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六十年前的父女通信——爸爸赵瑞蕻珍藏的家书

一九五三年赵瑞蕻出国前和三个子女在北京留影

上世纪五十年代赵瑞蕻在德……

晚年赵瑞蕻向本文作者移交家书时的神情：有期许，有疼爱，却看不出半点忧伤。

1956年，本文作者和弟弟随父母出国前，全家摄于上海。

1954年作者加入少先队时留影

本文作者写给爸爸赵瑞蕻的信(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五日)

赵瑞蕻给本文作者的回信(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

1955年，赵瑞蕻在卡尔·马克思大学“科学家之家”（Hausder Wissenschagtler）外宾教授招待所书房。

■赵 蘅

过了古稀年，才开启自己八九岁时的信件，岂能仅用“百感交集”一词形容得了？

在以前写的文章里，我不止一次说过我家有写信的传统，算是一种家风。不仅是爸妈（诗人、学者赵瑞蕻和作家、翻译家杨苡夫妇——编者）之间的通信，他们和师长亲友们的通信，连我们几个孩子受其影响也和他们通过信。不仅长大离开家后常常写信，我们童年的好多时光都是在写信中度过的。

爸爸移交家书

1998年，记不得是哪天了，我探亲在南京。一天，爸爸突然叫我帮他办一件事。他捧出三个撑得鼓鼓的牛皮纸大口袋，告诉我里面装的是我和姐姐弟弟小时候写给他的信。他一直保存着，现在想还给我们，叫我转给大姐小弟，说以后这些信就由我们自己来保管了。

接过这沉甸甸的纸袋，就像拾回我们姐弟仨那些早已远去的岁月。童年啊，所有的记忆，那么多血浓于水、梦幻般的彩色画面，全被这纸袋唤回了。站在我面前满头白发的爸爸，当年那个意气风发、洋派十足的写信收信人已是八旬老人。此刻他那样认真地盯着我，神情纯净，有期许，有疼爱，却看不出半点忧伤，仿佛站在他面前的我，还是那个满身稚气天真无邪信笔由缰的小妹！

纸口袋被我如获至宝地带回了北京，除了移交给大姐小弟的，属于我的回到家便被收进柜中保存了。这些年我几乎没打开细看过，因为每阅一封我都会不忍卒读。

直到今天，爸爸走了十七年零八个月，信函移交十八年之后，我才正式开始触摸它们。这些信都没有信封，我猜是因为每次我们和妈写的信是装进一个信封里寄走的，我不会单独一人给爸寄信。如此说来，我们的家书是公开透明的，谁都可以看。在我们家里隐私的概念向来不强，甚至我们姐弟仨都成家了，我们的婚恋情况都常会成为公开的秘密。

我小时候写信的署名有时用“赵蘅”，有时用“蘅”或“小妹”。横写竖写的都有。信纸各式各样，有普通的信纸，有不带格的淡绿或淡黄的纸。这些纸如今都变得很薄发脆，要不是爸爸一封一封夹好，过了六十多年恐怕早就破烂了。

1953年10月1日至1956元旦，我们父女俩共通了十六封信。爸爸写给我四封，我写给他十一封，包括一份检讨书。按留存的字数统计（也许还有遗漏），三年里父女俩的通信共计六千多字。

连续三年的境内外家书是由爸爸被派到德国任教源起的。原本一家五口一起前往的计划被当时的政策打乱，我妈的一句不准带孩子她就不去，造成了我们仨和妈妈回宁，爸爸一人出国的分离局面。在没有电脑没有微信的时代，一个分居遥远两地的家庭，唯一维系感情、汇报平安和表达思念的联络方式只有靠飞鸿了。

1953年我八岁，小学三年级，认得汉字之有限可以想象。我定是受了长辈的影响，加入写信行列，轻轻松松，自自然然。而爸爸也没把我当成小屁孩儿，给我写信，正经八百的，一点没小瞧我。

