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视域中的中国视角中国方案

近代以来，全球治理的核心视角与核心方案都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西方发达国家在考虑全球治理问题时，往往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实际情况，由此导致全球治理经济中的不公正和不合理性。本文的中国视角和中国方案，主要是指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发展经验出发，思考发展中国家整体面临的问题。

中国视角的四个维度

如何概括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　具体来看，中国视角可以用如下四点来概括：第一、情境。中国文化特别强调因地制宜和因势利导。中国人往往把情境性知识和普遍性规律结合起来，或者把两者发生作用的条件总结出来。换言之，与西方知识追求简洁和明晰不同，中国文化或理论更多强调知识的复杂性和相对模糊性。这种复杂性和相对模糊性可以使知识在不同的情境下得以有效地运用；第二、平衡。中国人的辩证思维是在不同的要素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周易》中的“阴阳”是这种辩证思维最为经典的表达，即“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的知识很少论证哪一点是绝对正确的。譬如，效率与公平何者为绝对正确？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逻辑，人们往往认为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求平衡是最好的途径。这也是《周易》　思想的精髓，即中正是最好的；第三、动态。中国的知识会强调一种动态性和过程性。中国人习惯把某一现象或者要做的某件事情放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考察。譬如，英国“脱欧”事件不能停留在事件本身，而应该将其放在欧洲一体化的整个过程中进行观察。对动态过程的考察需要把握事件发展的大趋势，并在大趋势中找到行动者当前以及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位置。这也是司马迁所强调的“通古今之变”的核心含义；第四、多元。中国视角并不是某一群体的观点，而是多元的行动者互动后的结果。行动者既可能是组织，也可能是个人。不同的组织，如国家机关、政党或社团对当下的位置和历史趋势的判断是不同的。此外，个体既可能是精英，也可能是民众。精英往往掌握更多的资源，其观点也具有更强的影响力，但普通民众的意见在聚合之后产生的强大效应也是不可忽视的。

因此，中国视角是一种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寻求平衡的视角。情境更多强调特殊性，平衡更多强调普遍性。同时，中国知识更多在动态的过程中以及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中寻求共通的理解。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基于上述中国视角提出的中国方案是一个系统性知识，其主要由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两部分构成。国家治理的中国方案可以用基础、价值和可持续来概括。从中国的传统视角出发，一个国家的国家治理是极其复杂的，同时，不同国家的治理在不同的阶段也会千差万别。基础、价值和可持续是一种普遍性的框架。任何一个国家都应依照这一规律逐次实现发展目标。具体而言，基础包括设施、秩序和服务，价值包括公平、公开和公正，可持续包括效率、环保和创新。这些要素对于国家治理非常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顺序。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不能追求“一蹴而就式”的跨越式发展。譬如，那些正在进行国家构建或者被西方称之为“失败国家”的国家，就不能超越其发展阶段去考虑公平公正的问题。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基础设施、社会秩序和基本的公共服务才是其国家治理中最重要和最紧迫的内容。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发达国家发展要素过剩，而发展中国家却发展要素缺乏。发达国家虽然发展要素非常充裕，但由于已进入后工业社会，其民众不愿努力工作，因而其发展动力不足。发展中国家则因缺乏资金、技术等发展要素而不能得到充分发展。中国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间地带。同时，中国的劳动力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受教育水平也在快速提高。在未来，中国人的流动在全球范围内人的流动中的比重越来越大。长期来看，这种人的流动会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要素的均衡。“一带一路”的要义是互联互通，其将为人的流动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G20的意义则在于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平等协商提供制度化的平台。这种制度化平台为将来全球治理走向更为公正的状态奠定基础。在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密切结合之下，未来世界的理想状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各国的国家治理状况更趋均等化。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相对自由地流动，全球范围内也将产生更为平等和公平的分配资源和最终产品的全球秩序。

在两个重要矛盾间寻求平衡

中国方案的实践需要在两个重要的矛盾之间寻求平衡。第一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不愿意推动真正意义的改革，是因为在其看来，改革意味着其自身利益的受损。发达国家不愿意向发展中国家分享和让渡其在主要国际机制中的权利和份额。发展中国家推动改革的努力可能会引起发达国家的联合抵制。这也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推动机制改革时需要重点考虑的。但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的长期劣势和不公正地位由来已久，这种劣势需要在一定时间内逐步减轻或解决。这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真实愿望和期待，也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的责任和道义上的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在中国的方案中可能会产生摩擦甚至冲突，中国需要在更加温和与渐进的条件下推动改革，在减少发达国家负担阻力和消极情绪的条件下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中国方案所面临的另一矛盾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一方面，中国方案建立在特殊性的基础之上，即需要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其与西方发达国家思维方式的不同。另一方面，如果过于强调特殊性，那么中国方案对于全球治理的意义则会受到质疑。因此，对中国经验的总结既要强调特殊性，也应强调普遍性，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中国经验所面临的情境与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有区别，但与多数发展中国家较为相近。找到中国经验与发展中国家的关联之处，才能推动中国经验在全球治理中的适用，从而使中国经验更加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文/谷宇　高奇琦(作者分别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