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增选67名院士并致信勉励

吴光辉，1960年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国产大型客机C919总设计师。先后担任998、ARJ21等多型号飞机的总设计师，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中国商飞公司供图)

吴志强，1960年生。同济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德国工程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设计综合方案总规划师。(资料照片)

李兆申，1956年生。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国家消化系统疾病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全军消化内科研究所所长，全军消化内镜中心主任。成功研制我国首台胶囊内镜和国际首台遥控胶囊胃镜机器人，创建急性胰腺炎救治和慢性胰腺炎微创治疗新体系。(长海医院供图)

67名新科院士平均年龄约56岁

新当选的67名院士中，男性63人，占94%；女性4人，占6%。最小年龄49岁，最大年龄67岁，平均年龄56.37岁。60岁　(含)　以下的57人，占85%；61岁至70岁　(含)　的10人，占15%，更多优秀中青年工程科技专家当选。新当选院士中，来自高等院校的有31人，占46.2%；研究院所18人，占26.9%；企业及医院18人，占26.9%

比尔·盖茨等18人当选外籍院士

外籍院士增选结果同步产生，共有18位外籍专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包括英国皇家工程院院长安道琳、比尔·盖茨、麻省理工学院校长雷欧·拉斐尔·莱夫等。截至目前，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增至66位

在沪中国工程院院士达到76人

三位在上海工作的新当选院士分别是：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国产大型客机C919总设计师吴光辉，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吴志强，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国家消化系统疾病临床研究中心主任李兆申。据上海院士中心统计，在沪中国工程院院士现有76人，占中国工程院院士总人数的8.62%

(郭超豪整理)

■本报驻京记者　郭超豪

两年一次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今天揭晓，共67人当选，其中3人在上海工作。新科院士们在接过沉甸甸的院士证书的同时，还收到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中国工程院在信中勉励新院士，把有限的精力用在“刀刃”上，不以“权威”自居，做到创新引领、立德树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依法依规严把入口关

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表示，今年的院士增选，中国工程院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了相关工作，按照中央巡视组的要求，依法依规严把入口关。

据介绍，今年院士增选对候选人学风道德以及政治经济等问题格外重视、严肃对待。在第一轮评审环节，暂停了一位涉及论文被撤稿事件候选人的资格。在第二轮评审环节，暂停了一位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尚在诫勉谈话影响期内候选人的资格，对三位相关候选人的违纪情况在学部范围进行通报。评审选举过程中，要求院士们更加注重了解候选人的学风道德、政治经济表现和个人品行等情况。对于存在学风不端、道德缺陷等“硬伤”的候选人要格外慎重，对于存在违纪违规行为或者政治经济问题尚未作出结论的候选人要果断“搁置”。

“院士们普遍反馈，这些措施对于树立正确导向、匡正风气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周济说。

新院士获赠“八条箴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工程科技领域最高学术荣誉，在全社会受到高度关注，一言一行对学术风气和社会风尚都有极大的影响。为此，中国工程院希望广大院士坚守学术操守和道德理念，把学问和人格融合在一起，不仅要做科技创新的开拓者，更要做提携后学的领路人。

在写给新院士的长信中，中国工程院赠与大家“八项箴言”提出：要谦逊地评价自己，严格地要求自己，不宜过多的社会兼职；院士不是“万事通”，应避免参加各种与自己专业无关的评审、鉴定、咨询等活动，要拒绝商业性广告；在当选院士以后，更要谦虚谨慎、客观公正、平等待人，不以“权威”自居，保持优良的学风，带头营造科学民主的学术环境和氛围。

在致院士所在部门和单位的信中，中国工程院提出“五点建议”呼吁：“院士”不应成为政绩工程，要充分尊重院士制度的本义，避免让院士称号承载一些非学术的、带有明显功利性的负担；不过早地给年轻院士安排行政职务，压上过重的行政负担，以使他们集中精力在专业领域取得新进展；不宜把过高的、不适当的物质待遇加到院士身上。

(本报北京11月27日专电)

