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茶话】汪曾祺：“但得酒中趣，饮者留其名”的文狐
在中国二十世纪作家当中，活得最洒脱的恐怕就要数汪曾祺了，无论历经时代兴盛与衰败，还是人生荣华与坎坷，他都是为自己人生的乐趣而活着。
■丁帆
老友金实秋嘱我为他的新著《泡在酒里的老头儿——汪曾祺酒事广记》（广陵书社出版）写一个序，我欣然允诺，一是因为汪曾祺是我喜欢的一个有趣味的作家，二是因为此书专写汪曾老的饮酒，我权当引吭高歌“饮酒诗”了。
在中国二十世纪作家当中，活得最洒脱的恐怕就要数汪曾祺了，无论历经时代兴盛与衰败，还是人生荣华与坎坷，他都是为自己人生的乐趣而活着，一切皆是浮云，唯有醉在自我的生活之中，他才能把灵魂寄托在芸芸众生的人生烦恼之上，只取人生快乐之饮。他并非魏晋文人与酒的关系，出世则是为了入世，汪曾祺的酒皆与出世与入世无关，酒是他的温柔之乡，汪曾祺是注定要活在酒乡里的，他是无酒不成书的作家。亦如他说老人有三乐：“一曰喝酒，二曰穿破衣裳，三曰无事可做。”宁可数日无饭，不可一日无酒，当然下酒菜是要有的，所以为饮酒而做得一手好菜，这也许就是所谓酒仙的日子。
书中收集了许多汪曾祺饮酒的趣闻轶事，从中足可见出一个文人的心性，所谓酒品见人品，便是哲言。
家人说“有一次只剩老头一人在家，半夜回家一看，老头在卫生间里睡着了，满屋酒味。”古谚道“一人不喝酒”，喝酒就是需要找一个倾诉对象进行宣泄的，所以，一般都是寻找与自己最密切的朋友喝酒，“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而独饮者却只有三种人：一是酒精依赖者；二是孤傲者，三是前二者兼而有之者。汪曾祺是哪一种类型的饮酒者呢？读者诸君从此书中自己寻觅答案吧。不过从其子汪朝在《我们的爸》中所言，即可看出汪曾祺在酒精作用下倾诉出来的来自血液中的孤傲：“叶兆言的一篇文章里谈到，汪曾祺有一次跟高晓声说，当今短篇小说作者里，只有你我二人了。我觉得这话还真像爸说的，尤其在酒后。爸是个很狂的人，自视甚高。不知其他作家是不是也这样。他的文章里常引用一句古人的话：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他在外面还掖着点，在家里喝了酒有时大放厥词，说中国作家他佩服的只有鲁迅、沈从文、孙犁，意思是说，后面就是他自己了。”呵呵，这个温柔心性的老爷子，酒后吐真言了，让那些只从字里行间去分析汪曾祺的书呆子们大跌眼镜。文人相轻，乃文人本性，只有在酒后才与外人言：“2004年3月的一天，黄昏雨后，在永嘉一个码头边，酒后耳热，林斤澜说汪曾祺看不起王蒙，看不起王蒙的文章，也看不起王蒙的做官……趁着这个话题，我忽然问：‘我看你也不会在汪曾祺的眼里。’林斤澜哈哈笑道：‘当然，他酒喝多了还会说自己胜过老师沈从文了。’”（程绍国《林斤澜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由此可见，文人酒里酒外的话孰真孰假，不言自明。
何以解愁，唯有杜康；何以快乐，只须刘伶。汪曾祺不是那种“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的灵动创作者，亦非“斗酒诗百篇”的浪漫主义作家，也不是那种“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的“同情与怜悯”式的侠客，更不是那种“斗十千”后为“长风破浪”“济沧海”理想主义者，他真的是那种“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的趣味文人，“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才是他饮酒的人生态度，也许这才是一个文人酒徒的最高境界。有人称他为酒仙，无可不可，但这个仙不是指酒量，而是指那种喝酒的境界。叶兆言曾经和我谈起过汪曾祺的酒量不过尔尔，但是他每天要饮最相思的此物。
做一个有趣的饮者，也许是汪曾祺喝酒的一种境界，这往往在他的文学作品中露出了蛛丝马迹，小说《故乡人·钓鱼的医生》写道：“他搬了一把小竹椅，坐着。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碳炉子，一口小锅，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还有一瓶酒。……钓上来一条，刮刮鳞洗净了，就手就放到锅里。不大一会，鱼就熟了。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说实话，这种饮者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少见，即便是在文学作品描写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从中，我们可以见出先生对饮酒独特性的激赏，以及他对文学作品趣味性描写的美学追求。
