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刊博览】田汉在上海

1946年5月上海虹桥鲁迅墓前，(左起)于伶、郭沫若、许广平、冯乃超、田汉、周信芳合影。

1946年，田汉(中)在上海与欧阳予倩、熊佛西等合影。

田汉是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也是我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人。田汉的一生，与上海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国歌诞生地上海的骄傲。如今，在上海长乐路上，就安放着田汉的全身塑像。

本文原刊于《红蔓》杂志2017年第五期，作者为孔海珠。

南国社

田汉(1898—1968)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和创造社，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写作《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等剧本，翻译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罗米欧与朱丽叶》，开始了他的戏剧事业。

1921年回国后长期居住上海从事新文艺运动，由他领导的南国社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影响较大。办过《南国半月刊》《南国月刊》等刊物，组织“南国电影剧社”，拍摄电影　《到民间去》等。1927年秋，田汉任上海艺术大学校长时，在校内开辟小剧场，举行“艺术鱼龙会”，演出由他创作的　《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剧，以其富于才思的构架、富于诗意的语言、清新质朴的演剧风格,在中国戏剧界产生广泛影响。

上海艺术大学解散后，田汉创办南国艺术学院，设文学、戏剧、绘画三科，学生中如陈白尘、郑君里、赵铭彝、吴作人等，后来都成为艺术界的杰出人才。该校因政治和经济困难被迫停办后，田汉又创办南国社，在其率领下，在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无锡等地公演，影响日益扩大，推动了我国话剧运动的开展。

田老大

田汉是“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委员，创作了大量话剧和歌剧，写了许多振奋人心的歌词。他和聂耳、冼星海等人合作的大量革命歌曲，经广泛传唱，吹响了抗日救亡斗争的号角。

戏剧家于伶从北平剧联调到上海时，由赵铭彝领着去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德丰菜馆楼上的“春秋剧社”，会见敬仰已久的田汉———因年长与老资格，为人热情豪放，有“及时雨”之风，大家称田汉为田老大。

见面颇具戏剧性。那天，田汉正赶刻腊纸，他时常这样写剧本，方便马上印出来交付排演。当他看到赵铭彝带人进门时，猜到就是刚从北方来的于伶，马上起身双手紧握于伶的手。于伶顿感有尖硬物刺进手心，忍了又忍，还是叫出声来。田汉松手，见于伶手心已被刺出血，才发现自己手里握着刻腊纸的笔。

“剧联”组织严密，盟员之间联系和活动多采取隐蔽、分散、秘密活动方式，很少集会。直至1933年3月15日在田汉三十六岁生日聚会上，说为田老大祝寿，其实借此大家聚聚。

那天晚上，人头济济，边吃边谈，非常热闹。田汉首先讲话，从他的生日，讲到戏剧运动的坎坷与奋斗。大家鼓掌。主办人急以手势阻止。华汉(阳翰笙)接着讲些祝寿的话。当夏衍站起来发言时，两个便衣包打听推门进来，一边喊：“啥事体?　介许多人。”夏衍机警地大声说：好了，吃面啦，吃寿面了!　几个主办人急忙跑向厨房。有人上前敬烟，聂耳拿出小提琴调皮地说：“小兄弟给大哥祝寿，三十六岁。”他奏出“咪啦”两个音;又说，今天是3月15日，我拉个曲子祝寿。接着拉起了“36315，36315……”哄堂大笑。包打听看到金焰、阮玲玉、胡萍等大明星在座，也没有多说。对聂耳骂了一句“神经病”，也就走了。

《现代小说》的叶灵凤编《舞台与银幕》，拟请田汉主编。开展工作时，田汉在旅馆开了一间房，约了不少名人来谈，声势很大。在1933年10月出版的《现代》第三卷第六期上，笔者查到《舞台与银幕》创刊预告，特约撰稿人名单多达四十名：卜万苍、王莹、王尘无、任于人、司徒慧敏、朱穰丞、朱端钧、洪深、周起应、姚苏凤、唐槐秋、程步高、蔡楚生、叶灵凤、欧阳予倩、郑伯奇、郑君里、苏汶等。可以说是“剧坛与影坛权威之大集合”，体现了当时上海左翼戏剧电影界的整体实力,也由此可见田汉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义勇军进行曲》

这事还得从1935年2月田汉被捕说起。

电通公司决定拍摄《风云儿女》，该片片名最初叫《凤凰涅槃图》，故事梗概是田汉写的。他刚在十行纸上写完几页电影故事和主题歌的歌词。不幸由于叛徒出卖，中共江苏省委各级组织一夜间被破坏，三十六位同志被捕，田汉也在其中。夏衍、周扬、阿英在被追捕中隐蔽起来。后来的“怪西人案”，使夏衍更失去了活动　的　可　能性，几乎有一年没有露面。隐蔽期间，夏衍将田汉留在他手边的这几页　电　影　故事，改写成电影台本。关于歌词，有人说是田汉在狱中写在一张香烟盒纸上，让家人带了出来，交给夏衍的。于伶说，这张从狱中带出的纸他看过，不是歌词，是一首七律诗，表示在狱中心迹的诗。七个月后，田汉经保释出狱，这首题为《打手印后》诗曾在《民报》上发表。