三名上海新当选工程院院士专访

吴光辉：中国人一定能坐上我们自己的大飞机

■本报记者　沈湫莎

从普通设计员到C919大型客机总设计师，吴光辉与飞机结缘已经35年，但他想要有一架中国人自己的飞机的梦想从未改变。如今，他仍然像当年那个从汉口坐船到南京求学的少年一样谦虚地说：“国家需要我们，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今年5月5日，国产大飞机C919成功首飞，举国沸腾。C919大型客机是150座级的单通道飞机，和波音737-800、空客320属同类机型，这也是目前世界上保有量最大的两种机型，占到全球市场的70%。

大型民用客机被称作“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出口八亿件衬衣所得的利润，才能换回一架空客飞机；出口十亿双袜子，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与飞机打了多年交道的吴光辉更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大飞机项目，未来将有约一万亿美元产值拱手让给别人。

2008年5月，中国商飞挂牌成立，吴光辉出任中国商飞副总经理和C919大型客机总设计师。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我们设计C919，要做整个气动力设计，从机翼、机身到整机，从计算到分布试验。如果不能比其他机型先进，就没有优势和市场。”

为了使飞机更安全、舒适，53岁的他开始用业余时间考飞行驾照，用来休息的时间更少了。最初做设计的地方是在简陋的工棚里，他没有抱怨过一句条件艰苦，只是告诫自己每一个环节都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一定要稳扎稳打。

“我个人比较爱好电子，从小村里的收音机就是我修的。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电子专业可选的很多，但我就想学飞机设计，还说将来可能做总设计师。”这个简单而朴素的想法，让吴光辉与航空结下了不解之缘。

回忆当年的学习时光，吴光辉感慨：“刚进校门的时候学习基础不是特别好，高数感觉很吃力。”为此，他比别人花了更多的时间、下了更多的功夫。每次上完课，他就到自习室、图书馆看书，把课余时间几乎全用在了复习和自学上，时常是等到有抬眼的工夫了，才发现整个教室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学校除开设各种专业课程，还特别重视工程实践。吴光辉记得，大二那年，学校组织他们到国营峨嵋机械厂实习，他被分到飞机设计研究所学习锻炼，真实的工程环境对他后来成长很有帮助。

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吴光辉被分配到了航空工业部603所担任技术员。他踏实肯干、刻苦钻研，加之对计算机这种新生事物的快速掌握，逐渐显现出了在专业领域的优势。这为后来C919的研制过程中的“无纸化设计”打下了基础。

由于缺少人手，整机的运算、燃油的消耗、弹药的消耗所造成飞机重心的变化等一系列数据，都由他来负责计算。凭着对航空事业的这股执著，经历种种磨炼的吴光辉慢慢挑起了某型号军机、ARJ21、C919等多型号飞机设计的大梁。

“首飞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证明我们具备大飞机设计能力和制造能力，让它飞起来了。后面还有很多路要走，也许三四年，也许更长，但是我相信中国人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乘坐我们自己的飞机旅行。”吴光辉至今仍为这一目标努力着。

吴志强：从未将世博园区建设看成一次性项目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尽管时间已过去七年，但2010年上海世博会却熔铸在了上海这座城市中，让人难忘。和谐城市、生态城市……这些如今已经深入人心的理念，正是2010年上海世博规划的主题词。

身为其时的上海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吴志强说，他从未将世博园区建设看成一次性项目，而是当作中国城市可持续建设实验与示范的载体，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模式。

吴志强与世博会的缘分，非同一般。早在1984年，当时国内知道世博会的人还很少，临近硕士毕业的吴志强参加上海市城市发展战略青年论文征集比赛，并获得了唯一的最高奖。颁奖典礼上，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送给吴志强一本《辞海》，并悉心嘱托：“你是学规划的，可以关注一些世博会的情况，收集一些资料，为将来上海举办世博会做些工作。”

此后，无论是负笈海外，还是归国研究，吴志强始终关注世博。2004年5月，世博会规划方案面向全球招标。消息一出，吴志强就在学院内发起总动员：“我们要争一口气，在自己的土地上自主创新!”最终，凝结着团队共同智慧的同济世博规划方案，在最后一轮竞争中胜出，成为最终中标的全球三甲中唯一的“国字号”。

从2004年规划中标，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正式向世人开放，六年间2000多个日日夜夜，吴志强组织跨学院专家联合攻关，推动多学科交叉协作。他倡导的一大规划理念，就是要将中国馆、主题馆等世博项目与城市长远项目结对，满足上海长远发展功能需求，实现世博会后可持续利用，从而真正践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

