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致瓦莱里、罗曼·罗兰信函之新发现

本文作者在法国发现的1931年梁宗岱游览意大利山区的照片。这也是在海外发现的唯一一帧梁宗岱照片。

《梁宗岱译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梁宗岱从德国海德堡寄给罗曼·罗兰的明信片

法国国家图书馆黎希留分馆手稿阅览室

■刘志侠 卢 岚

甘少苏在《宗岱和我》（重庆出版社）中提到，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梁宗岱被人诬告恶霸罪被拘押，她急忙找出藏信烧掉，只留下极少数信件，都是他视为“宝贝”的，如瓦莱里、罗曼·罗兰和闻一多写给他的信。但是这些“宝贝”没能逃过“文革”浩劫，红卫兵抄家，连同呕心沥血的译著，“还有罗曼·罗兰的六封来信和瓦莱里的十三封来信以及两位大师送给宗岱的亲笔签名的大照片，法国画家哈烈为宗岱画的一张全身速写像，统统烧掉了。”

这段话一直铭刻在笔者脑海中。2003年后，我们完成《梁宗岱文集》，开始搜集他欧游时期的佚文。经过近十年积累，所得超出原来期望，除了佚文，还有几位外国作家记述梁宗岱的文章。2011年，诗人何家炜到巴黎参加书展，提议我们介绍给国内读者，于是产生撰写《青年梁宗岱》的计划。开始不久，我们在瑞士找到梁宗岱致女作家瓦朗让的信。这个发现重新点燃了我们一个从不敢说出来的梦——在法国找寻梁宗岱写给瓦莱里和罗曼·罗兰的信件。法国没有经历“文革”，这些信件应该仍在，除非两位大师认为无足轻重，没有保留。

致瓦莱里的十六封信函

但是到哪里搜索呢？毫无头绪。直到有一天，读到日本恒川邦夫教授的论文《〈鸭绿江〉注释绪言——瓦莱里与盛成》（Prolégomènes à une exégèse du Yalou :Paul Valéry et Cheng Tcheng）。内容与梁宗岱无关，可里面摘录了多段瓦莱里与盛成来往信件的原文，心想既然盛成的信至今犹存，梁宗岱的信可能就存放在同一个地方。查阅文末注解，信件在Valeryanum。笔者把这个词译为“瓦莱里典藏室”。这是一个庞大的文献档案，由瓦莱里好友、银行家莫诺（Julien Monod, 1879-1963）穷一生之力收集，总数超过一万二千种（一种可能包括数件或十数件），现藏巴黎杜塞文学图书馆（La Bibliothèque littéraire Jacques Doucet）。

有了这条线索，第一个反应是查看图书馆的网上电子目录。没有痕迹，必须亲身上门。于是拣挑了个睛朗的初夏下午（只有下午才开放），带着写好的查阅申请书上去。办过手续，进入放满老式卡片目录柜的房间，可是翻完又翻，找不到。眼看无计可施，突然想起日本论文，看不到梁宗岱的信就看盛成的吧，于是把从论文注释抄下来的编号填进找书单。书很快便出来，这是一本装裱好的宗卷，书脊写着 Etude pour Ma Mère（《我的母亲》研究）。里面交替排列着信件、手稿和剪报，钉装成册。其中有几封瓦莱里和盛成的通信，既有原件，也有打字稿。翻阅了一部分，突然醒悟自己走了弯路。这里是研究图书馆，所有藏品保持原样，不会把书信分拆出来独立编目。查目录时，按时髦的说法，“关键词”不应是“盛成”，而是宗卷标题的“我的母亲”。同样道理，梁宗岱的“关键词”应该是“水仙辞”（Narcisse）、“陶潜”（T'ao Ts'ien）或者其他著译。不出所料，在馆员协助下，很快便找到五种：

