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界百人讲述自己的珍物 重拾“惜物惜情”美好传统
《珍物 : 中国文艺百人物语》
《生活月刊》编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讯 什么是你心目中的“珍物”？由《生活月刊》编著、上海译文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珍物：中国文艺百人物语》，是一百个特别的答案，也是一个时代的文艺图景。
珍物是什么，书中的那些珍物——被作者牵肠挂肚视为珍宝的，其实没有一样是世俗见解所谓的价值高的东西。珍物——是“敦煌女儿”樊锦诗的姐姐手织毛衣，是舞蹈家杨丽萍笔下的菜篮子，林怀民心爱的母亲手抄《心经》，是图书装帧设计者朱赢椿的肥肉，建筑学家阮仪三的蠡壳窗，是音乐家谭盾的指挥棒，何训田的菩提树叶，作家金宇澄的史密斯船钟，叶兆言的旧电脑打字机……
《珍物》邀请了当代中国文艺界二十个领域一百位富有个性和卓有成就的代表人物，回望生命中重要的记忆与物件，讲述此物与“我之为我”的独特故事。一百位名家囊括了当代文艺界的精英，谭盾、林怀民、徐冰、阮义忠、吕楠、阮仪三、陈燮君、贾樟柯、王澍、李宗盛、金宇澄、钱理群、黄永松、杨丽萍，等等，每一段故事关切一场人生或独特的创作历程，充分呈现来自生活的馈赠与生命的印记。全书还配有百余张珍物特写。
作者简介
《生活》是现代传媒旗下的杂志，以艺术视觉创意和制作精良闻名，探索生活美学和生命哲学，在文艺界和传媒圈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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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李宗盛
是的，我承认。
我就是那种习惯留东西的人。
于是当被邀请对这些对象的其中一些做描述的时候，我乐观极了。我的确有乐观的理由！
家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东西。随手挑一件就足够吹嘘半天，写一篇文章实属等闲。
何况这些年我的珍物有增无减；这样的邀约让我甚至有了写一本书的念头。
虽然我最终交出的稿件里选择了作为音乐人创作时用的笔与制琴师用的刀具为主题，但在此之前，我已经用了三个星期试着去说明八颗干瘪的糖炒栗子对我人生的意义。
而决定写栗子，是忍痛排除了小女儿的口水巾、写词用卡式录音机、几十首歌词手稿、打工的钱买的第一张黑胶唱片、老情在我遭逢困境时送我的书之后，所作的决定。
我知道这看似荒谬，但是绝对真实。
我遭遇的情况是往往还未动笔，思绪已经开始神游。对往事的感怀挂念，淹没取代了交稿的紧迫感。
老实说，我因此对我的书房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
现在您就要开始读这本蕴含深情的小书。
您马上要发现书里被作者提起、牵肠挂肚视为珍宝的，没有一样是世俗见解所谓的价值高的东西。
但是我以为这些个文章所透露的讯息是极有意思有价值的。
因为不管您对书中作者的认识了解如何形成的，这些文章会是最诚实的增补。
它透露了作者的心性，人生的样貌，经历的曲折。
其中的蛛丝马迹必然会带领您与您先前了解的作者映对，暗合。
是的，我的珍物有增无减。
我决定留下我给娘捏脚时用来装乳液的塑料罐子，制琴时音梁凿下来的刨花。
我认真地想，等我更老了，我的珍物会是身上的老人斑。
那是时间专属给我的，平凡却无价的
岁月的勋章！！
李宗盛 敬序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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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试读
杨丽萍︱菜篮子
马年的大年初一，杨丽萍从北京回到昆明，和家人一起过年。这个时刻，没什么比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更让人觉得愉快与踏实。
“人的生命加起来也就八九十年，有些事情还没等到你反应过来已经过去了，所以别想那么多。你就是把我放到一个孤岛上，我也会种瓜栽菜能生活得很好。”其实在两年前，就曾听杨丽萍说起过她关于“种地种菜”的“经验”—— 无论她住到哪里，常住或暂居，她都会把周边的环境做个人化的改造，比如在空地里开垦出一小块菜地，抑或是在没水的地方制造一个假瀑布流来流去。生活中无论衣服、舞蹈道具，她都没法不当作珍贵的东西来看待。
