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茶话】鲁迅的生活情趣

2016-10-10信息快讯网

■吴中杰

1960年我参加复旦中文系集体项目《鲁迅评传》的编写工作,曾与两位学生王继权、盛钟健一起到北京进行专题访问,鲁迅夫人许广平当然在必访之列。许先生在家中热情接待,讲了许多鲁迅的生平事迹和日常生活,并解答了我们的一些提问,最后谈到鲁迅形象的描写问题,说现在很多画家总是将鲁迅画成横眉冷对的样子,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他是很有情趣的,你们要全面地理解鲁迅。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动,集体项目纷纷下马,我们的《鲁迅评传》也没有完成,但许广平这句话我却一直记在心里。

后来,继续研究鲁迅,深感许广平言之在理,鲁迅的确是一个兴趣广泛、丰富多彩的人物。他从小喜欢带画的书,还自己用荆州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描绘成册;他喜欢看社戏和迎神赛会,曾自告奋勇充当过鬼卒;他从小沉迷于百草园里的花草、动物,喜欢看《花镜》之类的书,在东京读书时,还在合租的“伍舍”里种花草,在杭州教书时又常常在假日上山采集植物,自制标本;他也重视体育运动,在南京读书时喜欢骑马,自号“戎马书生”,还敢于和善骑的旗人子弟比赛,到东京后又从师学习柔道。有些事,由于生活环境和身体条件的变化,不可能再做,但有些兴趣却是保持终生的,如搜集书画、碑帖和古物。

书画和器物的收藏,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习俗。鲁迅出身于士大夫家庭,从小受到感染,有此种雅兴并不奇怪,难得的是无论政治环境如何变化,他都能终身保持此种爱好,并用来推动文化发展。

收藏需要相当的经济实力。鲁迅小时候正值家道衰落,有段时间还常出入于当铺与药铺之间,即典当了衣物,拿钱去为父亲买药,当然没有余钱去买书画之类的藏品,但他从日本回来教书之后,虽然经济仍不宽裕,却已开始留意文物。最先搜罗的是乡邦文献和越中砖甓。1912年3月,鲁迅应蔡元培之招,参加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5月,随教育部迁至北京。北京有个地方叫琉璃厂,是有名的古董书画街,鲁迅常来此游览、选购,有时一日竟来两次。这里常有珍本书籍、名画古器,但是价钱很高,不是工薪阶级所能买得起的,所以鲁迅只能买些普通版本的书籍和铜镜、箭镞、古钱等小物件。1912年年终,鲁迅在结算书账后,于日记中写道:“审自五月至年莫,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

这时,碑帖的价钱还没有被抬得太高,但鲁迅看出它在文化史上的价值。所以从1915年起,他开始较多地收购拓片。因为买的次数多了,店家有了货,也常派店员送上门来请他选购,朋友间也有互赠,鲁迅有时还要托人在碑石所在地雇工打拓。1927年10月鲁迅定居上海后,虽然很快就遭到了“革命文学家”的围剿,后来又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从事革命文学运动,但收集碑帖的工作始终没有放弃。上海是个商场,此类拓片颇不易得。鲁迅只有托人在北京等地代购。直至逝世前不久,还不断收到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拓片。

鲁迅后期不但继续搜集汉唐碑帖,而且扩大范围,收了很多外国版画、插图之类。其中法国版画是请留学法国的季志仁、陈学昭收罗的,德国版画是请留学德国的徐诗荃寻找的,而其中珂勒惠支的版画则是通过史沫特莱向画家本人购买的,日本的浮世绘是通过内山完造、山本初枝、增田涉等日本友人搜集的,苏联版画则是通过在苏联教书的曹靖华用中国宣纸换来的,当然,还有一些是在上海书店或展览会上买到的。

总之,鲁迅所藏拓片和画作相当丰富。

中国的收藏家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收藏了很多东西,作为自己赏玩之用,有些还要藏之秘阁,传之子孙;另一类则是除了赏玩,更用来作为研究资料,做出成果,公之于众,与大家共赏。至于那些今日进明日出,意在倒腾获利者,则是文物贩子,不能算是收藏家。

