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会】上海时期的鲁迅与电影
藤井省三（日）赵建中（编译）
鲁迅自1927年10月从广州来到上海，一直到1936年10月19日逝世，在上海整整生活了九年。在上海期间，他陆续出版了9本杂文集和历史小说集 《故事新编》，先后编辑了多种文学刊物，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这时期的鲁迅生活相对比较安定，于是，他在读书、著述、会友之外，还看了不少电影。
爱看好莱坞电影
在上海时期，鲁迅所看的电影大多为好莱坞电影，而对迎来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的上海本埠的电影几乎置之不理———在上海时期的鲁迅日记中，中国电影连一部都没有记载。关于在上海时期的观影体验，鲁迅在 《电影的教训》 这篇专栏文章中这样说道：
但到我在上海看电影的时候，却早是成为“下等华人”的了，看楼上坐着白人和阔人，楼下排着中等和下等的“华胄”，银幕上现出白色兵们打仗，白色老爷发财，白色小姐结婚，白色英雄探险，令看客佩服，羡慕，恐怖，自己觉得做不到。但当白色英雄探险非洲时，却常有黑色的忠仆来给他开路，服役，拼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
尽管在文章中说着此类挖苦的话，鲁迅却还是专注于看外国电影，特别是好莱坞电影———他在上海的时期一共看了124部美国电影。鲁迅平时生活俭朴，但在工作间隙，他会独自坐着黄包车直奔电影院。这样的情景，用他夫人许广平的描写，就如“向敌阵突击”。
鲁迅还爱推荐电影。关于这一点，鲁迅钟爱的弟子萧红这样回忆说，鲁迅先生在推荐电影的时候，除了说到 《夏伯阳》、《杜布罗夫斯基》(普希金原作) 外，就劝人去看 《人猿泰山》，或者美国的怪兽电影。
特别喜欢泰山电影
鲁迅特别喜欢泰山电影，从无声电影时期看由德尼普希主演的 《泰山第二集》 开始，一直持续到欣赏有声电影时期由巴斯塔·库拉伯主演的《勇敢的达尔扎》。1934年，好莱坞拍摄完成不久就在上海首映的由威兹缪拉主演的新片 《泰山的复仇》 上映后，鲁迅专门请家人、内山完造夫妇等去看，一共去看了三次。他尤其为泰山及其恋人简尼的爱情故事所吸引(《泰山的复仇》 的英文原题是《TarzanandHisMate》，用中文直译就是 《泰山情侣》)。此外，该片导演威尼·达伊库利用在非洲外景地拍摄制作 《托莱伊塔的号角》 这部猛兽电影时未使用的胶片作为副产品拍摄的电影，鲁迅也去看了———他觉得通过这部电影，可以增加许多关于动物的知识，反倒是 《泰山的复仇》 是用搭建的布景拍摄的，关于动物的知识无疑要大打折扣。
据电影史家研究，鲁迅在上海时期观看了 《杜布罗夫斯基》 等六部苏联影片。有学者指出，鲁迅最欣赏的是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拍摄的苏联早期的革命电影，这观点似乎仍可商榷。
对国产电影的评价
《电影的教训》 在言及国产电影时，鲁迅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幸而国产电影也在挣扎起来，耸身一跳，上了高墙，举手一扬，掷出飞剑，不过这也和十九路军一同退出上海，现在是正在准备开映屠格纳夫的 《春潮》 和茅盾的 《春蚕》 了。当然，这是进步的。
《春潮》、《春蚕》 是“淞沪抗战”(1932) 后代表中国电影界左翼的夏衍、钱杏村 (笔名阿英) 加入电影界后拍摄的影片。《春蚕》 作者茅盾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密友。该小说及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通过一户养蚕人家，展示了由于世界政治与经济形势的恐慌与淞沪抗战导致中国农村崩溃的过程，是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据说，此前一直无视国产电影存在的鲁迅出席了 《春蚕》 的试映会。
鲁迅一方面称赞左翼电影 《春蚕》，另一方面却批判中国的娱乐大片。这是值得深思的。他在杂文 《电影的教训》 中继续写道：
