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一代翻译家草婴先生：疾风知劲草

草婴在翻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草婴和夫人盛天民在翻看已出版译本。

在苏联塔斯社和时代社工作时的草婴

1957年，草婴在女儿书房中听音乐。

“文革”结束后，草婴（左）与姜椿芳（中）、巴金相聚在上海。

■读书周报记者 金久超

时光荏苒，转眼著名文学翻译家草婴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一年了。日前，由上海市文联主办、上海翻译家协会承办的“译笔求道路漫漫——草婴与俄罗斯文学翻译研讨会”在上海市文联举行。翻译、出版界的专家学者，草婴先生家属、生前好友等近百位嘉宾齐聚一堂，以简朴和学术的方式，共同缅怀这位为中国文学翻译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前辈大师，感怀他的业绩、品格和风范。草婴先生爱女、旅美艺术家盛姗姗代表草婴先生家属向研讨会组织方、与会的各位嘉宾表示感谢，由衷希望草婴先生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文学精神能传承发扬。

大无畏的硬骨头精神

草婴经常谈到做人的道理，不止一次谈到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资深翻译家徐振亚与先生的多年交往中，有一件事让他印象深刻，终身难忘。

1982年春天，全国苏联文学研讨会在苏州召开。在小组讨论上，草婴直言，研究苏联文学离不开苏联的社会生活，也不能不涉及苏联的现实政治。他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从那平静自信的语气可以看出这并非心血来潮之语。在中苏关系尚未“解冻”之时，在紧张的会议氛围下，草婴敢于公开亮明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是有何等的大无畏精神啊。

“我原先的印象里，草婴先生只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但听了这席发言后，我更了解到先生还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思想者。”徐振亚敬佩先生的硬骨头精神。正如草婴自己所说：“良知是心，是脑，是眼，是脊梁骨，是胆。心是良心，做人做事要凭良心，要是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可以做。脑是头脑，不管什么事什么问题，都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分析判断。也就是遇事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眼是经常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观察生活，要随时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

如草之青像婴之纯

草婴这笔名起得谦逊，正如他的为人一般。先生是个待人接物如青草和婴儿般纯粹的人。对待晚辈他宽容亲切。香港媒体人、草婴的学生章海陵年轻时是个草婴迷，初见先生时太过兴奋，大言不惭、口若悬河一番回家后，开始懊悔于自己的浅薄，一段时间里曾惭愧到想要淡忘草婴。谁曾料想，在插队落户的采矿场工地里，他还不断收到发自上海的挂号邮件。原来是草婴特地向他家人打听来地址，然后将自己的各种译作一件不漏地寄给他。这种万里迢迢的惦记、关心和鼓励是很多晚辈对于草婴最真切的记忆。

对待晚辈如此，于前辈的情谊自不必多说。1976年的9月，草婴在乡间劳动，管教他的工宣队师傅对待知识分子特别严格，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放过。当时，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草婴的老师姜椿芳应邀到草婴家养病，将抵达十六铺码头。属于监管对象的草婴不能自由行动，请假必不被准允，但如果不去码头迎接，身体十分虚弱又人生地不熟的老师恐怕很难找到他家。于是他不打任何招呼，也不管后果如何严重，将一切抛掷脑后准时赶到码头。他见到历经劫难的姜椿芳步履蹒跚走来时不禁心酸。

那天，两人走在街上，从广播里听到了哀乐。草婴曾言他预感到“文革”即将翻篇。那一刻，早前所有的自制、顺服和忍耐恰好穷尽，但这预感又指挥着他勇敢前行了。可是当时谁又知道这一切不会被上纲上线呢？这种即便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也不违背做人原则的坚持，是天真单纯？不谙世事？是，但不仅仅止于此，或许还因为草婴心中对于是非对错有杆分量极重的秤吧。

因为文化更有说服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后来改名“曙光”的电影院仍在放映美国片。那些电影并不反动，且有反法西斯倾向。赴华的苏联干部对这些美国片心之神往，却又怕被上级知道，于是草婴帮忙购票、陪看，且安慰他们说，官员们私下更爱看，看得更多。事后草婴这样解释，这是因为文化始终比政治更有说服力。

在那漫长的十年黑暗里，草婴因不堪重负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有记者曾问晚年草婴，为了翻译，您后悔过吗？草婴耿直地回答：“不管外界怎样，我就知道做好外国文学翻译，对国家民众有利。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为什么要后悔呢？”真是应了王西彦对草婴翻译精神的评价——“有一种忘我的虔诚态度和傻子精神。”

“文革”时期，草婴被水泥包砸断了脊梁骨，躺在门板上一动不动的他想着决不能瘫痪，只因他一心还想着要把托尔斯泰翻译出来。就是这样简单的愿望支撑了他整整一年。在所有人的印象中，凡是谈到“文革”中所受苦难，草婴全然没有激动悲愤，也不见哀怨牢骚，语气平静到仿佛在谈别人的遭遇。草婴曾经说过，他对时间相当节约，就像犹太人节约金钱一样。也许对他来说，时间太过宝贵，全部扑到翻译上都来不及，根本不舍得浪费在怨恨上。

认清了浩劫的本质，明确了人生目标，草婴用淡定的哲人态度迎来了翻译的春天，历时二十年，完成了《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十二卷，共计四百余万字。搭建桥梁，将心目中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精髓完整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力图培养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情感，是草婴作为一个翻译家想到的结束悲剧、减轻人类苦难的办法，也是他穷尽一生的追求。

翻越译笔求道的高峰

草婴对翻译工作的自我苛求和热忱是有目共睹的。盛姗姗女士忆起父亲草婴翻译《战争与和平》时，将五百多个人物一一都做了卡片，虽是呕心沥血，但却乐此不疲。她还忆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一天，出版社将抄家时拿走了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等近百本俄文书发还他家，父亲叫她和哥哥帮忙把书搬回家的情形。回家路上，父亲脸上显现出非常少见的愉快和兴奋的神情让她记忆犹新。

“现在认真工作的翻译家、译者凤毛麟角，胆子大的裁判却多如牛毛，而且互联网时代也让人可以轻易地不负责任地公开发表意见。自己不懂俄语，更不了解先生翻译过程中的细节，就对译文妄加贬抑，实在可笑、可耻。”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资深出版人曹元勇感叹。

对于曹元勇来说，草婴在他脑海里从未远去，一直还定格在那写字桌前、那伏案校样的身影。在他看来，那道身影就是草婴对于翻译工作倾入所有的最佳意象。“我一直认为草婴先生是将翻译作为一种使命来看待的。今天很多人做翻译，可能是为了一般的文学爱好，或者是翻译稿酬等等原因。很少再有人抱着使命感，去翻译一个作家的大部分作品，应该说这样的翻译家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少了。”

2004年前后，《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的校样出来之后，曹元勇发现，草婴在看过校样之后，有很多地方又做了校订，连当时所用俄罗斯十月革命之前一些画家的插图，每一幅插图背面作为图解的文字，先生也都校对得非常认真，这样对于文字洁癖般的“强迫症”让当年的曹元勇印象非常深刻，同时也成了他之后工作的鞭策。

听到这个故事后，在场的人纷纷点头，回忆起草婴先生生前不止一次提到过的“六步翻译法”，他们无一例外都曾被草婴对待文字工作的认真打动过。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郑体武说，草婴曾经问过他一天翻译多少字，并教导他翻译工作要懂得“细水长流”。其实草婴自己一天不过翻译千字，但这每一字都是怀有对文字的敬畏之心，细细推敲过后的。如此日积月累，草婴终于翻越了一座又一座译笔求道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