就这样，爸爸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或是在柏林和苏联莫斯科，我和妈妈、姐姐、弟弟在中国扬子江畔南京，开始了长达三年的两地家书。一般是我写一封，爸回一封，有时也有他写信我回信。不知为什么，我写的比他多几封。也许爸是一个人，我们这边有四人，四比一啊，够爸爸回的。我的字写得可比现在工整多了，一笔一划的。我怎么有这么多话告诉爸爸，基本没有标点符号，像连珠炮似的，按东北话说，就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秃噜。小小年纪的心就这么点儿大，每天经历的事、明白的事就这么多：上学，做功课，玩；看书看电影，帮妈妈做家务；来的客人，还有和姐姐弟弟的友爱或摩擦。我那时还不懂何为“告状”，在我的心里，什么都可以对爸讲，爸爸就是一家之主，他能管家里所有的事。我以为对的事，我以为不对的事，哪怕发生在姐姐弟弟身上，我也会没有丝毫顾虑杂念地向爸爸汇报。

爸爸毕竟是家长，每封信都要叮嘱我们听妈妈的话，要乖，好好学习之类。他非常想念妈妈和我们姐弟，更想说说他那边的情况：看到了什么，见了什么人，有什么感想收获……爸爸妈妈这代人都喜欢也善于写信，他们的信写得都很长，所以尽管爸的信比我少，论字数却多很多。

我的第一封信

1953年9月28日，我给爸爸写了平生第一封信，也是在北京经历了全家分别后，我唯一的寄往北京的信。

爸爸：

您好吗？我们在南京都很想念您，听说您还没有走呢，我想叫您给我买个娃娃，小弟把妈妈给我买的娃娃腿撕坏了，所以我叫您给我买个娃娃。

妈妈说您给我买个不到一万的娃娃。

妈妈说您好把这个娃娃交给萧伯伯，叫萧伯伯把娃娃带回来。您寄给我们的徽章我们已收到了，这四个徽章我觉得很好看。妈妈叫我问您几时走，您走的时候写信告诉我们。

您还寄给我们的书，我们现在已把它理好了。姐姐在家里不劳动，妈妈很生气，请您给姐姐写信了，叫姐姐在家里帮妈妈做事。王姨还惯小弟，请您叫王姨不要惯小弟。

不写了，此致敬礼！

赵蘅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那时的一万元钞票其实也就是一块钱。我家女眷不分老少都喜欢娃娃，这一嗜好甚至没有因为年龄渐长而改变。我有一张摄于南京的黑白照片，我一人搂着几个娃娃坐在小竹椅上，火辣辣的太阳直射我的脸，看不清我有多开心。今天看这信里我居然会向大人讨礼物真有点害臊，这可是和我长大后的信条完全相悖啊。

萧伯伯应该是萧亦伍伯伯。

仅隔了三天，留在北京等待出国的爸爸回信了：

小妹：

在国庆节前夜，接到你的信，真是高兴！你的信写得很好，写得多么端正，没有别字。

过了国庆，我就要走了。一切都办好了。就出国的日期一再改动，是因为有许多事没有搞好，比如说护照，我的护照要经过苏联、波兰、德国三个大使馆签字，很耽误日子的。还要控牛痘，等等。现在护照已签字，只等买火车票，就要先到东北满洲里，再换国际列车到莫斯科。好吧，我到了莫斯科再给你写信吧。

在家你跟小苡一样，都要听妈妈的话，都要好好努力学习。每天上学，小心走路。放学就回家，不要在外面玩。你帮助妈妈的事很好，你做完功课后，看管弟弟，不让他做坏事情。一切小心，千万别出毛病。你努力学习，不久可以争取做个优秀的少年先锋队员。

你要的洋娃娃，我一定买来托萧伯伯带给你。我送你们的纪念章，可以别在衣服上。我明天到天安门观礼台，也别上这个纪念章。小妹，你不知道天安门多好看！北京游行的人都穿上花衣服。我明天也穿新西装，打大红花缎领带去观礼了。

