观点就是，大学就要倒闭了，未来只属于那些常春藤学校。如今，上大学还不如参加在线课程呢———这就是他们反复宣传的东西。

很多孩子至少短期内不会追随这些“反大学”运动，但对高等教育的未来而言，它们所带来的更大危险是，我们因此不再思考“大学究竟是什么”了。

电影里“不够时间”告诉我们的还有究竟是谁在兜售这些大学教育的替代品。我们可以看到“反大学”的孩子们正在聆听迈克尔·斯塔顿的演讲。斯塔顿，一个专门进行教育行业风投公司的合伙人，毕业于克拉克大学，拥有文学学士学位。还有伊丽莎白·斯塔克，她试着从经济角度劝说孩子们不要上大学。

这些“反大学”的鼓手，自己的教育背景则是：伊丽莎白·斯塔克拥有哈佛大学的法律文凭，在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都领有教职。蒂尔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本科读的是哲学，后来又读了法学。特伦是伯恩大学的博士毕业生。

顺便说句，通过赢得蒂尔奖学金而创办了“反大学”间隔年项目的戴尔·史蒂芬绝对是聪明的年轻人。他很了解如何让自己快速得到好处：参加一个为期约10周的间隔年项目需要支付15000到16000美元，比斯坦福的学费还高。史蒂芬还会把自己写的书　《把教育一脚踢开》　卖给你，平装本只卖10.7美元。

我很想问问这些人，如果重来一遍，他们会不会听从自己的建议？　或者当他们的孩子即将面临高等教育时，他们会不会说同样的话？　我还很想知道，蒂尔、特伦以及斯塔顿，他们究竟招聘了多少大学辍学生到自己的公司里上班？　还有哈佛的斯塔克，假如她是哈佛法学院招生委员会的一员，她会不会招收辍学生呢？

还好，很多孩子至少短期内不会追随这些运动，但对于高等教育的未来而言，它们所带来的更大危险是，我们因此不再思考“大学究竟是什么”了。

“象牙塔”里展现了一些校园生活的场景。比如，在深泉学院，学生们在农场劳作，就黑格尔的思想展开辩论，和教授激烈地讨论问题，碰头商量选课———他们中的一个总结式地说道，“学校的生活总有这样那样的意义吧。”

这些片段都出现在开头的30分钟。随后，电影转而开始讨论资金和借债的问题，然后是库伯高等科学艺术联盟学院如何违背初衷开始收取学费，然后就是蒂尔和特伦以及他们的试验品，有人激赏，有人批判。等这些都放完了，剩下的就只有需要交多少钱，以及怎么付款的问题了。

但我们实际上最应该问一问的是，我们付学费究竟是想获得什么呢？　用蒂尔和特伦们的话来说，我们购买到的是至为关键的工作技能。但假如上大学之前让你魂牵梦绕的唯一问题就是金钱，那么很可能你走出校门时也只想着金钱了。这就意味着，关于中间的这四年，你根本没什么可争的了。

这就是迈克尔·斯塔顿跟“反大学”的孩子们所讲的内容：父母为孩子付大学的学费，但在他看来，“他们其实是在为你不至于被信息经济的浪潮淘汰而买单。”随后，他将大学的价值拆分成三个组成部分：知识、人际脉络，以及文凭。

这三点，在他看来，如今都能通过更简易、更自由、更便宜的方式在线获取。斯塔顿将知识看作“内容”，而教学的过程就是这些“内容”转移的过程。他会说，你看，教育嘛，这是一个工学问题：如何将信息从一个脑袋转移到另一个脑袋中去。

真相是，确实有那么一股强大的力量正积极地为难建设理想的大学这一事业。他们认为批判性思维毫无可信度，他们坚持教育并不具备更为高尚的社会意义，他们拒绝承认教育的价值。

2013年春，站在库伯高等科学艺术联盟学院毕业典礼讲坛上的是迈克尔·布隆博格。他对学生说，“你们正在进行的讨论其实并非教育究竟是否应该免费，而是谁有能力、有意愿为教育买单。”

我赞同这位亿万富翁的这个看法。他所提到的“有能力”其实已有清晰界定。不仅仅是财阀们，不仅仅是上流社会，中上阶层都有这份实力，要投入对教育的关注中。

可以肯定的是，成本问题绝非不可逆。高等教育确实必须提高效率，但问题是效率怎么提高？　各大院校其实一直都很愿意花钱，但就是不愿意为最重要的方面，即对学生的教导上下本钱。

你看，经费可以用来造宿舍、聘行政领导、搞体育运动，唯独不是请教授。如今，还有慕课和其他各种形式的网络教育虎视眈眈，嘿，朋友们，真不是开玩笑的。教授们不该再推诿说教育的不利都是别人的问题了。也别说大学的未来了，若想要保住自己的位子，你们真该清醒过来，团结一致地对抗那些正在集结起来反对你们的家伙。事实就是太过关注金钱的话，我们可能会忘记本科教育的真正目标，也发现不了其实我们的大学在达成这些目标方面一直都做得相当糟糕。学院和大学都负着很大的责任，如果它们还希望能够挽回社会的支持，那么就得先证明自己值得人们托付。

(汪洋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