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中的一个字，争论几百年
经过亲身实践，并借鉴前人经验，陈垣在《元典章校勘释例》（《励耘书屋丛刻》本）中总结出对校、本校、他校等通例，被很多人奉为圭臬。不过在整理古籍时，仅仅借助这些方法来比勘异同尚属易事，要再进一步判定是非则谈何容易。姑且不论经史诸子类文献，即便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作品，有时虽仅一字之别，也要反复斟酌，再三推敲，甚至旷日持久，左右为难。就拿元杂剧中最负盛名的王实甫《西厢记》来说，明清两代先后出现过几十种刊本、钞本，存在不少文字歧异，有些地方便难以遽下断语。例如第一本最后“题目正名”的首句“老夫人闲春院”，别本或作“老夫人闭春院”，或作“老夫人开（開）春院”。三种异文的背后，都各有一批来头不小的版本作为奥援，不是善本佳椠，就是名家评注，因而彼此争胜，互不相下。清初毛奇龄在《毛西河论定西厢记》中就力主“闭”字为是，并批评说：“‘闭’即‘门掩重关’之意，虽出游犹闭也。俗子倡为不游寺之说，必谓院开而莺见，遂易‘闭’为‘开’。”不难想见，如此聚讼纷纭的局面，势必令不少学者在取舍之际颇费踟蹰。
王季思先生
早年受业于词曲大师吴梅的王季思，尝试以经史考证之法来研究《西厢记》。他校注的《西厢五剧注》在1944年由浙江龙吟书屋出版，《自序》中提到：“明清以来，评注《西厢》五剧，举其著者，有徐文长、徐士范、王伯良、凌濛初、闵遇五、金圣叹、毛西河诸家；而以圣叹外书流传为最广。”不过在他看来，前人评注往往失于穿凿附会，并不能使人餍足。他由此发愿重作董理，在文本校订方面，“原文迻录暖红室刻本，别据王伯良注本、《六十种传奇》本，及《雍熙乐府》所录曲文为补正”。第一本“题目正名”中的那一句，被校定为“老夫人闲春院”。然而撰著期间战事正酣，他在颠沛流离中“箧书尽丧”，“无可取证”，取以校勘的版本并不多。时隔四年，上海开明书店又出版了他的《集评校注西厢记》，在参校本中新增毛奇龄评本，注释部分也多有损益；此后他毫不懈怠，精益求精，相继在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过《西厢记》校注本，每一版甚至每一次重印都会有程度不同的增删补苴，而参考过的版本也陆续增加了新发现的弘治本、张深之本、刘龙田本数种。不过最初勘定的“老夫人闲春院”并无变化，只是没有任何校勘说明，无从知晓其择取标准，兴许是认为“闲”字明显优长而毋庸饶舌，抑或是觉得此类琐屑饾饤对读者而言并无裨益吧。
人民文学出版社则在1954年出版了吴晓铃校注的《西厢记》。吴氏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受胡适、郑振铎等人的影响，在俗文学研究方面多有建树。据他在《前言》中所述，“《西厢记》杂剧的版本流传得非常多，在今天我们还能够见得到的就在四十种以上”，“这个本子大体上是拿凌初成和王伯良的本子做底本，再用其他的九种本子对校，遇到文字上的歧异就参考北京岳氏本和《雍熙乐府》来抉择”，对底本及参校本做过精心的选择。尽管注释的细致缜密不及王氏校注本，但简洁明瞭，要言不烦，倒是非常符合他“想初步地搞出一个比较接近于旧本（不是原本）而又适合于一般阅读欣赏的本子”的初衷。大概为了避免“繁琐考证”之讥，吴氏也没有罗列各本异同，写成详细的校勘记。他将此句校定为“老夫人閒春院”——“閒”、“闲”相通，当是付梓时手民误植所致——可见利用的版本虽与王季思不尽相同，最后的结论却是不谋而合。
经过王、吴这两位专家的精审校订，这一处异文看似可以暂时搁置争议了。然而北京中国书店在1978年整理库藏时，无意间从一部元刻《文献通考》的书皮背面发现了四片《新编校正西厢记》残叶，又使得波澜再起。肆力于考索《西厢记》版本源流的蒋星煜率先撰写《新发现的最早的〈西厢记〉残叶》（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1期，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在详细介绍这些残叶的基本情况后，着重讨论保存于其中的第一本“题目正名”。他仔细分析了已知的三种异文，认为都能自圆其说，“问题在‘闭’、‘闲’、‘开’字形相近，不知最初为何字，也可能后来翻刻、演唱时又传讹的”；不过新发现的残叶既然作“闭”，且“刻书时代较所有现存明刊本为早”，因此“最早的本子用‘老夫人闭春院’的可能性较大”。
紧随其后，吴晓铃发表《“春院欣闻闭不闲”》（载1983年9月27日《光明日报》，又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吴晓铃集》第五卷），虽然强调“我们不能单纯依靠刊刻年代早或震于名家校注，来决定去取，而是要从作家构思和作品内容多下功夫推敲”，可依然主张“时期最早的《西厢记》残叶可为主证”，再辅以其他佐证，就可以断定“‘闭’字无疑当属王德信原词”。据吴氏所述，他曾受邀对残叶的刊刻年代进行过鉴别，是除发现者以外“第一个看到原件的‘槛外人’”，可所作口头鉴定“只是供给书友们参酌，没有写成文字”。作为《西厢记》的校订者，他居然没有立即撰文予以研讨，表现颇为反常。是否意味着他对“闲”、“闭”两字究竟该如何抉择，一开始仍存有疑虑而举棋不定呢？
《老夫人闭春院》（图片取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与此同时，王季思在旧著《集评校注西厢记》的基础上，吸取多年来的考订成果，进一步勘正文字，增补注释，又另约请张人和搜集评论资料，最终编纂为新版《集评校注西厢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书中也将自己此前沿袭了数十年的“闲春院”改作“闭春院”，并有注释云：“闭字原本作闲，此据北京中国书店藏元末明初刻本残页改。”同样根据新发现来推翻旧判断，究其原委，恐怕也是由于这批残叶的刊刻时间在先。王氏后来主编《全元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其中的《西厢记》即据新版《集评校注西厢记》迻录，仅“删去集评和注释的内容，保留校记”，显然已经视其为最终定本了。
兴许是受到蒋、吴、王等人的影响，此后问世的《西厢记》整理本（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燕瑾校注本）或研究论著（如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人和《〈西厢记〉论证》）也都纷纷依据这些残叶，将此句校定为“老夫人闭春院”，似乎已成定谳。不过仔细深究一番，或许还有讨论的余地。以最纠缠不清的“闲”、“闭”为例，前者因漫漶阙笔而讹作后者，较诸后者因增添笔画而误为前者，其概率恐怕要大许多。重视刊刻时间在前的旧本，固然是古籍校勘的重要准则，不过正如吴晓铃所言，残叶“原题‘新编校正’，可见还有旧本”，倘若日后发现刊刻时间更早且作“闲春院”或“开春院”的版本，那又该如何处置呢？整理古籍原本是件挺单调乏味的事情，可正像古人所说的那样，“时思误书，亦是一适”，偶尔胡思乱想，倒也蛮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