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31年兑现诺言诠释信仰
黄天华在工作中。洪梅摄
电梯门开了,教书几十载的黄天华似乎有些拘束,边走路边轻声地问旁人,一会儿应该讲些什么。“领导通知得太晚了,我还没有好好准备。”进教室前,他嘀咕道。
这是一堂思政课,主题为普通工作岗位上的坚守者。年轻的学子们纷纷抬起头,注视着这位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退休教师,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就是鼓掌。3月17日,上海财经大学的官方微信号推送了一篇关于黄天华的专访:《一生无华 满心天下》。文末点赞最多的一句留言是“这才叫做学问,这才叫搞学术研究,这才叫为人师表”。
“我不善于讲话。”黄天华用沙哑的嗓子说出了惯用的开场白,除了在财政史专业领域能做到侃侃而谈,其他场合确实如此。在四五十分钟里,他动情地讲述了自己求学、治学的经历,并从“租”的甲骨文讲起,介绍了中国古代税制改革的八大变化。半个月后,他又在报告厅做了一场讲座,题目是“经济转型中的中国财政”。这一次,他有备而来,远到历史上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近至新经济革命中出现的优步、空中食宿、共享单车、无人驾驶汽车、3D打印技术。
近些日子,黄天华很忙,打破了“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他像以前一样,骑一辆电动车来学校,独处的时候点一根烟,但无论是见的人,还是说的话,比过去一年的总和还要多。笔耕半生的著作即将出版,曾布满愁云的脸上露出了笑颜。
学术报国,书生无怨无悔
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取决于一念间。
如果当初不去报考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而是留在税务局工作,那么现在会怎么样? 这样的假设其实没有意义。黄天华之所以选择了这条别人不愿意走的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对祖国母亲爱得深沉,“作为一个中国人,‘祖国’的分量太重了”。
在北京读研期间,导师马大英告诉黄天华,“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的前面,并远远超过了我们。”他听完久久不能释怀,中国的历史应该由中国人来书写,凭什么让外国人主导了中国研究的话语权? 就这样,老师的一番话点燃了学生从事财政史研究的热情,“哪怕倾家荡产、头破血流,我会一直走下去”。
1984年,黄天华进入上海财大任教,意气风发的他用两年时间做好了规划———完成《中国税收制度史》与《中国财政制度史》两本书大约需要35年(实际的写作与出版周期是:第一本从1986年到2007年,第二本从1993年到2017年)。没有助手,也没有经费,黄天华硬着头皮去跟妻子解释:自己每月的工资都要用于研究,没办法补贴家用。女儿小时候过生日,想要一个变形金刚玩具,黄天华拿不出钱。“当时觉得自己特别窝囊,偷偷跑到江湾机场的荒地里大哭了一场。”说起这件事,他心中仍隐隐作痛。
为了搜集资料,黄天华经常要自费去北京、西安等地出差,钱不够就睡在火车站的候车室,每天都吃最便宜的阳春面。老师过得如此艰难,博士生钟灵娜既感动又心酸,“在他身上,延续的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坚韧。”财政史研究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黄天华在大量古代典籍和专业书籍中寻找他需要的答案。
工作压力和营养不良导致黄天华的身体每况愈下,体重从133斤降到了107斤,随之而来的是胃出血、心脏病、肺气肿、腰椎间盘突出。“我生命的长度有限,所以只能抓紧。”他就像一台不知疲惫的机器,早上5点半开工,深夜才想起回家;年三十刚在办公室度过,结果年初一又来上班。“如果没有对于学术近乎深入骨髓的热爱,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鲁品越眼中的黄天华是知识分子的骄傲。
笔耕半生,梦圆唯有感恩
黄天华说,跟别人相比,自己是幸运的。就算有过怀疑、有过绝望,但结局是好的。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两次职称评选,学校都把破格名额给了不会英语的黄天华,这是对真正做学问之人的尊重和褒奖。有一次,他要去北京参加新书发布会,苦于没钱,正在犯难,当时的副校长、现在的上海财大党委书记丛树海把他叫过去,“老黄,我这儿有4000元,你先拿去。”
笔耕半生、呕心沥血。550万字左右的《中国财政制度史》写完了,但是巨额的出版费用犹如一座大山挡在了前方。在领导和同事的建议下,黄天华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最后获批35万元。学校出了25万元,有关方面又与出版社协商,让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今年9月,《中国财政制度史》就将出版。对于这本书,厦门大学教授张馨的评语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做得很扎实,内容非常详细、丰富,体例上亦有创新之举”。
“感谢那么多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最温暖的手,支持了我的研究。”黄天华圆了自己的梦想。孤独过后,他期待迎来学科接班人。
人物小传
黄天华,生于1950年,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进入上海财经大学,从事中国财政史方向的教学和研究。1986年开始做这辈子最疯狂也最骄傲的一件事———在没有任何科研经费资助的情况下独自撰写 《中国税收制度史》 与 《中国财政制度史》。前者2007年出版,获上海市第9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后者计划于今年9月正式推出,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管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新的突破,受到学界瞩目。“科学的发展是无国界的,但对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和总结,还是由中国人来做比较合适。”黄天华用31年时间兑现了自己对祖国母亲的诺言,也充分诠释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