不多写了，希望你接到我从国外来信，就写信给我。

你看见我寄回去的那张颐和园的风景吗？

小妹，再见了！希望1955年夏天，你们能到北京接爸爸回家！

显然这封信的后半段，不是一次写的，隔了一夜，即第二天国庆节夜里爸爸又加了一段，他迫不及待要向我和姐姐描写白天他刚参加的国庆观礼的情景。两段信（第二段没有署名）中间用钢笔划了一条杠：

小苡、小妹：

我刚才才从天安门看放烟火回来。烟火简直美妙好看极了！有各种样子，各种颜色的烟火。我和张伯伯两人在中山公园红墙外看的，足足看了一个多钟。烟火从树林子后面射出来，就像春天的花朵忽然间开来。天安门一带挤满了人，很多人围成一个一个大圈子，一边跳舞，一边唱歌。水银灯照耀着，太明亮了。今夜天安门通宵有人玩呢。

今天上午我们五点钟起床，游行队伍七点钟出发。我在八点钟跟观礼的人到天安门观礼台上，站在天安门右手那一排灰色的台上，跟东欧留学生，朝鲜留学生，蒙古留学生，少数民族和各国的新闻记者站在一个看台上。我和邢伯伯两个人参加观礼的，那些伯伯、阿姨参加游行。我们看了朱德总司令站在没有顶的汽车上检阅解放军，后来解放军游行开始，有各种武器。巨大的坦克车轰轰地滚来，天上飞过一百多架飞机，真是伟大极了。十点钟，大家拍手，叫“毛主席万岁”！

信中提到的张伯伯，是山东大学外文系的张健教授，他与我爸曾是中央大学的同事。1953年张伯伯也被高教部派遣出国任教，他是去布拉格。1957年5月，在我和妈妈弟弟后来赴德国期满准备回国前，曾去布拉格旅行，和张教授戴阿姨及两个小妹妹一起观光，这座享誉世界的美丽塔之城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新中国初期，爱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比较高，特别是将要代表国家去兄弟国家讲学，爸爸他们心中充满了为国争光的荣誉感和自豪感，爸爸的激情和对祖国未来的希望洋溢在字里行间。

看得出爸爸大概从那年起，已经开始对我的成长有了期望。他叮嘱一个八岁小孩该做这做那，把我看作一个懂事的孩子。自然，那个时代对于新中国少年儿童来讲，最光荣的便是早日加入少年先锋队。按规定，必须年满九岁方可入队，我还差一年。

爸的第二封信

爸爸移交给我的第二封信写于当年的10月28日，给妈妈的信和给我们姐妹的信写在同一张纸上。从这封信里可以了解爸爸的旅程：满洲里、莫斯科、柏林，他都在给我们写信，这一封是他刚到达目的地莱比锡后写的。这时信纸已用德国的高级信纸了，莱比锡印刷业历史悠久，过了那么多年，白色早已褪尽。

这封信里爸对妈的思念非常直接浓烈，这和他平时与妈妈在一起的状态不大一样。他叨叨在异国喝不到真正的中国茶，我知道爸不能习惯身边少了能干的妈妈，家书成了爸爸那时最大的期盼，最大的幸福。他带去的全家福和我们姐弟仨的照片都贴进了漂亮的德国相片簿。

小苡、小妹：

爸爸已到了德国莱比锡了，你们高兴吧。我现在还住这里的国际饭店里，不久可以搬到学校住。收到这封信后，希望你们就给我写信，交给妈妈，寄航空信给我。我在莫斯科也给小烨他们写了一封信。把我的莱比锡的通信处可以抄给舅舅，因为我一时没有工夫给他们写信。我身体很好，你们都好吧。

小苡、小妹，爸爸多想你们，还有弟弟。想得厉害了，就只好看看你们的照片。希望你们照一张最近的照相寄给我。我过几天去买一个漂亮的贴照相簿，把照相都给贴上，这里的照相簿好看极了。我在市场里看见比阿夫带给小苡的洋娃娃大两倍的洋娃娃，等我的工资发下来时，可以寄的话，就寄一个吧。不可以，就回国时一定带两个。