一、Etude pour Narcisse - Traduction en chinois par Liang Tsong Ta（《水仙辞》研究——梁宗岱中译）

二、Charmes，《水仙辞》中译本（中华1931年版）

三、Les Poèmres de T'ao Ts'ien《法译陶潜诗选》，这里收藏了四册

四、《诗与真》初版（1935）

五、《诗与真二集》初版和《一切的峰顶》增订本（均为商务1936年版）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这五份宗卷中，找寻多年的梁宗岱致瓦莱里信函，第一次出现在眼前：一封四页长信，写于1935年5月，从日本寄出，这是至今所知最后的一封信。此外还有三张明信片，写着简单的信息:一张梁宗岱照片明信片，1931年摄于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山区，这是在海外发现的唯一一帧梁宗岱照片。还有一本专门为莫诺先生抄写的《水仙辞》手稿，四十八页，毛笔书写，秀丽的隶书书法，这是现存梁宗岱最完整的一份手稿。

笔者每隔一天跑一次典藏室，该馆为了防止文献流失，严禁复制，重要的文献只能逐字抄录。到了最后一天，和馆员熟络一些，才得以手机拍摄了《水仙辞》手稿两页和意大利留影。

虽然信函只看到一封，不仅没有失望，反而充满希望：莫诺不是收信人，更重要的信件必定由瓦莱里另外保存，于是下一步把目标转向法国手稿部。2000年前后，西方的公共图书馆掀起一场电子革命，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网站，几乎每天都有更新通告。手稿部的电子目录，也是在这个时期上网，很顺利便查到梁宗岱的书信，收藏在瓦莱里档案的“普通书信”第十九卷“Lebl-Ly”，共二十二页。接下来便是去抄录，在典藏室看的是原件，在这里只能看微缩胶卷，而且使用最古老的幻灯式投影机，以射灯把胶卷影像直接投射到白色木板上，可想而知如何吃力。偏偏转录容不得半点马虎，也不记得花了多长时间，揉过多少次眼睛，最后终于完成。这里收藏着十二封梁宗岱信函，和瓦莱里来信十三封几乎对等，加上典藏室的五封，总共十七封。读着这些信件，梁宗岱和瓦莱里的交情从模糊的“印象派”，迅速变成清晰的“现实主义”。

致罗曼·罗兰的八封信函

与此同时，我们也关心罗曼·罗兰的藏信。由于瓦莱里这边水落石出，我们信心十足，但查遍电子目录，找不到任何记录，后来才知道这与他的夫人玛丽·罗兰（Marie Rolland，1895-1985）有关。这位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爱好者，母亲是法国人，因为写诗给大师而认识，而了解，最后两人在1934年结成夫妻。

她是大师生前的秘书，死后的继承人，忠心耿耿保管所有档案，除了在1950年代把日记送给国家图书馆，书信全部留在身边，亲自整理，任何人查阅都要经她同意。四十年间，整理出来的日记和书信集，大约二十五种，以《罗曼·罗兰丛刊》（Cahiers Romain Rolland）为总名，由著名出版社阿尔班·米歇尔出版。

中国留学生的信函也在她的计划内。1981年罗大冈访法，登门拜访，她捧出几大本卷宗请罗大冈帮忙整理。但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剔除非中国人来信后，只余二十多封，无从着手。她在1985年去世，文献由国家接收，但存放在何处？没有任何消息。一时无计，暂搁一旁。有一天翻出一份多次看过的文件《罗曼·罗兰书简收信人清单》，作者是杜沙特列（Bernard Duchatelet）教授。无意间看见一个略语 jal，以前没有留意，一查是 journal，意为“罗曼·罗兰日记抄录的信件”。日记内可能有信件，这真是醍醐灌顶，日记已经开放给公众阅读，不必特别申请。于是立即上网查目录，一点中的，在1928年至1930年的子目录中发现了“中国青年人：汪德耀，阎宗临，梁宗岱”，后来才知道这是大师生前亲自整理的目录。