这种情况发生在她的身上，似乎并没太多令人意外或错愕的感觉——这其实很奇妙，但也易被人忽视。尤其当她说起这几年对她最重要的物品，是一个菜篮子而不是其他东西的时候，我没能发出意外的惊叹——旁人的淡定或许成了大大的意外。
“这个菜篮子我带去了很多地方。”两年前杨丽萍出席一个商业活动时，就挎着菜篮子去了。篮子的功能等同于一个包包，里面什么都有：药包、钱包、iPad、写字用的纸、排练时用的小道具…… 因为没有包包的拉链，里面的东西都一目了然。立即成为现场媒体们关注的焦点，网络上出现了各种评论，有说“秒杀一切大牌”的，也有把菜篮子和女性们在巴黎时装周上的表现作对比的，“我真的是无心的，直接拎着这个就去了，我觉得拿东西很方便啊，装了什么东西一目了然，比提个包方便多了。”
菜篮子原本是杨丽萍的母亲在菜地里摘菜用的。一次看到母亲正用它盛刚摘下来的菜，杨丽萍觉得篮子很美，就跟母亲要来，自己用。竹编的，底部是方形的平底，放置时很稳，提手的长度刚好适合挎着。这种篮子在云南民间很常用，杨丽萍说过，她小时候去地里摘菜拎只篮子，打猪草、背弟弟妹妹的时候则是背个竹筐，“这是一种习惯”。
“篮子里要有我的东西才像样，我要自己整理的。”杨丽萍重视篮子的使用状态，当这个器物里，盛放的是她自己的东西，按照她的意愿摆放，才真正地成了她的篮子。“比如她跟你的这种表达——她一直在强调她就像被天养着的，一切都顺其自然，如果在现实有不适合她的东西，她可以去寻找她自己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云南人的特质，但是她又有很特殊的东西。”她的好友叶永青，说杨丽萍是典型的云南人性格。而少数民族的特质，也一样在杨丽萍的血液里，给她营养。
她看大家都挤在一条路上，她肯定会走另一条小路。
（撰文：佟佳熹 ｜ 摄影：何滢赟）
谭盾︱指挥棒
这根指挥棒是我二十多年前在波士顿买的，它的棒体用芦苇秆制成，手柄部分用的软木，拿在手上很轻，但挥起时却能让观众感受到它的分量。我第一次用它指挥是与马友友和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合作，这一拿就是二十多年，用到现在。
这根指挥棒凝聚了我从小学到读完博士，二十七年学习的心路历程。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是双专业，指挥和作曲，跟随李华德教授学习指挥、赵行道教授学习作曲，去美国留学时，又受教于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后来成为职业作曲家后，发现自己最为崇拜的还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那些指挥作曲家，比如马勒和伯恩斯坦，前者的《大地之歌》，后者的《西城故事》，他们所有的作品基本都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还有法国作曲家拉威尔、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都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指挥家，同时也是作曲家。我自然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由自己来指挥。
在指挥方面，我无疑是幸运的。因为我在作曲方面先成功了，所以当我可以自如地以作曲家的身份和世界上著名乐团合作时，他们也会邀请我去做指挥。我第一次用指挥棒是从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开始的，第二次是费城交响乐团。一般而言，指挥家的道路是从下而上的，先从中学的合唱队开始，再到城市，继而到国家，最后成为世界级的大师。而因为作曲，我幸运地从开始就指挥了世界著名乐团。
我记得第一次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时候，乐团总经理跟我说，你可以闭着眼睛想象这个乐团是一条河流，你不要去改变河流的走向，但是你要让自己在这条河流中间流得更自如，而使得这条河流更漂亮。