我这一路走了整整两个礼拜。走到这里已二万多里了，想想好远呀！你们打开世界地图看看，爸爸现在在哪里？

小苡、小妹，还有弟弟，要乖，要听妈妈的话，好好学习。我看见那么多，那么可爱的德国孩子们。他们老对我笑，我在马路上走，他们围着我看，我的脸都红了。在火车上，苏联朋友们都爱看你们的照片，看了都说xopошo！（好！）

别忘了写信给爸爸。问你们老师好！

……爸爸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于莱比锡

信里提到的小烨，是舅舅的长子杨烨，我的表哥，那时他还是喜欢蹲在椅子上吃饭的调皮男孩。爸爸对家族里的几个孩子都很好，杨炽出生，他给她写诗；杨荧在我爸去世后回忆她叫小姑父的我爸的趣事。杨烨喜欢集邮，爸知道后就送给他国外的邮票。我们谁也不会想到二十五年后他会自杀于伦敦。

我写第三封信

11月16日，我给爸爸写了第三封信。那时我已转学到附近的汉口路小学。信中我对爸爸讲了学校的事，不好的姐姐挨打的事，更多的是远足，也就是现在说的郊游活动。还有我学会织毛线了，看了话剧和电影。总之真实地向爸爸汇报了家里和自己的一些事，要爸爸放心。

有关邮票的另一封信里爸是这样写的：

今天我在到学校去的路，又遇到几个女的小学生，跟小苡一般大。她们又对我招手，边走边说，问我在这里做什么的。我告诉了她们。德国小朋友——大人也一样爱邮票，就像你们爱娃娃一样，特别喜欢中国的、苏联的邮票。分别时，她们一再说“再见，再见”，老远还向我招手。邮票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社会文化表现之一，也是和平劳动创造的产物。你们想，假如人类从此消灭了战争，大家和平共处，中国的孩子可以跟苏联、德国的孩子通信，信封上贴着花花绿绿的邮票，这该多美！我希望你们也喜欢邮票本了。把世界各国邮票收集起来，贴在一本好簿子上，这叫做“集邮”。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高尚的艺术欣赏呀。为了你们，我已在这里贴了半本邮票，有苏联的二百张，德国的五十多张，波兰的几张。可惜中国的很少，你们给我寄点中国的邮票吧。等我贴满了，我就把它寄给你们，作为纪念。

这里的孩子，国际旅馆里的工人同志们总向我要中国邮票，希望你们多写信给我……

除了讲集邮事，这封信爸写得激情澎湃，情不自禁。他一定每天都沉浸在以中国人为傲的幸福当中。他再三叮嘱我和姐姐：

小苡，小妹要记着，一定要做个好孩子，一切要听妈妈话。你们有个好妈妈，也有个好爸爸，有个幸福温暖的家庭，你们应该更乖，多看好书，不要乱吃东西，当心汽车，多穿衣服。绝对不要闹脾气，不要打架，一天到晚都要好好的。（我希望妈妈买点毛线给小妹学习去。）

这是一封没有年月日的信，只有署名没有抬头，像是还有前一页。信纸是用国际饭店的信笺，纸较厚，上下都印有绛红色的德国文字。我不懂德文，但发现在纸的最末端有1251的数字，应该是年号。按照爸在1953年10月28日信里写的，他刚到莱比锡暂住在国际饭店，不久可以搬到学校住的说法，这封信应该写在1953年末之前。但也许爸爸移居学校时带走了几页饭店的信笺做纪念呢。他喜欢纸质品，这和妈妈一样。所以也可能这封信是离开饭店后写的，在1954年什么时候。

现在我只能瞎猜了，因为爸爸移交给我的信袋里，1954年只有我的两封信，他一封也没有。这是我纳闷又遗憾的地方。

1954年六一节，我加人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在这之前，2月20日我写给爸的信里已经提到了这一愿望：

