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纪念专辑】淡淡的血痕中

《中国文学》(英文版)一九七九年第九期封面、目录及本文首页(左起)。

■杨宪益

本期杂志刊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最早的几部短篇小说，法文版上的是《孔乙己》和《在酒楼上》，英文版则是《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孔乙己》写作于1919年3月，后来收入鲁迅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在酒楼上》写作于1924年2月，《孤独者》写作于1925年10月，都收入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彷徨》。

这三部短篇的题材都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不过“孔乙己”的历史背景还比另外两篇的主人公的背景更早一点。《孔乙己》是鲁迅第二篇小说，第一篇是1918年写作的《狂人日记》，两者都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前夜写就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一块里程碑，也是一场抨击旧道德、旧文化，提倡新道德、新文化的新文化运动。鲁迅是这场伟大的文化运动最勇猛的旗手，他的作品富有斗争精神，一直与这次运动的进展相始终。

鲁迅生长于一个旧式文人家庭，直接了解旧中国知识分子窘迫不堪的处境，以及他们是如何饱受统治阶级凌辱、践踏，心理扭曲、精神颓废的。他本身是一个彻底的反叛者，对于旧式知识分子也满怀同情，因此发出呐喊，希望能够让他们警醒，加入到抗争中去。他在《呐喊》自序中写下了与朋友的一段对话：

假如一件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正是这种信念，促使鲁迅在“五四运动”的前夜发出了自己的“呐喊”。

孔乙己是读书人，但没有考取秀才，没什么活路，差不多要乞讨为生。后来他勉强找到一份替人抄书的工作，他又懒散好酒，丢了主顾，偶尔靠小偷小摸过日子，结果被乡绅打断腿，困顿而亡。鲁迅为这个小知识分子、社会的弃儿，描绘出一幅饱含同情的画像。小说中展现出的孔乙己行为荒诞不经，可悲可叹，为人也有着各种弱点与缺点，然而鲁迅并没有丑化他，也没有拿他的怪癖来取笑。他写出孔乙己的凄惨命运，是为了表现出这种类型的善良的读书人在旧社会是如何受苦受难的，谴责了旧中国的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的主人公都是“五四运动”过后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振奋人心的运动中，知识分子充当了先驱者和桥梁的角色，但运动落潮之后，他们的阵营四分五裂。任何一个战斗阵营里，这种事都在所难免，而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这种土崩瓦解格外明显，原因既在于他们本身内在的弱点，也在于中国历经几个世纪的封建统治，反动势力极为顽固。因此，死硬派反扑过来的时候，有些知识分子动摇了，有些屈从于军阀，另外一些则悲观颓废下去，抛弃了原来的理想。他们不敢直面人生，开始依靠欺骗来浑浑噩噩度日，在现实面前闭上了眼睛，去糊弄别人，甚至也糊弄自己。有些人甚至放弃了所有的希望，自暴自弃，走向了绝路。

另一方面，也如鲁迅所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尽管他自己是这种真正的猛士，他却了解到很多知识分子任由反动势力打垮，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就都属于此类。后来鲁迅为小说集《彷徨》题了一首短诗：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馀一卒，荷戟独彷徨。

鲁迅已亲眼目睹许多个从前战友的倒下，他荷戟彷徨、勘察前路的时候，心中充满悲痛与愤怒。《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原本梦想过变革，信服科学与民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但十年之后，他被反动势力击垮而退缩，失去继续战斗的勇气，最终满足于一种瞒和骗的生活。他在酒楼上同旧同事谈天，述说自己有个幼弟三岁时夭亡，连模样都记不清了，但据他母亲描述，这个弟弟是很可爱的。一位表亲传话说弟弟的坟被淹了，他母亲于是极难过。为了安慰母亲，他回南方的故乡去迁坟——却发现幼弟的坟墓已空，尸骨无存。既如此，迁坟已是毫无必要，但他还是掬几捧土放到新棺里，将棺材重新埋葬，为的是骗骗母亲，使她安心些。