责任、使命、国家利益，在吴志强心中始终重千斤。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次日，吴志强就向四川省建设厅主动请缨：“我要带一批人过去，给你们义务做应急规划和灾后重建规划。”5月　18日，他已经带着一支先遣队赶赴灾区，对现场作先期勘探。吴志强曾立下军令状：在最短时间完成4个县市40多个乡镇临时安置点的紧急规划重任。是年5月25日，能安置近50万人口的152个安置点的规划图纸，全部送交到四川省建设厅负责人手中。6月3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成为“都江堰市灾后重建规划概念方案”中选的10家编制单位之一，并负责综合各家方案，完成最终规划。

为了尽快完成这份灾后重建规划，吴志强曾十余次亲赴灾区，提供现场指导。从灾区归来后，他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得最多的是：“只有到了抗灾第一线，你才能深深感到作为建筑师、规划师的责任。建筑规划师不只是造房子，而是要成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守护神。”

最近几年，吴志强把很多心力投注在了同济大学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上。在他看来，城镇化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而中国正处在城镇化超过50%的历史节点，面临城镇化道路的历史抉择，迫切需要在高密度区域进行先行实验。而长三角城市群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先行区，最有条件做出先行示范。

李兆申：接续创新成就一颗胶囊的“奇幻漂流”

■本报记者陈青　通讯员辛磊

从食物的摄入、消化、吸收到排泄，在人体内长达6米多的消化道，担负着为机体新陈代谢输送能量的重任。然而，这条“生命线”有时却显得异常脆弱。各种消化道肿瘤、消化道出血以及胆胰等疾病不时地向人们发起“偷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一名消化内科医生，我们所能做的却十分有限：在胃镜、肠镜等内镜下明确诊断后，将病人转送至外科进行手术。”在通往医学高峰的荆棘路中，经过无数次的探索，在几十年如一日的全心付出中，李兆申在消化领域特别是消化内镜领域开拓出一片崭新天地。

今年11月初的一天，76岁的患者钱奶奶在长海医院消化内镜中心穿上了一件特制的腰带，吞服了一颗“胶囊”后躺上检查床。与此同时，她从手里的平板电脑上看到，这颗神奇的“胶囊”竟然把自己的胃肠道展现得一清二楚。李兆申一边操纵遥控手柄，一边对她解释：“您看，胃里有个良性的息肉，十二指肠没什么问题……”

这是一颗胶囊的“奇幻漂流”，也是李兆申领衔的医工团队历时14年、接续创新的科研成果。2003年，李兆申率领团队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世界第二台小肠胶囊内镜系统。这一系统先后在70多个国家的3600多家医院应用80万例，得到国际著名消化内镜专家充分肯定，并荣获2010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虽然突破了小肠这一内镜检查盲区，但李兆申并不满意。他说：“中国最亟待解决的消化病是胃癌。”据报道，我国每年新发胃癌患者68万人，死亡50万人，均占到全球近一半，而且多达80%的患者在发现时已经是中晚期。其主要原因是传统胃镜需要插入式检查、痛苦大，多数患者抵触胃镜检查，失去了早诊早治的机会。

如何升级第一代胶囊内镜、实现胃病无痛苦检查？面对这一无人涉足的领域，李兆申团队自2008年再次开始自主研发。磁场精确控制、自动巡航、实时定位、纳米涂膜高清成像……一个个核心技术难关被攻克。2009年，磁控胶囊内镜系统研制成功。通过严格的多中心临床研究检验，这一系统于2013年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成为全球首台用于临床的胶囊胃镜，真正实现了胃病的无创无痛检查。今年，李兆申团队进一步引入远程阅片、人工智能技术，将“小胶囊”融入“大智慧”，几分钟内便可处理近10万张内镜图片，病变识别准确率高于95%，显著提高诊断率。

如今，“谈内镜色变”已成历史。磁控胶囊内镜已在400余家医院和体检中心完成检查30余万例，入选“2016中国十大医学进展”和“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引起巨大社会反响。

胶囊内镜的成功研发转化，是李兆申聚焦我国重大临床需求，坚持科研创新的缩影。从事医教研一线工作37年，李兆申的字典里从没有“放弃”两字，因为“放弃就是对病人生命的不负责”。也正是在这永不放弃的勇敢创新和默默坚守中，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接连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