爸爸：我已收到了你的信，妈妈说我要入队才能去德国。我要入队就要把缺点改正，不丢东西，不跟姐姐打架。

这封信提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热映的电影和儿童读物，要不是重读旧信，我恐怕都要忘了。这些足以真实佐证我们姐弟的童年曾幸运地受到了怎样的良好教育！

寒假里我们大家看了《普通一兵》《马季》《胜利英雄》《智取华山》《教师》的电影。妈妈说一有好电影就给我们看，也就等于上一堂课。

在看《教师》的电影时，在电影院里买了书给我们看。妈妈从上海回来也带了很多很多的书。在寒假里妈妈也给我们买了很多书给我们看。我们在寒假里过得很好，大家都定了寒假生活计划。

妈妈给我定了两种杂志，很多的书，《小朋友》《儿童时代》，妈妈从上海带来的书和寒假里买的书有《天鹅神话》《小猫钓鱼》《沙尔米柯》《小学生查依采夫》《钢笔的故事》《小红帽》《朱淑姬和钢笔》《恭贺新年》的书。

信里所述的《马季》应是匈牙利影片《牧鹅少年马季》，《教师》 应该是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至今我保存着许多中外儿童读本，特别珍贵的是爸爸从德国、苏联带回的图文并茂的书，我是典型的在外国儿童读物陪伴中成长的孩子。

我未标年月的信

我也有一封信没有标年份。纸是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信很短，我先写，妈妈后写，都说一件事：爸爸回不回来。按我的写信时间是4月10日十一点，即子夜，我一个小孩子怎么睡得这样迟？难怪我会这样写：“不多写了，妈妈说我再不睡觉就要生病了。”

离暑假还有两个月，难道这年爸爸考虑不回国度假吗？好玩的是妈妈既表示欢迎爸回来，又说爸回来必须有两个条件。其一，另一个中国教授也回国爸才能回，她说：“不然好像你一人想家，岂不是显得太个人主义？”这个理由在今天听起来是不是很荒唐，可在那个时代，个人主义可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之一。足见妈妈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当年很是注意思想改造的。后来爸妈一起到莱比锡任教期满，大学和大使馆其实都挽留过他们继续留任，都给我妈谢绝了，理由也是这条：“假如留下来，就跟不上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了。”

值得提的一封信是我写于1954年9月1日开学这天，我描写了我家姐弟仨早起的生动情景，看来我被妈说成“自然主义”式的叙述方式，由来已久。接着我向爸爸告状姐姐弟弟，弟弟惹祸，姐姐不想上学让妈妈生气。妈当年处罚孩子的办法也绝了，就是如果不听话，罚不许看电影看戏。我妈自己就是个戏迷，所以这样的处罚很重。这封信让我记起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部老电影叫《妇女代表》。这是妈请家里三位帮助照顾我们的大人看的。

正是在这封信的结尾，我写道：“爸爸你能不能请求高教部让我出国？人人都说我九岁上五年级太小了。”好像这句话为我家后来发生的变故埋下了伏笔。严格地分析，这也说明我入队的动机里有为出国考虑因素，是否不够纯粹呢？

爸离家的第三年即1955年父女俩的通信最多。这年的3月，我的信写得很长。我汇报的事儿多了，自己的事、家事、国事，都有。小弟被惯得没型儿，闯祸连连，让妈跟着天天胆战心惊。我难得地表扬姐姐，说她也做家务了，只是仍不愿铺床。我写道：“要是改去这一点那就好了。”（我这个小屁孩还有点挑剔。）

在信的第一页末尾，我告诉爸爸一件“喜事”：

我们中国有一件喜事就是解放军解放了一江山岛，爸爸您知道吗，我每天都看报，所以知道了一江山岛跟浙江很靠近。

不到十岁的我，已经开始关心政治了，而且立场如此鲜明。一个小孩就是一张白纸，给什么教育就会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不过我家看报习惯确有祖传，我外婆识字不多，但每天要看报，我妈一天不看报都会难受。我有一张在莱比锡寓所画爸爸看报的铅笔速写，那年我十二岁。