然后他又讲了另一个故事。他先前有个邻居，是船户，有个女儿叫阿顺。他母亲告诉他，阿顺曾经想要一支头上戴的红色的剪绒花，弄不到，哭了，挨了父亲一顿打。他回南方时就照母亲的吩咐，买了这样两支剪绒花送去。快到阿顺家的时候，才知道她已经枉死，一大半是由于误信了别人关于婚姻的谎话焦虑过甚的缘故。他将两支花送了阿顺的妹妹，只对母亲说，阿顺见了花，喜欢得不得了。

通过这两则故事，鲁迅巧妙地揭示出一个失掉了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心理。

《孤独者》描写的是一个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魏连殳，他住在偏僻的山村里，邻居都拿他当异类，同时也当他是“新党”，因为整个山村只有他一个出外游学的学生。他有志于改造社会，反对旧的道德准则，对年轻一代寄予极高的希望。但他后来遭到匿名攻击，学校中还有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传播；他不得不辞去教职，无计谋生，连一份抄写的工作也找不到，沦落到求乞度日。他自认是失败者，不配活下去，然而他决心活下去，偏要那些不愿他活下去的人苦恼。就这样，他走上了一条自寻灭亡的道路，为一个军阀当顾问，去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不过，他还是拒绝了买几个姨太太传宗接代的建议，只是流水一样花钱，到病倒临终之际，什么都没剩下。“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吕纬甫和魏连殳是“五四运动”之后流于失败的两个知识分子。他们都走上了穷途末路，但他们性格不同，选择的道路也不同。虽然吕纬甫屈从于反动势力，失去了生活的全部希望，他仍然试图和死硬派妥协，并不在意自己究竟做什么，只是浑浑噩噩度日。教书是教四书五经，还是教现代科学技术，于他都没什么分别。尽管如此，他仍为他人考虑，期望能尽一己之力，去安慰自己所爱护或怜悯的几个人，虽然无非是通过欺骗的手段。

魏连殳则不同。他比吕纬甫更古怪，也更叛逆。祖母去世之后，他仍旧单身，并且成了一个“孤独者”。起初他对人类还存有几分希望，特别是对孩子。“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但到后来，理想彻底粉碎之后，他不再相信人性中的善良一面，包括天真的孩子在内。连小孩子要他买点什么，他也让孩子学狗叫，或者磕响头。写作《孤独者》前不久，鲁迅写过一首散文诗“墓碣文”，其中写道：“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魏连殳就是这种自“啮”其身，终于殒命的知识分子。

鲁迅写这两个故事，都是出于深深的义愤和悲痛，是为了谴责旧社会。但他的态度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也并不悲观。他鞭辟入里地揭露了旧社会的种种罪恶，为的是彻底消除那套吃人的旧体制，掀翻那些人肉的盛宴。他将死者的尸体解剖出来，是为了疗救尚未病入膏肓的人。“五四运动”后，他目睹了知识分子的两极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就他自己而言，他对未来仍有信心，并且在革命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彷徨》开篇处，他引用了古代诗人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继续探索着革命道路，并一再发出呐喊，召唤更多人一同前行。

写作这些短篇小说的时期，鲁迅洋溢着战斗的精神，同时也在编辑嵇康的作品。嵇康是公元三世纪的著名文人，是他那个时代的旧道德的反叛者，最终被统治者杀害。从《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身上，可以看到几分嵇康的影子。也在同一时期，鲁迅还写了一批战斗性质的散文诗，向旧社会宣战。《这样的战士》一文中写道：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但他举起了投枪。

《淡淡的血痕中》一文里，他又写道：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

在这些直截而决绝的散文诗中，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悲观或绝望。鲁迅直面人生的残酷，正是为了改变那个造成如许痛苦的社会环境。

（原文刊英文版《中国文学》1979年第九期，李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