然而，孤傲的饮者也是有酒中豪气的。在小说《岁寒三友》中，靳彝甫请陶虎臣、王瘦吾在如意楼上喝过两次酒。一次是他斗蟋蟀赢了四十块钱，一次是为救两位朋友度年关卖了被他视为性命的祖传的三块田黄，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
靳彝甫约王瘦吾、陶虎臣到如意楼喝酒。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两封洋钱，外面裹着红纸。一看就知道，一封是一百。他在两位老友面前，各放了一封。
······
靳彝甫端起酒杯说：“咱们今天醉一次。”
那两个都同意。
“好，醉一次！”
这天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外面，正下着大雪。
正如金实秋先生所言：“那腊月三十如意楼上的酒香在汪老心头萦绕了四十多年，终于酿就了《岁寒三友》这篇小说，让读者分享了那‘醉一次’醇厚而悠长的馨香。”
孤傲饮者是否也有借酒消愁的时刻呢？就读西南联大时，汪曾祺就是一个出了名的酒徒了，醉卧昆明街头已经成为广为流传的轶事：“有一次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他（指沈从文）以为是一个生病的难民，一看，是我！他和几个同学把我架到宿舍里，灌了好些酽茶，我才清醒过来。”（《自报家门》，见《汪曾祺全集》第四卷）也许有人会诟病这种行径：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担当起抗敌宣传的大任，岂能贪念杯中之物？但是，作为对抗日战争的一种无奈和失望，对于国家前途的担忧却无能为力，迫使他们端起了酒杯，这也是杯中之意。所以金实秋同时也从梅贻琦日记（1941-1946） 中寻找到了许多文人饮者的行迹，以此来证明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之一斑：
1941年7月18日中午，清华同学公宴，“饮大曲十余杯”，仅“微醉矣”；当月25日晚，赴饭约，“酒颇好，为主人（邓敬康、王孟甫）及朱（佩弦）、李（幼椿）、宋等强饮约二十杯”，仍只“微有醉意”。1945年10月2日所记，他还很能喝“混酒”：“饮酒三种，虽稍多尚未醉”。长期出入酒场，难免也有辞酒误事或失礼的。梅先生也不例外：1941年5月23日晚，清华校友十六七人聚会，“食时因腹中已饿，未得进食即为主人轮流劝酒，连饮二十杯，而酒质似非甚佳，渐觉晕醉矣。”以至耽误了筹款的公事，“颇为愧悔”。同年12月6日又记，赴得云台宴请，因先前“在省党部饮升酒五六大杯，席未竟颓然醉矣，惭愧之至”。大醉之后，梅先生也曾发誓戒酒；1945年10月14日，晚上在昆明东月楼食烧鸭，所饮“罗丝钉”酒甚烈，“连饮过猛，约五六杯后竟醉矣，为人送归家”，遂在日记中表示“以后应力戒，少饮”。而两天后（17日），他又故态萌发，在日记中惋叹：“（晚）约（杨）今甫来餐叙，惜到颇迟，未得多饮，酒则甚好。”
闻一多先生亦善饮，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于国立青岛大学（后改为山东大学）时即有酒名，时和杨振声、梁实秋等人被戏称为“酒中八仙”。浦江清先生亦是大饮者。今人钱定平曾于《浦江清日记》中发现，浦江清所记之“大宴小酌”竟有七十次之多。（钱定平《浦江清日记之境界》）。而一位名叫燕卜荪的英籍教授亦是酒徒，极端不修边幅而十分好酒贪杯。有一次酒后上床睡觉时，竟然把眼镜放在皮鞋里了。第二天，一脚便踩碎了一片，只好带着坏了的“半壁江山”去上课。（见赵毅衡《燕卜荪：西南联大的传奇教授》，刊2004年11月10日《时代人物周报》）所有这些饮者的行状，皆为抗战时期的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汪曾祺当然也是这一饮者队伍中的一名更有故事的人了。所以金实秋把汪曾祺饮酒的文章与其他人的回忆收集在一起请诸君分享：
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斤市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