要是在日记中找到梁宗岱的记载，这与书信同样重要。第二天一清早便赶到手稿部所在的黎希留分馆，一口气填写了每天最高限额的五张借单，从1925年到1930年，也就是从梁宗岱到巴黎那年开始，明知五盘微缩胶卷有一千多页，而且手稿不比打字或印刷品，读起来很花时间，一天根本无法看完。

首先打开目录上有梁宗岱名字的那一卷，大师的书法不算天书，但对外国人并非易事，加上墨水浓淡不匀，读起来十分吃力。幸好姓名下面都加上横线，对找寻者来说真是功德无量，只看下划线的词便可以，每页不会超过四五个。不过，为了不后悔，更为了避免回头再找，仍然每行快速“扫描”，除了 Liang，还找 chinois（中国的），下划线的词则多看几眼。一页一页翻下去，已经超过半盘胶卷，到了第一四三页，蹦跶跳出 Liang Tsong Tai 三个词来。找到了！看看日期，没有写，原来大师不是每天都写日记，所记也不一定是当天的事情。于是把胶卷前转后转，找出前后两个日期，才知道这段日记在1月19日至2月初之间：

一个巴黎中国青年梁宗岱请求翻译我新写的贝多芬，他寄来一位四至五世纪的中国古代诗人陶潜的一些译诗。这些诗的情感很接近我们法国的乡土哲人，接近我们的忧郁的伊壁鸠鲁主义者。我觉得他出色地精通法语。

尽管只有一小段，却让人知道所记是第一封信，再前的日记便可以略过不看。就在同一盘胶卷里，又见到补记梁宗岱第二封信的简短记录。日期在6月，离开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的10月不远了，心中预感很快就有更重要的记述出现。果然没有失望，到了第二三一页，出现了“梁宗岱来访”，随后是三页记述，全是新信息。

找到了第一次见面记载后，几乎可以肯定还有“下集”——1931年的第二次见面。在这一年的胶卷里，虽然目录再没有梁宗岱的名字，但很容易便找到，日期是“9月19日”，访问后一天。内容同样是全新的。

找到日记时，已经是2014年春天，《青年梁宗岱》基本定稿，仍赶快把日记资料补充进去，才寄给出版社。这时已隐约感觉到，致罗曼·罗兰的信很可能和瓦莱里那样，也保藏在这个手稿部。暑期刚过，便赶快去查询。经过一番转折，见到分管罗曼·罗兰档案的馆员。原来国家图书馆收到文献后，由于数量庞大，至今尚未完成第一步的整理分类工作。尤其是某些外文文献，馆员不熟悉文字，需要向社会招募能人。罗曼·罗兰的藏信还没开始编目，更不要说电子化了。我们不知就里，浪费了很多时间和力量。

馆员拿出来的目录是一本土里土气的大活页夹，寄信人名单打印在散页白纸上，不少地方有涂改的笔迹。当笔者看到 Liang Tsong Tai 时，兴奋的心情引来馆员的微笑。填好了查询单，再等大约一个星期，便接到卷宗预备妥当的通知。

卷宗是一个大盒子，里面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文件夹，信件就夹在里面，看起来和办公室文件夹一样，其实是以昂贵的中性纸张制造的。大师是一个有历史使命感的人，特别留意保藏文献，他保存的梁宗岱信函总共有六封信及一张明信片，连信封也一个不漏。由于这是原件，转录工作比抄写日记舒服得多。看到梁宗岱老师熟悉的笔迹，想起当年的烈烈红火，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不肯让有价值的东西泯灭。

这些差不多一个世纪前的信件和日记，现在能够重见天日，实在不容易。我们汇编了一本《梁宗岱早期著译》，除了收入本文所述的书信日记、外国作家关于梁宗岱的文章外，还收入近年新发现的佚文，包括他的第一篇白话文、第一首新诗、在文学研究会广东分会会刊《文学》的作品，以及留学法国时期的英法文作品等。所有这些内容，都是首次在国内出版，希望更多有心人能够分享。

2016年8月25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