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办公地养心殿 来看看他的一天怎样度过

在紫禁城众多的宫殿里，它的地位从来不容小觑。清12位皇帝，从雍正开始，有8位将它设为寝宫和打理朝政的地方，直至清帝退位。这里仿佛一座舞台，演尽了无数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

时间跨越至2015年12月，一项有关它的研究性保护项目正式启动。百余年来它一直保持着晚清时期的状态，拥有的近2000件文物甚至没有完整地进行过测量和拍照。如今它出现了墙体风化、油皮剥落、室内顶棚裱糊大面积撕裂种种状况，令人心痛，是时候需要好好地修整一番了。

今年6月的文化遗产日当天，随着慈禧当年听政时的“垂帘”被小心卷起、封存，针对它的可移动文物撤陈工作拉开了序幕。与此同时，在首都博物馆三层的一间展厅内，它正以另一种形式和面貌缓缓现身，期待第一次超近距离地与世人相遇。

它就是养心殿。

章文永讲解展览

9月27日，《走进养心殿》在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11月28日，天天副刊特邀展览的总策划人章文永进行观展直播，带领读者们边看边讲，发生在养心殿的前朝往事缓缓展开。

出宫

一份烫手的大礼

养心殿文物首次“出宫”，“移驾”首博开展，也算是故宫送给首博成立35周年的一份大礼。只是这“大礼”着实有点烫手，章文永承接策展任务时，时间已是今年的4月，要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还原一座宫殿的内部空间，讲述发生在这里的前朝过往，并从近2000件陈设中挑选出相应的文物，可不是一件易事。就连事关成败的展览大纲也是几番切磋，历经修改。

起初章文永为展览命名为 “何以养心”，并设想通过清代皇帝在养心殿的工作、生活和情趣三部分展开叙述，力求涵盖清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故宫方面提出，展览的脉络必须跟着养心殿的建筑结构走，如此一来，原先的叙事逻辑就被破坏了，章文永不得不推倒重来。最终，1600平方米的展厅按照养心殿的格局分割出东暖阁、西暖阁、明间、三希堂、佛堂、后殿以及皇家造办处这几大空间，陈设上也尽可能做到还原。

然而仅仅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又不是展览的终极目标，于是他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每一个空间的外围辟出一块展区，以人物、事件和实物对这个空间进行更深层次的补充和解读。这是故宫的养心殿所做不到的事情。

临近开展，一些文物迟迟不能到位，甚至还没有具体的尺寸，也给章文永带来不小的压力。养心殿内部最近一次的复原布置还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几十年来，大部分文物从未移动过，为了规避风险，也没有对它们逐一进行测量、拍照，有些文物的保存状况都不在掌握之中。

2000件物品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大修，给了首博诠释养心殿的机会，也让故宫得以完善对养心殿文物的清查和养护。

西暖阁

雍正皇帝的一天

西暖阁

从雍正移居养心殿打理朝政开始，一直到宣统退位，180年的时间，历史在这个空间里纷纷扰扰、跌宕起伏。

西暖阁是皇帝在养心殿里召见大臣、批阅奏折等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宝座上方悬挂着雍正御题的“勤政亲贤”横匾及“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的对联。

在这个空间外围相对应的地方，章文永设计了名为《雍正皇帝的一天：朕就是这样汉子》的展览单元。

“这么多清帝里，在勤政方面，雍正皇帝是最为突出的。而且纵观清史，雍正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改革的时代，他主政的时候进行了大量的制度变革。在‘他的一天’里，我想表达的核心内容就是勤政、改革和关于政治运作的一些规章流程，例如召见、引见、奏折制度。”

章文永说，近几年来，人们对雍正皇帝的评价正发生着扭转，尤其是他的勤勉，从他批阅奏折的相关记载中就可见一斑。

奏折是康熙时期创立的清朝特有的一种文书，来往于皇帝与大臣之间。通过奏折，大臣可以向皇帝秘密报告任何事情——自然灾害、官吏贪腐、军事情况等等。但雍正之前，奏折制度的应用范围还很小，康熙一朝61年，只有200左右的人向康熙呈递奏折。到了雍正时期，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虽然他在位只有13年，向他递奏折的官员却达到了2000多人。

于是雍正每天需批阅大量的奏折，除此以外还要处理其他官方文书，接见、评价、任命官员……层层官僚机构事无巨细都要皇帝来裁夺。

贵州地区行军打仗，有一匹军马累死了，总兵就写了一个折子诉说士兵很辛苦，是不是就不要士兵赔偿了。雍正阅后批道：你说得对，不能让他赔，这属于正常的损耗。章文永感叹：“这样的事都要通过官方文书向皇帝请示，雍正有多繁忙可想而知，他的确太辛劳了。”

据统计，13年执政期间，雍正批阅奏折近20万件，批语超过1000万字，平均每天写2000字。他本人眼睛近视，又不像其他皇帝喜欢骑马、打猎或看戏，整天就是忙于政务，过生日当天也只给自己放半天假。

