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科研正在升级医疗服务 | 最新医学科研进入临床，成为患者福音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当下，上海各大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正掀起一股解决临床重大问题的创新热潮。对接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亚洲医学中心城市建设，申城各级医院以医疗科技创新为己任，勇攀医学科研高峰，引领临床水平提升，为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给广大百姓提供更好的医疗，为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为此，本报今起推出“医学科研正在升级医疗服务”观察系列。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如今，每年约有90天，国际著名免疫学家、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卡罗拉·维奴萨都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与“973”首席科学家沈南教授合作开展科研，维奴萨直言不讳，她选的是与自己科研实力相当的“合伙人”。

以科研实力引来国际医学界著名学者，仁济医院近年的科研“走势”非常抢眼。最新统计显示，该院以11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刷新了上海医疗界纪录。一家医院为何要狠抓科技创新？　仁济医院以实例告诉大家：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医院也应该是冲击医学最前沿的地方，医生做科研，就是要把创新成果写在百姓的健康上。

医生几乎人人手握科研课题

仁济医院肝脏外科主任夏强领衔的小儿肝移植团队让仁济医院连续六年成为世界单中心实施儿童肝移植最多的医院。殊不知，这支团队在2006年还是“从零起步”。

夏强深深记得，2011年，他和团队从一个小小实验室起步，围绕临床需求钻研科研难题。漂亮的翻身仗就这样打出来了：他们先是不断突破活体肝移植相关技术，总结出一套无血流阻断下“精准切肝”的方法，然后在国内率先提出一整套儿童肝移植技术标准，制定首版中国儿童肝移植指南……实现中国肝移植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近五年来，仁济医院的科研氛围越来越浓。”副院长戴慧莉说，仁济医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已连续四年保持“90+”项目的高位，这其中，65%以上由医生获得，而非实验室专业研究人员。仁济医生几乎人人手握科研课题。

今年，俞卫锋教授领衔的仁济医院麻醉科斩获10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居全国同行之首。“在我们这里，没人游离在科研之外。”俞卫锋说，近年来他们制定了中国小儿肝移植麻醉专家共识，参与手术后认知障碍国际标准制定，临床水平与学术“话语权”双双攀升。

仁济医院房静远教授领衔的消化内科历史悠久，去年，该消化内科的门诊量达45.78万人次，居全国第一。吸引患者纷至沓来的“金招牌”背后，是强劲的科研支持。过去六年，该团队每年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都在10项以上。

医生做科研就是要解决患者实际问题

这样浓郁的医生科创氛围对患者意味着什么？

这些年，早期胃癌检出量越来越大，对大部分早期胃癌患者，在达到手术根治的前提下，能否改变传统手术思路，尽量多保留患者的部分胃解剖与生理功能？2014年，胃肠外科赵刚医生就在国内率先开展起保留胃功能的胃癌切除手术。

这无疑提高了手术难度。经反复科研论证，赵刚实现了自己的设想，如今他保持着全国最多的该类手术量。“对我来说，手术时间延长了30分钟，但一旦保留了患者部分胃功能，他们未来10年乃至更长期的生活质量会大不同。”赵刚说。　　　　　　　

膀胱肿瘤手术是泌尿外科最复杂的手术之一，并发症发生率在50%。2013年起，仁济医生们反复琢磨要把新术式落地。如今在仁济医院，这类手术控制在2.5小时，并发症被降到10%。眼下，仁济医院泌尿外科膀胱肿瘤切除手术占整个上海1/4的数量，机器人辅助膀胱癌根治术数量更为全国第一。

科学家与医生携手攻关前沿

但毕竟，医生的临床任务很繁重，科研又不是一条说走就走的轻松路。

仁济医院胆胰外科医生孙勇伟与胰腺癌“过招”多年，精练“刀功”，但这些年他开始反思起外科的局限———即便刀开得再好，胰腺癌病人的生存期依然有限。

如何为患者寻求更多生机？　六年前，仁济医院与上海市肿瘤研究所合并，孙勇伟与肿瘤所张志刚研究员一拍即合，一头扎进胰腺癌发病机制研究。

发表论文、申报课题，“孙张组合”在肿瘤微环境系统调控方面的科研成果颇丰，眼下，他们正在申请专利的一个新药将为胰腺癌治疗提供“老药新用”的新策略。

这些年，仁济医院以“种子基金”的形式，鼓励临床医生与基础研究人员合作。2015年，肿瘤所李宗海团队与仁济肿瘤介入科翟博团队合作开展针对肝癌的CAR-T临床研究。

这是国内首个针对肝癌的CAR-T细胞免疫治疗临床研究。2014年，李宗海已在　《临床肿瘤研究》　杂志上发表了国际上第一篇CAR-T治疗肝癌的论文，实验动物显示，他们研发的CAR-T细胞制剂仅注射一针，就能彻底消灭小鼠体内的癌细胞。在与翟博的合作中，CAR-T治疗表现同样突出。

让医生、科学家可以在医院里围绕临床难题携手攻关，医学正是在这样的创新氛围下一点点获得进步，一点点突破着医学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