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釜山行》反观“丧尸文化”起源与优秀丧尸片的核心
英文单词“Zombie”即可翻成“僵尸”，也可翻做“丧尸”，但细究起来，这两个词指代的并非同一形象。
所谓僵尸，最早见于清人袁枚所著《子不语》中，后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将之形象丰满，初时只是僵死之尸之意，后渐渐演绎为死不瞑目之人，因尸身所在风水聚阴之地，遂成尸变。
至民国时糅合了湘西赶尸、茅山捉鬼与西风东渐的吸血鬼元素，僵尸形象逐渐成型，即其怕日光、夜间出没、全身僵硬、指尖发黑、牙齿锋利。
香港电影人林正英生前拍摄了25部僵尸题材电影，大大影响了华人世界对于僵尸形象的认知。但需要指出的是，僵尸并不一定需要双手前伸蹦跳行走，僵尸咬过的人并不一定也会变成僵尸。
而从“Zombie”音译而来的丧尸，其源头是盛行于海地等西印度群岛地区的伏都教(Voodoo），指以各种巫术操控尸体，随着西方几百年大众文化的演进，产生丧尸的方式越来越具“科学性”，它们大多是因核辐射、病毒、疾病、生化事故等缘由产生，与中国的僵尸不同，丧尸能够行走在太阳底下，而且不受操控。
丧尸形象第一次出现在银幕上是1932年美国哈尔佩林兄弟执导的恐怖片《白色丧尸》。
乔治·A·罗梅罗被尊为“僵尸之父”，因他于1968年编剧并指导的电影《活死人之夜》确立了当代“丧尸文化”的三大标准，即丧尸“无思想、吃人肉、爆头死”。
随着影像技术的突飞猛进，丧尸片越来越追求感官刺激，却鲜有超越罗梅罗的作品出现，近年来偶有《活死人的黎明》《惊变28天》《行尸走肉》等兼具视觉效果与思想深度的佳作诞生。
因为好的僵尸片，不仅要看着吓人，还要为之注入鲜明的社会内涵和现实寓意。《活死人之夜》中被僵尸啃噬的人们，象征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中被压抑的少数族群，按电影史专家罗宾·伍德的论述，他们就是美国有色人种、女性及同性恋群体。
而《活死人之夜》中还透出了对于政府救援的无能、当权者的愚蠢蛮横，尤其是影片结尾幸存者被士兵当做丧尸狙杀的画面，更是反映出人性的阴暗面，对于死亡的恐惧，让人变得绝对利己主义。
正因此，今年上映的韩国电影《釜山行》，就被认为与丧尸片经典仅差一步，争议最多的便是影片结尾过于光明，一些观众认为，如果小女孩与孕妇走入隧道之时被镇守安全区的士兵射杀，更能映照丧尸片中有关反映利己主义的传统。亦有观众设想了另一个结局，为了活命无所不用其极的金常务才是唯一的幸存者。
据说《釜山行》原本设计了金常务才是唯一的幸存者的结局。
《釜山行》的两难悖论就在于，影片既想说明政府的无能，却又在表现政府的救人。不过尽管如此，《釜山行》仍然在许多方面属于合格的丧尸片，比之韩国此前拍摄的《人类灭亡报告书》《新村僵尸漫画》《僵尸刑警》等，更为有板有眼。
《釜山行》导演延相昊毕竟抓住了罗梅罗开创的丧尸片精髓，在吓人的视觉表象下，揭露社会问题。
《釜山行》的雏形、动画电影《首尔站》。
实际上，《釜山行》的雏形、动画电影《首尔站》更加直指人性的阴暗面。《釜山行》之所以投拍，是因为韩国 N.E.W.电影公司CEO金宇德看到动画《首尔站》的初剪辑版本后印象深刻，向导演提议将动画拍摄成真人电影。《首尔站》被设定为这部电影的前传，被安排在随后上映。
英国演员西蒙·佩吉是位颇具才华的电影人，2004年他曾自编自演了丧尸电影《僵尸肖恩》。
《僵尸肖恩》导演西蒙·佩吉说，丧尸代表了人类潜意识中的种种不安全感。
当时，佩吉专门撰文阐述电影拍摄初衷：“丧尸这一经典怪物寓意丰富，涵盖了许多人类最为惧怕的食物。而最明显的，就是对死亡的拟人化——当死神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其吓人程度毋庸赘述。更进一步来看，丧尸还代表了人类潜意识中的种种不安全感……从丧尸身上，我们看到了集体主义对独立个性的威胁，看到了一个人的身心都被群体所吞噬、并最终泯灭的可能性。”
可以这么说，丧尸片里行走的尸体固然恐怖，活人的人心更加骇人。正如《行尸走肉》的编剧罗伯特·柯克曼所言：“在我看来，最好的丧尸电影，其重心不是体液四溅、暴力横行、脑残遍地、装腔作势、哗众取宠，而是充分揭露人世的乱象，促使观者质疑自身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以及我们的社会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此类影片不失传统的血腥和暴力等刺激元素，但也始终透着一股批判社会和思考现实的味道。”
《行尸走肉》探讨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反应，和由此导致的各种“异化”。
正因此，《行尸走肉》被认为21世纪以来最为成功的丧尸作品，因为柯克曼牢牢抓住了一点——探讨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反应，和由此导致的各种“异化”。毕竟丧尸是显而易见的，而人心却是那么的不可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