这页信不知为何就在“一江山岛”这里中断了，是和另外一封也是一页纸的信用订书针别在一起。同一种稿纸，不一样的笔迹，前一页工整些墨水深点，第二页淡点笔划细点。所以我想是第一封的后一页弄丢了，或者就是我见到的这后一页是晚几天再写的。因为一开头也是这一句：“爸爸：好久没给你写信。”但这后一页的第二句竟是：“我生气了，因为你不给我写信，就不给你写信。我有时候想妈妈要是出国一定要给我写信……”现在想想我有点任性，完全不考虑爸爸他有多忙。接下来我汇报了小弟弄死小兔和大虾的事，我竟想出一个点子，叫爸爸买汽车玩具给小弟，大概以为这样就可以制止手欠的弟弟。我还汇报了姐姐过十四岁生日家里怎样热闹，认为“姐姐很高兴，爸爸你也很高兴吧”？

10月9日我的回信里，已不再生爸爸气了，因为收到了爸爸的两封信，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但是爸爸移交的信袋里没有他写的这两封，一定是写给妈妈的，或者给全家写的。从我这封信里讲妈妈开刀的事，可以了解到爸爸正担心着妈妈。我叫爸爸不要担心，我小小年纪已能体贴心疼大人了。那天在南大诊所守着疼得惨叫的妈妈的景象，到今天还会让我心颤！

在这封信里我又夸了姐姐，说她进步很快，羡慕并不妒忌她作为少先队员参加了国庆游行。好的就表扬，有缺点就批评，一颗纯良的童心就是这样被培养的。

我居然当过小学的话剧组组长，简直不敢想象。我只记得我们排练过《果园姐妹》，我只是演了一只柿子，还被化妆得满脸通红，却迟迟舍不得卸妆。

写给姐弟仨的信

1955年11月1日爸的信是写给我们姐弟仨的。爸爸是暑假回国，返回德国也已有一个半月了。他继续投入繁忙的教学工作，备课、开会、做报告，中英文兼通的爸爸真是有了用武之地。这封信里还夸小弟信写得好，算算他那年才六岁。

小苡、小妹、小弟：

今天是11月1日了，爸爸离开家恰好一个半月了。这一个多月过得很不简单，做了很多工作。从南京市到北京，从北京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柏林，再回到莱比锡。参加了国际东方学会议，做了报告。受到了大家欢迎……正式上课已两礼拜了。前礼拜在东方学院，第一次做了一个专题报告，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特色及其成就，来听的人很多……我接到了你们的信，非常高兴！我知道你们过得很好，妈妈的病快好了，大家很高兴。妈妈的情绪好，我特别高兴。弟弟的信写得也很好，我觉得他应该开始念字了。弟弟要大狗熊，我请人带去。两礼拜前已托一个南京农学院教授给你们带去几样玩具，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今天再给你们寄去几本日历（其中有一本是儿童日历），还有一盒苏联五彩铅笔（只买到一盒，这一盒交给妈妈保存，算是大家的。我明年到莫斯科时再给每个人买一盒）。这些东西都算是新年礼物吧！

妈妈插话：（先给小妹也好，因为她最喜欢画画。）

……

1955年11月17日下午我又写了一封信，其实算不上信，顶多是一张字条：

上上个星期天我们一家去看《家》（除了小弟），这个戏演的非常好，我都哭了。这个戏里竺水招演大少爷演的也很好，我想要是你在多好呀。

不多写了。

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小妹

1955年11月17日下午

那几年妈妈和我们都爱看越剧，我姐姐还认识了剧团的团长，也是主演竺水招和她的徒弟，在我们出国以后，她甚至一度想初中毕业后去当越剧演员，最终因妈妈的阻拦而没如愿。1955年越剧团排演了巴金的《家》，由于知道巴金和我们家的渊源，剧团很重视听妈的意见。竺水招后来遭遇“文革”的迫害自残致死。