莲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见《昆明的雨》，载《汪曾祺全集》第四卷）
这是诗人情怀的汪曾祺。
“曾祺有过一次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王老伯吓坏了，以为曾祺失恋想不开了。正发愁时，德熙来了……德熙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把曾祺请到一家小饭馆吃饭，还给曾祺要了酒。曾祺喝了酒，浇了愁，没事了。”（何孔敬《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中华书局2007年版）
这是浪漫风情的汪曾祺。
“我在西南联大时，时常断顿，有时日高不起，拥被坠卧。朱德熙看我快到十一点钟还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饭还没有着落。于是挟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来，推推我：‘起来，起来，去吃饭！’到了文明街，出脱了字典，两个人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酒。”（《读廉价书》，见《汪曾祺全集》第四卷）
这是颓废意绪的汪曾祺。
在昆明时，汪曾祺还在朱德熙家喝了一顿“马拉松”式的酒。朱德熙的夫人何孔敬回忆说：“一年，汪曾祺夫妇到我们家过春节，什么菜也没有，只有一只用面粉换来的鸡。曾祺说：‘有鸡就行了，还要什么菜！’我临时现凑，炒了一盘黄豆，熬了一大碗白菜粉丝。我们很快就吃完了，德熙和曾祺还在聊天，喝酒、抽烟，弄得一屋子烟雾缭绕，他们这顿饭从中午吃到下午，真是马拉松。”（见何孔敬《长相思：朱德熙其人》）
这是落魄文人的汪曾祺。
何兆武与汪曾祺曾住在一个宿舍里，彼此很熟，他说：“我宿舍有位同学，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布鞋不提后跟，讲笑话，抽烟，一副疏狂作派，这人是汪曾祺。”（刘文嘉《何兆武：如一根思想的芦苇》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12月25日）
这是放浪不羁的汪曾祺。
一个一生以酒为伴的饮者，他的种种外在行状都是从酒中呈现，而他的种种内心世界的思想也是在酒后的谈吐中暴露。他应该知道其中的弊是大于利的道理的，但是你若让他断了这份念想，真是致命的。
断酒如断魂。
邓友梅说：“从八十年代起，家人对他喝酒有了限制。他早上出门买菜就带个杯子，买完才到酒店打二两酒，站在一边喝完再回家。”
关于汪曾祺是否因喝酒而死，我以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能否知晓一个作家与酒的血脉关系，陆文夫先生说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文学岂能无酒？”“饮者留其名也有一点不那么好听的名声，说起来某人是喝酒喝死了的，汪曾祺也逃不脱这一点，有人说他是某次躬逢盛宴，饮酒稍多引发痼疾而亡。有人说不对，某次盛宴他没有多喝。其实，多喝少喝都不是主要的，除非是汪曾祺能活百岁，要不然的话，他的死总是和酒有关系，岂止汪曾祺，酒仙之如李白，人家也要说他是喝酒喝死了的。”（陆文夫《做鬼亦陶然》，载《深巷里的琵琶声——陆文夫散文百篇》，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这不仅道出了汪曾祺一生与酒的关系，更说出了作家的性格决定了他文章的审美取向的真谛。
我们虽然不能说汪曾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但他可以称得上是二十世纪酒趣和文趣皆备的作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曾经为台湾一家出版社编过一本汪曾祺关于美食文化的散文集，其中就说到：“从中，我们品尝到了江南的文化氛围，品尝到了那清新的野趣，品尝到了诗画一般的人文景观，品尝到了人类对美食的执着追求中的欢愉。”“吃遍天下谁能敌，汪氏品味在前头。”这也许就是对汪曾祺酒趣与食趣的最高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