正是通过奏折的形式，雍正发现了官僚机构运行中出现的诸多不合理现象，并积极倡导整改措施。结合当下的反腐形势，章文永选择了一项叫作“耗羡归公”的经济制度改革加以呈现，历史与现实总有惊人的相似。

“所谓‘耗羡’就是政府在收税的时候出现的损失，比如收的粮食被老鼠吃了，或者收的碎银子在熔铸成银锭时耗损了。这些损失官府不承担，而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多收一点，以补足损失。如果此外还有剩余，就存入小金库里。”

章文永介绍，古代地方官员的俸禄很低，常常不够生活，官府的办公经费也经常没有着落。尽管皇帝说经费不够可以题奏，但事实上根本实现不了，所以暗地里，地方政府和官员就靠这些耗羡运转生存，甚至导致税收出现大量的亏空。

雍正看在眼里，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他通过奏折和自己看重的模范官僚进行互动，请他们出谋划策。既不能完全掐死官员的“灰色收入”，又要解决财政亏空，最后雍正拿出了一个叫“耗羡归公”的办法，在全国进行推广，同时建立了养廉银制度。

“地方官可以多收税，但最高不能超过15%的比例。各级官员从高到低都可以公开地从耗羡里支取一些银两，叫养廉银，但必须先汇集到省里，由省里根据不同的税收情况统一分配。”

章文永评价，“耗羡归公”制度让雍正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清朝主张实行仁政，“永不加赋”，一旦在官方的文书里公开允许耗羡，相当于承认了加税，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雍正改革的魄力。尽管这个制度存在很多漏洞，但在一段时间内确实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东暖阁

“明窗开笔”里有烦心事

东暖阁

提及养心殿，就绕不开“垂帘听政”，绕不开东暖阁。展厅中的东暖阁基本按照原样重现，迎面一幅淡黄色的布帘幽幽垂下，布帘的前面是小皇帝坐的紫檀小龙椅，后面则是慈禧两次摄政的坐榻。章文永介绍，如果仔细观察龙椅扶手上的纹饰，能发现上面雕刻的两条龙都回首望向后方，帘子两侧装饰的挂画，也是慈禧喜欢的兰花题材，勃勃野心昭然若揭。

在东暖阁这个空间的外侧，章文永利用一面空白的墙进行投影展示。画面颇似微信对话的页面，两方的头像一个是慈禧一个是曾国藩。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声誉影响达到了顶峰，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此番对话就发生在他进京入东暖阁觐见慈禧时。

“清廷对曾国藩其实一直不放心，他的根系太多，手下都在南方担任要职，所以要把他调到北京来，同时让他的湘军裁兵。两人的对话就围绕这个主题展开。慈禧问：兵都撤了吗，撤了多少人，都是哪里的人？曾国藩回答撤了，保留下来的人里安徽人多，也有少数的湖南人。如果你了解对话的背景，就会知道，这问的人和回答的人，两个都是明白人。”

东暖阁里的另一个亮点是“明窗开笔”仪式。每年大年初一的子时，皇帝都要在东暖阁明窗设案，放置寓意“大清疆土政权永固”的金瓯永固杯，斟上屠苏酒，点上玉烛，执刻有 “万年青管”、“万年枝”的专用笔，写下对新一年的希望与祝福。写好的吉字要放入专门的黄匣内封存，并要求子子孙孙不许开看。

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明窗开笔”可以反映一个皇帝在某一段时间内的烦心事。雍正元年，第一次举行“明窗开笔”仪式，雍正挥毫写下：一入新年，万事如意，五谷丰登，天下太平，民安乐业，边尘永息，大吉大吉。

章文永解释，康熙晚年对西北的用兵一直处于僵持状态，没有完全解决边疆问题，因此到雍正这里，“边尘永息”成了他心头最大的挂碍。

但当大问题都得到解决之后，皇帝的“明窗开笔”就和平常百姓写的吉祥话没什么区别了。人们发现从乾隆二十七年到嘉庆二十五年，清帝的“明窗开笔”内容全是一样的。

章文永分析：“乾隆在位时，他祖父、父亲没有解决的重大难题，比如边疆地区的叛乱，他都解决了，难免有些自得自满之情，所以新年寄语更多就是仪式了。到他的儿子嘉庆也是一样，只需守着这个局面，没有更多的作为。而且乾隆的‘明窗开笔’每年会写三篇，到晚清皇帝就写一篇了，纯粹应付。”

三希堂

斗室里的雅趣

三希堂

如果不走进首博的养心殿，多数人不会知道，乾隆的书斋三希堂声名赫赫，面积却非常局促，只有8平方米，是乾隆十分私密的个人空间。

因宋儒周敦颐提出士人修身当“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又因书斋收藏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贴》和王珣《伯远帖》三件稀世之珍，乾隆亲笔题写“三希堂”横匾悬挂于书斋之内。由于三希堂是乾隆的至爱，幽雅、古朴的内部陈设，后世的皇帝不曾动过一分一毫，至今仍保持原貌。