我的检讨书

1955年末，我的信是以检讨书的形式寄给爸的。我坦白了自己开学以来所犯的错误，一是好丢东西，这马大哈的毛病几乎跟了我半生。妈在这张小学生作业纸的边上加了一括弧注明我丢的东西：铅笔、铅笔刀、橡皮。还有乱花钱的事，起因是我请很多同学看电影，妈又括弧注明是五角，大概意思是五角钱十张电影票吧。再有学习大退步，贪玩等。最后向爸爸保证：“今后我一定要努力做个好队员，依照老师依照毛主席依照家长的话去做。请原谅我的缺点。”

事后爸在给我妈的信中写道：

小妹的检讨书写得很好。以后只要小妹按照检讨书上所说的话去做就是了。你告诉小妹，爸爸看了她的检讨书很感动，她是一个好孩子，以后自己小心警惕就是了。

1956年春节，爸爸在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给我写了他移交我的最后一封信。信的一开头他竟这样称呼我：

Zhao Heng：

上面写的就是你的名字。不久的将来你的名字就会这样写了。你看多方便，多简单！我们的文字改革很快就会实行了。毛主席已作了指示，我们的文字采取罗马字（也就是拉丁文字）。最近我已看到拼音方案……

接着，他就用拼音打出八个句式让我试着念，还要求我翻译好了给他看。记不得当年十岁的我是否看懂了，反正现在我读起来还挺费劲，只猜出这第四句 “4) Beiging sh Zhungguo de gingcheng ”意思是“北京是中国的京城”，还不知道对不对？从这封信里我才记起我们小时候都有很重的南京口音，爸爸说学拼音就要学习北京话（即普通话），因为拼音是根据北京话写出来的。爸爸还叫我以后学会打字，他还真没把我当小孩！

这封信里爸安慰我不要为打破一张唱片难过，他还问我打破的唱片是不是《马赛曲》《国际歌》，他说可以再买两张回来。这件事我也完全不记得了，而且他移交我写的信里也没这一内容啊。爸爸对孩子们总这样仁慈宽厚，在我们眼里，他完全不是一个严父。今天看他的信才懂，爸的“严”在学问上，他谆谆教诲，不会打骂孩子，这就要求我们自己要特自觉有悟性了。

信的落款是用拼音“PaPa（这就是爸爸的拼音文字）”。

有“缺憾”的团聚

那年德国的冬天特别冷，积雪很厚，零下三十度，对于住在南京的我，不可想象。爸爸写这封信时，还对我说：“我快回国了——还有两个年回去，我要好好学习，还要写东西。”显然他写信时还不知道就在这一年，1956年，我们这个家会发生变故。高教部终于拗不过我妈，当然也是工作实在需要，他们批准了我妈带孩子出国。爸爸总算熬过了孤身一人在国外、三年不能回家过年的岁月，盼到了全家团圆。但我们完全没有想到高教部的“恩准”是有条件的：允许带孩子走，但只能带小的，不让带大的。他们的理由是大孩子出国会耽误学业。我弟弟当然很小，不到七岁，我不算太小，可马上就小学毕业了（后来还考上了初中，保留学籍）。十五岁的姐姐在上初中，正好撞上这“耽误”二字。就这样姐姐被一条杠杠划到不许出国之列。一下子，我家三个孩子的不同命运注定了！

隔了六十年重提这段往事，既是家事，却又回避不了与国家的干系。对于我们每个写者，幸事悲事并存。至亲至爱的爸爸虽然离我们远去，没留给我任何财产，却留下了难以计算的精神财富：书籍、摄影、画册、文稿、信件，其中的这批家书，我和爸爸的通信，在外人看来只是一摞破烂发黄的纸页而已，而对于我，字字千斤重啊，它们是爸和我的童年（后来的少年、青年、中年）的生命轨迹，将永远镌刻在心底，直到我也升天的那一刻！

近日刚从美国归来的儿子来看我，我给他看了他外公的家书。他第一次接触到家里这些旧物，似乎有点吃惊。忙于拍电影的鸫儿，出乎意料之外竟埋头读了几封。我小心试探地问：“等我有一天不在了，你能帮我保存下来吗？”

他继续读着，不知听见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