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釜山行》反观“丧尸文化”起源与优秀丧尸片的核心

2016-09-20信息快讯网

英文单词“Zombie”即可翻成“僵尸”,也可翻做“丧尸”,但细究起来,这两个词指代的并非同一形象。

所谓僵尸,最早见于清人袁枚所著《子不语》中,后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将之形象丰满,初时只是僵死之尸之意,后渐渐演绎为死不瞑目之人,因尸身所在风水聚阴之地,遂成尸变。

至民国时糅合了湘西赶尸、茅山捉鬼与西风东渐的吸血鬼元素,僵尸形象逐渐成型,即其怕日光、夜间出没、全身僵硬、指尖发黑、牙齿锋利。

香港电影人林正英生前拍摄了25部僵尸题材电影,大大影响了华人世界对于僵尸形象的认知。但需要指出的是,僵尸并不一定需要双手前伸蹦跳行走,僵尸咬过的人并不一定也会变成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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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Zombie”音译而来的丧尸,其源头是盛行于海地等西印度群岛地区的伏都教(Voodoo),指以各种巫术操控尸体,随着西方几百年大众文化的演进,产生丧尸的方式越来越具“科学性”,它们大多是因核辐射、病毒、疾病、生化事故等缘由产生,与中国的僵尸不同,丧尸能够行走在太阳底下,而且不受操控。

丧尸形象第一次出现在银幕上是1932年美国哈尔佩林兄弟执导的恐怖片《白色丧尸》。

乔治·A·罗梅罗被尊为“僵尸之父”,因他于1968年编剧并指导的电影《活死人之夜》确立了当代“丧尸文化”的三大标准,即丧尸“无思想、吃人肉、爆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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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影像技术的突飞猛进,丧尸片越来越追求感官刺激,却鲜有超越罗梅罗的作品出现,近年来偶有《活死人的黎明》《惊变28天》《行尸走肉》等兼具视觉效果与思想深度的佳作诞生。

因为好的僵尸片,不仅要看着吓人,还要为之注入鲜明的社会内涵和现实寓意。《活死人之夜》中被僵尸啃噬的人们,象征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中被压抑的少数族群,按电影史专家罗宾·伍德的论述,他们就是美国有色人种、女性及同性恋群体。

而《活死人之夜》中还透出了对于政府救援的无能、当权者的愚蠢蛮横,尤其是影片结尾幸存者被士兵当做丧尸狙杀的画面,更是反映出人性的阴暗面,对于死亡的恐惧,让人变得绝对利己主义。

正因此,今年上映的韩国电影《釜山行》,就被认为与丧尸片经典仅差一步,争议最多的便是影片结尾过于光明,一些观众认为,如果小女孩与孕妇走入隧道之时被镇守安全区的士兵射杀,更能映照丧尸片中有关反映利己主义的传统。亦有观众设想了另一个结局,为了活命无所不用其极的金常务才是唯一的幸存者。

据说《釜山行》原本设计了金常务才是唯一的幸存者的结局。

《釜山行》的两难悖论就在于,影片既想说明政府的无能,却又在表现政府的救人。不过尽管如此,《釜山行》仍然在许多方面属于合格的丧尸片,比之韩国此前拍摄的《人类灭亡报告书》《新村僵尸漫画》《僵尸刑警》等,更为有板有眼。

《釜山行》导演延相昊毕竟抓住了罗梅罗开创的丧尸片精髓,在吓人的视觉表象下,揭露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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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行》的雏形、动画电影《首尔站》。

实际上,《釜山行》的雏形、动画电影《首尔站》更加直指人性的阴暗面。《釜山行》之所以投拍,是因为韩国 N.E.W.电影公司CEO金宇德看到动画《首尔站》的初剪辑版本后印象深刻,向导演提议将动画拍摄成真人电影。《首尔站》被设定为这部电影的前传,被安排在随后上映。

英国演员西蒙·佩吉是位颇具才华的电影人,2004年他曾自编自演了丧尸电影《僵尸肖恩》。

《僵尸肖恩》导演西蒙·佩吉说,丧尸代表了人类潜意识中的种种不安全感。

当时,佩吉专门撰文阐述电影拍摄初衷:“丧尸这一经典怪物寓意丰富,涵盖了许多人类最为惧怕的食物。而最明显的,就是对死亡的拟人化——当死神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其吓人程度毋庸赘述。更进一步来看,丧尸还代表了人类潜意识中的种种不安全感……从丧尸身上,我们看到了集体主义对独立个性的威胁,看到了一个人的身心都被群体所吞噬、并最终泯灭的可能性。”

可以这么说,丧尸片里行走的尸体固然恐怖,活人的人心更加骇人。正如《行尸走肉》的编剧罗伯特·柯克曼所言:“在我看来,最好的丧尸电影,其重心不是体液四溅、暴力横行、脑残遍地、装腔作势、哗众取宠,而是充分揭露人世的乱象,促使观者质疑自身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以及我们的社会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此类影片不失传统的血腥和暴力等刺激元素,但也始终透着一股批判社会和思考现实的味道。”

《行尸走肉》探讨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反应,和由此导致的各种“异化”。

正因此,《行尸走肉》被认为21世纪以来最为成功的丧尸作品,因为柯克曼牢牢抓住了一点——探讨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反应,和由此导致的各种“异化”。毕竟丧尸是显而易见的,而人心却是那么的不可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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