这句话实在精彩！我常常是拿起指挥棒时要去感受手中无棒，在手中无棒的时候要感受心中有棒，这种“有”与“无”的辩证是一种强烈的道家意识和禅宗意味，就就像老子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我的指挥和老庄、禅宗有关，这让我对于指挥棒的使用非常敏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也是我个人非常珍视的音乐的信仰。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我的生活每天都和这根指挥棒息息相关。它对于我来说就像李小龙的三截棍，或者武僧手中的少林棍，是内部心灵与外在舞台的桥梁，也是自我和大众之间的桥梁，更是我的音乐从灵魂走向大自然的桥梁。从音乐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变化多端的风格、层次复杂的哲理、东西文化的融合，其实都跟使用这根指挥棒的风格、技巧有关。比如说用这根指挥棒指挥法国印象派的音乐时，它就会变得飘逸而阳光；当它用来指挥贝多芬的音乐时，会让人觉得刚柔相济、命运多舛；用来指挥我自己的音乐时，就会有瞬间的时空转换感，从黄土高原到楚国蛮疆，从江南丝竹跳到北方的紫禁城。
嵇康说，声音没有哀乐之分。声音之所以成为音乐，是因为内心有感触，这根指挥棒在普通人挥舞的时候自然是没有音乐的，但是在我手中却不一样，它传递的是内心深处的能量。
（口述：谭盾 ｜ 采访：孙程 ｜ 摄影：马岭）
林怀民︱母亲手抄《心经》
母亲出身新竹富家，留学东京，“下嫁”南部乡村耕读的林家后，下田持家，克勤克俭。母亲是个完美主义者，持家务求一尘不染，写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她爱花，爱树，爱音乐；种兰花，用做菜剩下的蛋白把每片叶子擦得晶亮。
把每件事做到最好是她对我们耳提面命的要求。这项要求包括德行和操守的无瑕。一九五〇年代，父亲应召从政，宦海数十载，两袖清风。父亲的清廉没有母亲全心全意的支持是办不到的。除非与父亲出席正式场合，官夫人总以公交车代步。
母亲健康开朗，好体质之外，她辛勤工作，除非病倒，绝不午睡。父亲中风进荣民总医院翌日，母亲起大早，开始她数年如一日的晨间急行。每天沿着磺溪走四十五分钟，风雨无阻，即使出国旅行也不中断。她说，她不要因为生病给孩子们负担。
有一天早上，她出门走路，没多久就赶回来告诉崇民，有人准备砍伐溪旁的一片小树林。她要崇民立刻打电话给当时推动树木户口制度的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母亲跟龙局长是“有交情”的：看到报纸刊登龙应台被议员无理攻击竟而掩面的大照片，母亲十分愤慨，要我向她致意。我说：“你自己写信给她啊。”母亲说她中文不好，怕写得不得体。过阵子，龙应台对我说，她收到了母亲鼓励的信函。在那个紧张的上午，崇民向躺在诊疗椅上的患者说抱歉，跑去打电话。龙应台正在开会，接到电话，会不开了，冲去救树。每次行经那个地点，母亲都会指着那片树丛，说那是她跟龙应台救的。
二〇〇一年，父亲往生。母亲终于没有后顾之忧，可以自在旅行。她答应我，以后云门外出巡演，她都参加。翌年，舞团到上海演出《红楼梦》，母亲第一次到大陆，特别喜欢杭州，说她还要再去。回到上海，吃饭时饭粒由嘴角漏出来，母亲不自觉。返台后检查，医生诊断是轻度中风。然而，她的左手左脚逐渐瘫痪，复检才查出是脑瘤。
母亲积极勇敢，全力配合医疗，同时不断向医生和护士表示抱歉，说给大家添加麻烦。放射线疗程完毕，她以无比的毅力努力复健，用三周的时间恢复行走能力。医生说这是多年仅见的典范。然则，肿瘤无法控制，手脚又瘫了。母亲接受化疗，按捺挫败，扶着助走器继续挣扎行走。
云门出国巡演，每个城市都使我感到悲凉，那原是母亲计划到访的地方。我每天给她电话，告诉她欧洲的春天繁花似锦，樱花满树，花瓣飘了一整个公园。她说：“拍照片回来给我看。”我带回的两卷照片，母亲一一叫念花名，只有一种她记不起来，立刻要我查书告诉她。
第二天，母亲颤抖地在每张照片背面写下花名。“生了这场病，头脑都坏了，”母亲说，“不写清楚，以后通通记不得。”病发时，医生预估四到六个月，母亲却撑持了二十二个月。卧病期间，她优雅安宁，沉静面对病痛和死亡。一次下腔主静脉血栓的并发症，医生宣告病危，她也只是轻轻吐出一个字：痛。只有偶尔闪现眼角的泪珠，泄漏了她的苦楚。
坐上轮椅的母亲坚持着读报， 读书， 读着读着， 歪头睡着了。二〇〇四年春天，母亲决定抄写《心经》。她叫我们扶她坐到可以望见窗外绿林的书桌前，用右手抬起左手，压到宣纸上，然后右手执笔蘸墨书写。手颤得厉害，悬在纸上良久才能落笔写出一个笔画，用尽心力才完成一个字，十几分钟便颓然搁笔。有些日子，母亲起不了床，手指由被褥伸出来，在空中抖颤划字。只要能够起身，母亲执意坐到桌前。我们兄弟工作完毕回家，总先检视案上宣纸，发现经文未续，便知母亲情况不好，读到工整的字迹就欢欣鼓舞。然则，母亲终于无法再坐到窗前。
那年秋天，母亲安详往生。我把她的书法裱框起来，日日端详，如见母亲。记起那窗前的春光，记起她的辛苦，她的奋斗和坚持。
《心经》未了，横轴留白，仿佛印证“诸法空相”。那是母亲给我们的最后教诲。
（撰文：林怀民）
来源：新浪读书、亚马逊网、百道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