鲁迅显然属于后一类收藏家。他从小喜欢看画,有极高的审美能力,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左翼文学运动以后,虽然工作极其繁忙,而仍不忘书画,他是以欣赏书画作为精神上的调剂的,有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诗为证:“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但他搜罗书画,又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欣赏,更多的成分,则是为了美的保存、传播和创造。

鲁迅在北京时,一边陆续购买碑帖、古物,一边细心整理、研究,在这过程中,逐步把握了它们的文化价值。他在铜镜的海马葡萄纹饰里,看到汉人的闳放,毫无顾忌地将新来的动植物充当装饰的花纹;在六朝墓志中,发现了当时人已对“作善降祥”古训的怀疑,竟会说“积善不报,终自欺人”;在历代碑帖的对比中,看到了中国字体的变化,这为他拟作的《中国字体变迁史》提供了具体材料——或者正是历代碑帖字体变化的材料,促使他产生写作此书的念头,只可惜由于生活条件的限制,此书未能写成;而更使他惊喜的,是汉魏石刻中的画像和图案,艺术水平竟如此之高,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鳞半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而且深感石刻画像对了解古人生活习俗的认识作用——后来青年作家姚克想写历史小说或剧作,写信向鲁迅请教有关先秦的典章文物,鲁迅建议他去看汉代石刻中的《武梁祠画像》,说是“汉时习俗,实与秦时无大异,循览之后,颇能得其仿佛也”。

因为古代画像有这样的价值,所以鲁迅一直想要整理出版,广惠读者。先是打算将自己收藏的汉唐画像拓片,不问完缺,全部印出,但因材料不全,而印工亦浩大,只好放弃;后来又想选印有关神话和反映当时生活状态如游猎、卤簿、宴饮之类的,但着手也大不易,终于没有做成,这是非常可惜的事。

编印汉唐画像之事,虽然没有做成,但外国画集,却选印了不少。他刚到上海不久,曾与柔石等人组织朝华社,出版过五辑《艺苑朝华》,计有:《近代木刻选集》(1)、《蕗谷虹儿画选》《近代木刻选集》(2)、《比亚兹莱画选》和《新俄画选》。朝华社解散之后,他又以三闲书屋的名义,自费出版了一些画集,如:《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引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死魂灵百图》等。

鲁迅编印外国画集,除了其中一本《蕗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之外,其余都是为了介绍国外艺术,供同好者鉴赏,并为艺术学徒提供学习样本。鲁迅说:“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样,可看尼采所描写的‘末人’。”“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由聋而哑》)。鲁迅的提倡和培养,造就了许多木刻学徒,形成一种新兴木刻运动,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鲁迅又通过别一途径,介绍中国古代木刻艺术。

中国文人一向讲究书艺,崇尚清雅,连日常交往的书写,也不肯马虎。有许多法书,本是书信、便笺,如王羲之的《姨母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所以写信用的笔墨纸张,都很讲究。不但纸质好,有些还要印上水墨画,即所谓笺纸,非常雅致。这类笺纸,北京琉璃厂各家纸铺均有出售,鲁迅非常喜欢,常用来写信。他从上海回北平省亲时,就用这种笺纸给许广平写信,还选用了两只并蒂莲、三只红枇杷,以寄寓深情。后来动了编印的念头,便请当时在北平工作的同好郑振铎合作,印造了一部《北平笺谱》。当时虽然还没有电脑打字,但钢笔已经流行,用毛笔书写的笺纸即将衰落,所以此书的编印,亦是一种抢救文化遗产的工作。此书一出,很受欢迎,很快成为“新董”——这是两位编者的玩笑语,意即“新的古董”。对于此书之出,虽然不乏攻击者,讥之为复古,但丝毫不能打消他们的兴趣。接着,他们又扩大合作计划,准备陆续出版《版画丛书》,但这套丛书的第一本《十竹斋笺谱》出来时,鲁迅已经逝世。接着,抗日战争爆发,此种文事也只好暂停了。

其实,复古、怀旧与继承、创新是大有区别的。同是雅好收藏,赏玩旧物,情调也很有不同。鲁迅虽然也是败落的士大夫家庭出身,经过旧学的熏陶,但他又受到新学的洗礼,以创造新文化为职志,所以他没有玩蟾蜍滴砚、玲珑石块等“小摆设”的旧情,也没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襟上杭州旧酒痕”的酸调。他的收藏、欣赏和整理、选印,已是别一种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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