三希堂深层次反映了乾隆对儒家文化的追慕和学习，为了进一步揭示这份倾心，章文永在临近这个空间的展墙上布置了“斗室有天下——乾隆皇帝的雅趣”小型主题展，多面展示乾隆在诗词、绘画方面的爱好与成果。

“乾隆特别爱题字，前人的画作上、瓷器上他都要题。还特别热衷写诗，写了四万多首，绝对是留存作品最多的诗人。只不过他的水平不高，很多诗还是大臣帮他润色过的，如今几乎没有人能记得他写的一句诗。他写诗又喜欢用生僻的典故，然后让大臣找出处。大臣们也不知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全都表示当时想不出来，需要回家查，然后过几日告诉乾隆，终于在哪本书里找到这个典故了。”

乾隆从18岁开始学画，最初专攻花鸟，后来也尝试各种题材和技法。他的画构图简明，以小写意为主，遗憾的是总体成就依然不高。

章文永认为，作为皇帝，乾隆的这些行为可以体现出他治国的一种方略，是化解民族矛盾、获得汉文化阶层对政权认可的一种手段。“当然，同时他也是真喜欢，毕竟汉文化展示出来的轻歌曼舞、风花雪月要比塞外的生活优雅美妙得多。”

乾隆出于统治方略考虑的另一种文化行为就是信奉喇嘛教，他特意将西暖阁后面的一间书屋改建成仙楼佛堂，每日写经以修行密法，并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造诣。

由于佛堂的结构非常复杂，在展厅无法还原，章文永去繁化简，以大量的佛像、佛龛、供器、唐卡以及在乾隆倡导下出版的佛经、修建的大量寺庙的图片，从信仰最诚、研究最深、利用最好三个方面进行解读。这的确是后世皇帝们都达不到的境界。

皇家造办

原来皇帝才是总设计师

明间

乍听之下，皇家造办处似乎与养心殿没什么关系，其实康熙时期，这个专门为皇宫制作各种器具的机构就设在养心殿。康熙三十年开始陆续迁出，但人们还是习惯称之为“养心殿造办处”。

养心殿造办处更像一个设计中心，只有少量的工匠，更多的能工巧匠则散落在全国各地，比如苏州做漆器的，景德镇做瓷器的。在展厅的最后一部分空间里，章文永展现了皇帝与造办处之间的密切往来。

“皇家造办”这几个字引发的联想，通常会是精湛的工艺、高昂的价值，但章文永并不愿采用这个切入点。除了让观众欣赏花插、挂屏、盆景、座钟等各类皇家造办的物品之外，“我想着眼的是皇帝本人在制造这些东西时发挥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事实也的确如此，当皇帝需要某一件物品时，造办处会根据他提出的要求做出样品，皇帝再对样品提出修改意见，最终投入生产。如果细细琢磨章文永搜集的造办处档案资料就会发现，皇帝好像一位总设计师，每个环节都参与其中，对细节的要求更是细致入微。

例如雍正对珐琅彩瓷的烧造与绘制要求非常严格，命贺金昆、谭荣等一批宫廷画家参与绘制珐琅彩瓷器。档案记载：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七日，郎中海望奉旨：……尔等近来烧造珐琅器皿花样粗俗，材料亦不好，再烧造时务要精心细致，其花样着贺金昆画。

雍正十年四月十七日，保管用品的首领太监萨木哈拿出两件洋漆包袱式盒给雍正过目，宫殿监督领侍陈福传旨：此盒样式甚好，照样将黑红漆盒做些，画花卉漆盒亦做些。再，盒一件底上有窟窿，不必照此样做。钦此。

雍正五年，档案记载：八月二十六日郎中海望奉上谕：或用楠木或漆做竹式杌子几张，长二尺九寸，宽二尺四寸，后面安靠背，高九寸，其宽比杌子两边各窄二三寸。钦此。

乾隆时期是宫廷佛像制作的高峰，乾隆帝本人亲自参与设计、督造，比如提出 “四臂观音哈达板了，照释迦佛哈达一样往像里做，还要长些”，又指出威积金刚发矮，要长高三分，并画出纸样，交给工匠照画样修改。

在展览的结语中，章文永写道：……清帝们在同样的殿宇内生活起居、治国理政，虽然都强调恪遵“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祖训和“乾纲独断”的家法，但时势不同、最高统治者的性情禀赋各异，帝国的命运也随之变幻更改。

追寻养心殿中的史迹，勤于政务、事必躬亲而又能正确审时度势、锐意改革的皇帝，最终开创王朝的盛世。然而在“惟以一人治天下”的历史情势下，如果将全部的寄托系于皇帝一人，那么“走出”养心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文/颜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