为《风云儿女》主题歌谱曲是聂耳主动“抢”过去的。也是凑巧，聂耳知道这影片最后有主题歌，夏衍在写电影台本，只是苦于找不到作曲者。一天，于伶应孙师毅之约上他家，突然，处于隐蔽状态中的夏衍改了装也来了。夏衍把台本交给孙师毅，请他转给导演许幸之。恰巧这时聂耳也来了，他和孙师毅曾合作好几个歌。于是，他对夏衍说：“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夏衍递给他看台本。拿到手稿后，聂耳马上翻找到最后一页的那首歌词。他念了两遍，很快说：“作曲交给我，我干。”又迅速和夏衍握手：“我干!交给我。”“田老大一定会同意的。”于伶看到孙师毅马上在边上抄了一页歌词给聂耳，聂耳如获至宝地笑着跳着走了。

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1935年，是《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也是一首军歌。该影片是由党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田汉原作，夏衍写分场剧本，许幸之导演。它是聂耳在上海最后的作品。他完成谱曲任务后，东渡日本，计划转道去苏联进修音乐。从日本曾寄回修订了的曲谱定稿，由吕骥负责影片的音乐合成。不幸的是，《义勇军进行曲》　成了他最后的曲子。

创作《丽人行》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4日，田汉在组织的安排下，由重庆飞返阔别八年的上海。到上海的当天，竟无栖身之地。当夜挤住在同孚路大中里108号于伶的二十平米不到的前楼家中，于伶一家挤在上面的半间小阁楼上，阁楼下有一张床铺，让田汉稍有舒适的空间。田汉一住几个月，于伶几乎每天与田汉畅谈许多“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种种情况。尤其上海“孤岛”时期的地下斗争的故事，田汉被深深吸引。在于伶家的小桌上，他写了无场次新型剧　《丽人行》，上海剧艺社马上排演。

田汉常在于伶家中约见戏剧界人士，支持他们的各种进步要求，团结他们开展地下斗争。袁雪芬回忆，1946年5月6日雪声剧团在明星大戏院首次彩排《祥林嫂》，许广平邀集文化界许多知名人士和新闻界朋友去看戏，这是鲁迅作品第一次搬上越剧舞台。第二天，《时事新报》记者罗林找到袁雪芬和编剧南微，说有两位搞戏剧运动的前辈想约见你们谈谈。在罗林陪同下，他们来到大中里于伶寓所，与田汉和于伶第一次见了面。田汉谈对《祥林嫂》　的看法和意见，关心地询问越剧的历史以及与绍兴大班的关系等，还对改革地方戏发表意见。袁雪芬说：“田老谈吐真诚而不矫饰，待人平等而不倨傲，让人可敬可亲。”

五十寿辰祝寿

1947年3月14日，上海文化界近千人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为田汉五十寿辰祝寿。这是在董必武支持下的一次大规模活动。当时八年抗战刚过，内战又起，社会上部分人士忧心忡忡，对时局有悲观情绪。董老指示：要诚诚恳恳搞好团结，谨慎小心，千万不能有过火的言论，招来不必要的损失等。

祝寿会由洪深主持，郭沫若致祝寿词，评弹女演员唱开篇“百寿图”，周信芳唱了一段麒派拿手戏;越剧有袁雪芬，淮剧有筱文艳，常锡文戏(锡剧的旧称)的名演员都有节目;话剧界白杨、冯喆等朗诵祝寿诗。曾参加救亡演剧队的滑稽戏演员杨华生与张樵侬，用一张椅子，以表演街头老艺人“拉洋片”“看西洋镜”作逗笑，生发出人有近视眼和远视眼，还有左视眼和右视眼，并且借题发挥，说用右视眼看东西，分辨不清是非好坏，最后在“看客”与“老艺人”的争执口角中，讽刺挖苦当时的所谓国民参议员，前来祝寿、端坐台侧的国民党要人显露出局促不安，十分尴尬。当田汉在会上致答词时，也借用杨、张的《西洋镜》里的话“自况”，说自己是右视眼，所以活到五十岁有时还分辨不清是非好坏。看来轻松欢愉的祝寿会，实质是严肃的，成了上海部分地下党员，包括田汉，被迫撤离上海之前的大活动。之后，他转入到华北解放区。

解放后，田汉在长期担任繁重的文化、戏剧界的领导工作之余，还写出历史剧《关汉卿》《文成公主》以及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作品，为繁荣我国的文艺事业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