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交大西迁掌校人《彭康文集》出版：不忘初心，向西而歌

116篇（部）文稿，其中囊括著作104篇（部）、译作12篇（部），近日付梓的《彭康文集》收录了交大老校长彭康发表于1927—1965年的著作、文稿，这些珍贵的文字跨越了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如今来到了我们面前。

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作为交大西迁的卓越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彭康当之无愧为“西迁精神”的杰出典范。今天，《彭康文集》出版座谈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希望借此出版发行之机，学习好、宣传好彭康等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的思想精神和交大120余年历史文化的优秀传统，努力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智慧和开拓前进的力量。

“我应该去！”

1901年出生于江西萍乡的彭康是中国共产党具有深厚造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开拓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教育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交通大学西迁的重大决定时，彭康正是掌校人，他是交大西迁的重要领导者，亦是西迁精神的杰出典范。

何谓“西迁精神”？彭康之子彭城说得很简单，“我想应该就是父亲所说的‘我应该去！’。”交通大学作为我国创建最早的著名学府之一，在当时最发达的繁华大都市上海已生长60载。交大在上海，上海有交大，这一观念已深入人心。然而祖国需要一所高水平的工科大学到西部去，广大人民群众在急切盼望交大的到来。

彭城回忆父亲与自己的对话，“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做的。”大西北需要有人支援，彭康便坚决拥护拥护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要从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更好地动员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来看待交大的西迁，支援西北的方针不能变。他动员党组织和老教授，在师生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统一了全校的思想。

这许是史上最大规模的迁校活动之一，至1957年底，大部分专业系科和师资迁入西安新校。其中西安部分由11个系合并为9个系，教职工总数2585人，在校学生6881人；上海部分设7个系、19个专业，教职工总数2300人，在校学生5078人。

“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卓越的领导力，彭康校长带领交通大学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了西迁壮举！”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赵军武激动地指出，彭康校长在艰辛备尝的西迁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主导作用，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战略决策，紧紧团结和依靠全校师生员工。“1959年，同根所生的两所交大一并进入国家重点大学行列。这是对彭康校长工作最好的肯定！”

坚持大局观念，将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

交大西迁，面临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复杂局面。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彭康从未动摇过一丝一毫，他始终坚持大局观念，将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一切要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来考虑，国家利益、学校利益、个人利益要正确结合起来，我们应该在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来考虑学校利益和个人利益。”

彭康在西迁动员及迁校问题讨论中，反复说明“迁校不是我们一个学校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上海、西安，牵涉到整个支援西北的问题。大家要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利益来考虑问题，始终坚持交大西迁支援西北建设的方针不动摇！”彭康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身先表率这样做的，他亲往勘探校址，组织迁校，率领交大师生来到黄土地上奋斗。

多年后，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回忆说：“国务院决定迁校后，彭康主动要求到西北来。”“他一再表示，要在西北扎下根来，愿尽毕生之力办好西安交通大学。”

“‘学校是国家的学校，是社会主义的学校；交大是国家的交大，社会主义的交大。’这是彭康校长常常强调的。”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在座谈会上特别提到，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提及西安交大西迁的老教授们，并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爱国奉献，无怨无悔，让我感到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同时让我感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交大师生心中永远的老校长

作为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彭康在交大师生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彭康校长是交大师生心中永远的老校长。”在座谈会现场，这句话被反复提及。

上海交通大学原副校长范祖德回忆当年与彭康共事时的场景。有一段时间，彭康所住的上海康平路寓所几乎每晚都要召开党委和总支负责人的碰头会。为了正确处理迁校问题，他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夜。考虑师生西迁后的生活问题，彭康在新校选址的时候提出新校址不要靠近工业区和商业区，尽量靠近市区，交通要方便，以利于安排师生员工的生活问题；学校环境需要安静些，同时考虑以后的发展。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范祖德记忆中的彭康。当年一级教授程孝刚，因家里孩子多，加上孩子有病，生活比较拮据。后来其女不幸病逝，当彭康得知此事后，立即要秘书将自己的大部分工资送去支援程孝刚。

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葆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从而赢得大家毫无保留的信任、支持和爱戴，这便是彭康。

时至今日，可以告慰彭康老校长的是，他曾经领导的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一个雄踞祖国的东南，一个屹立祖国的西北，都已跻身国内一流大学行列并正在向着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迈进，并正以实际行动诠释和丰富新时代的“西迁精神”，为国家建设、西部发展源源不断地奉献智慧和力量，作出不可替代的交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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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老校长彭康：传奇而伟大的一生

彭康1901年出生于江西萍乡。1919年赴日本留学，后考入京都大学主修哲学，开始研究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27年，彭康放弃了即将开始的学位论文答辩，毅然回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参加了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成立的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投入左翼文化运动。192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代理书记；1930年与鲁迅一道发起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即左联）。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由启蒙阶段转入了系统传播阶段。彭康承担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宣传唯物辩证法的重要任务。从1928到1930年两三年间，他翻译和撰写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和译作有20余篇（部），共26万字。其中包括翻译出版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柯尔施的《新社会之哲学的基础》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撰写《哲学的任务》《思维与存在——辩证法的唯物论》等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文章；发表《五四运动与今后的文化运动》《新文化底根本立场》等论文和时评。彭康希望通过自己的著作能够“引起多数的学者来努力从事和继续这个工作，以建设中国特殊状态下的积极的思想——世界观和人生观”。

就当时的理论界、出版界的状况而言，无论是从写作翻译的篇目和字数上，还是著作、译作的选题和作品质量上，彭康的这些著作和译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都是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尤其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本，在当时的中国大都是首译或最早的版本，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重要出版物。

1930年4月，彭康意外被捕。牢狱七载，他组织难友学习革命理论，团结战斗；千锤百炼，置生死于度外，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经过彭康组织难友们发起的抗争，他被释放出狱。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彭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华东局的重要领导职务，为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编辑出版党报党刊《江淮日报》《真理》等，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组织根据地的军政干部学习理论，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有“远学老庄，近学彭康”之称。自1945年起，他先后兼任华中建设大学、华东建设大学、华东大学、山东大学的校长，全面负责这些地区的宣传、文化和教育等工作，为国家建设储备政务管理和专业技术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彭康于1952-1959年担任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1959-1968年担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为交通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是交大人十分敬仰和爱戴的老领导。掌校期间，他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坚持教育规律，把握办学方向，秉持交大优良的办学传统，积极探索，形成了鲜明的治校风格与特色，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各项业务工作上全面贯彻实施，带领交通大学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记者姜澎 见习记者李晨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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