但这时候，却先来了一部竭力宣传的 《瑶山艳史》。
这部片子，主题是“开化瑶民”，机键是“招驸马”，令人记起 《四郎探母》 以及 《双阳公主追狄》 这些戏本来。中国的精神文明主宰全世界的伟论，近来不大听到了，要想去开化，自然只好退到苗瑶之类的里面去，而要成这种大事业，却首先须“结亲”，黄帝子孙，也和黑人一样，不能和欧亚大国的公主结亲，所以精神文明就无法传播。这是大家可以由此明白的。
《瑶山艳史》 的正确片名是 《猺山艳史》，讲述了在少数民族地区———猺山地区从事对当地人的开化工作的男主人公向瑶族公主求爱、发誓决不离开该地区的故事。该影片的导演是刘呐鸥。他是出生在台湾台南的大地主家的长子，毕业于东京的青山学院高等部英文科，1928年在上海创立出版社，并推进了中国“新感觉派”的形成。刘呐鸥进入电影界后，于1932年成立了艺联影业公司。该片在广西拍摄外景，影片风格夸张、矫情。刘呐鸥在从事出版活动的早期，出版介绍了日本当时最新潮的文艺流派———“新感觉派”的短篇小说集 《色情文化》，还出版了由鲁迅翻译的苏联文艺政策论文集 《文艺政策》。
可是，由于1931年国民党对左翼系统出版活动的镇压，在第二年的“淞沪抗战”中，公司的房屋又被毁坏，刘呐鸥转入电影业发展。从此以后，刘呐鸥与左翼文化人之间产生了分歧。
“硬软电影之争”与刘呐鸥之死
刘呐鸥进入电影界后，大力介绍在当时的中国还不太为人所知、挑战传统权威的风格前卫的电影表现手法。这些表现手法与前卫派作家否定文学作品的故事性异曲同工。在这类注重表现形式的艺术家中，“怎样描写”比“描写什么”更加显得重要。对像刘呐鸥那样只重视电影的艺术性、娱乐性的电影人，左翼电影人进行了批判，主张“电影艺术的价值应与社会的价值统一，艺术的价值在于能够表现思想”，并将刘呐鸥风格的影片称为“软性电影”。最后，这发展为三十年代最大的电影论争———“硬软派”之争。
刘呐鸥的电影理论对电影工作者的影响很大。左翼电影评论家为了阻止电影工作者受刘呐鸥的影响，就集中火力抨击对他进行批判。刘呐鸥主张与电影的政治化保持距离，对此，左翼电影人就予以痛斥。鲁迅 《电影的教训》 一文中对 《猺山艳史》 的评论，有可能并非在看了电影之后，而是仅仅看了故事梗概等文字资料。
现在，电影 《春蚕》 还可以看到，但 《猺山艳史》 的拷贝已经下落不明。鲁迅原本对“软硬电影”并未关注，但茅盾的现实主义力作 《春蚕》 推出后，也许就引来了鲁迅对刘呐鸥这部娱乐大片的评论。实际上，鲁迅对国产片的漠视态度，在他未看《猺山艳史》 之前就有了，而且还曾公开表示自己的厌恶。
刘呐鸥将 《猺山艳史》 与京剧《四郎探母》 这一类讲述英雄被异族俘虏、并成为公主的女婿的故事的旧剧并列，并且自高自大，认为自己有领先于全世界的精神文明，但实际上这种精神文明只能传播给国内的少数民族，而做不到将欧美、日本等列强作为传播对象。为此，鲁迅将刘呐鸥与同样有着精神胜利法的阿Q一样对待，并进行挖苦。鲁迅对边境少数民族表现出的冷淡态度，与对从台湾来的大资本家的长子刘呐鸥的讥嘲是相通的。
顺便说一下，刘呐鸥此后离开上海到了南京，在“中央电影摄影厂”工作。中日战争爆发后，他效力于日本人控制的上海中华电影公司，不断背叛他所谓“纯粹艺术的天地”、“自由的电影创作的梦想”。1940年，刘呐鸥在走出位于上海福州路的京华酒家时，遭到狙击而毙命。当时，李香兰正在马路对面的国际饭店等着他。刘呐鸥被暗杀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抗日特工的锄奸行动，而是有各种利害关系的缠绕———有人进行暗示，有人予以默许，有人则是直接下手。
编者附识：
本文根据东京大学文学系教授、日本学术会议会员藤井省三所著 《鲁迅———激活东亚的文学》 部分章节编译。该书追寻的是鲁迅在绍兴、南京、东京、仙台、北京、上海等地的经历，描叙了鲁迅对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贡献，同时也多方位地展示了鲁迅对日本、其他东亚各国及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其中对鲁迅在上海时代的生活着墨最多，叙述也最为详尽。同样根据此书内容编译的 《村上春树与 鲁迅》 此前已在笔会刊 出 (见2016年8月29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