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出版社的介绍人与被介绍人

2018-02-05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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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中华书局编辑所

20世纪初的大城市,现代机器引入,产业工人急需,赚钱比乡镇容易,于是那些远离家乡的人在城市找到了落脚点。而比产业工人更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因为城市的出版机构、新闻报馆和学校更多,所以也纷纷来到大城市寻找修齐治平的机会。

那时的出版机构都是编印发一体的,既需要产业工人,也需要文化人做编辑,招聘新人时,虽也有选拔考试,但很多参与考试之人,都有介绍人。当时的人情社会,各行各业大抵如是,出版业这样也就不奇怪了。手头有一份百年老社员工名单,上面都是分两栏,一栏是“介绍人”,另外一栏是“被介绍人”,交代了员工的来历。介绍人多一时名流,甚至耆儒硕望,被介绍人后来也有不少成为大学者大专家。

作为百年老社的代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20世纪上半叶,几乎与所有的学术文化名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严以千计,宽以万计。有的工作在其中,有的介绍人去工作。 那些介绍人,类似保人,一般都是人品和学识双担保。

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中,涌现了很多风云人物,其中一位是廖陈云,当年因为辍学在家,其师张行恭了解到他因经济困难无法继续深造,很是惋惜,就委托自己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弟弟张子宏推荐廖陈云去商务印书馆做学徒。廖陈云当时在文具柜做学徒,月薪三元,两年之后,提为店员。廖陈云有能力会办事,很得赏识。张氏兄弟是廖陈云的入馆介绍人,直接介绍人张子宏当时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下的文具仪器柜主任,是他向发行所长推荐的。试用三月后,虽然月薪不高,但廖陈云还是留了下来。

“一二八”商务印书馆被炸后,遭遇困境,人员俱停职,拟大裁,三弟周建人饭碗,牵动大哥鲁迅的忧思。周建人虽然是商务馆十年的老员工,但在全体人员停职后,他却能马上复职,还是得感激一位声望极高的前辈出面,才有惊无险,得以转圜。原来鲁迅为三弟之事,托许寿裳拜托蔡元培,蔡元培也确实出了大力,事成后鲁迅和其弟一道上门致谢。1932年8月11日鲁迅日记:“……下午去同三弟往蔡先生寓,未遇……”关于这一条《鲁迅日记》下面还有一个注:“‘一二八’战事后,周建人被商务印书馆解雇,鲁迅曾函托许寿裳转请蔡元培推荐返馆工作。事成,鲁迅偕周建人往蔡寓取聘书并致谢。”

早年沈雁冰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来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工作,其介绍人是北京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孙伯恒,但真正让沈雁冰进商务拿到不菲薪水(月薪24元,当时一个练习生月薪是两三元)并得到重视的是其表叔卢鉴泉。卢鉴泉是北洋政府财政部公债司的司长,因为位高权重,还握有公债票据的印刷权,北京商务印书馆业务上有求于卢司长,所以当卢司长要介绍沈雁冰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孙伯恒周到地写信给了总馆负责人张元济。有研究者说沈雁冰当年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在商务馆里毫无背景,因为能力出众所以很快就脱颖而出了云云。其实沈雁冰本人固然很不错,但从张元济对沈雁冰报到时的极尽照顾,还有沈雁冰入职时的薪水和岗位来看,相信大家都不会忽视其介绍人即表叔卢鉴泉权重一时的分量。

与商务印书馆一样,创立之初的中华书局,员工入职有选拔考试,但也重视介绍人。中华书局的知名董事有范源廉、唐绍仪、梁启超、宋耀如、于右任、孔祥熙等,都是当时国内闻人,其中难免有人员介绍情况,但手上材料不多,这里还是说一说文人学者和实业家介绍人才入局的情况。

大学者傅斯年,曾介绍过自己的亲戚傅斯腾在中华书局做编辑。还有王均卿介绍过施平阳到中华书局上班。王均卿是谁?郑逸梅在《悼王均卿先生》一文中说:“沈三白之《浮生六记》,为抒情叙事之良好读物,最初为一抄本,由先生首先觅得,交诸其友黄摩西以谋剞劂,于是普遍于社会。然六记轶其二,先生犹引为憾事,乃再三征索,始于其乡人处得其轶稿,欲重印以问世,先生死,不知有人能竟其未竟之志否也?”简单说,王均卿是20世纪初有名的出版人,曾在中华书局、开明任职,成就颇多,但最直接的就是《浮生六记》的发现者、整理者以及首印者。

还有就是张献之也介绍过两位编辑吕伯攸和范御龙入局。张献之即张相,中国语言文字学家。他是晚清著名词人谭复堂的学生,有“钱塘才子”之称,代表作是《诗词曲语辞汇释》。张相所教学生中,金兆梓、徐志摩等都成就很大。而其所介绍的两位学生,也很有成就,其中的吕伯攸还是李叔同比较亲近的学生,也有不少关于李叔同的研究作品面世。张相除了介绍了上面二位,还推荐了学生金兆梓在北洋大学肄业后到中华书局工作。因为金兆梓是先投稿,陆费伯鸿发现其是人才,就让老师张相帮忙游说,让金兆梓到中华书局来做编辑。金兆梓后来介绍了卢文迪,卢文迪又介绍了朱基俊。卢文迪之后一直在中华书局北京分局负责,后来中华书局北迁,也就进入到中华书局本部工作;朱基俊是著名的翻译家,自己有很多翻译作品,在中华书局主要出版面向中小学生的外文版图书。

中华书局早期有不少开明的实业家介绍人,比如常州大实业家吴镜渊就介绍了缪联元来。这可能和中华书局遭遇过几次危机有关,陆费伯鸿早年说中华书局逢六不吉,民六和民十六都不吉利,而每次不吉利有困难都是实业家来援助,此后他们介绍人进来也就正常了。民六危机后,吴镜渊曾经在中华书局主事过一段时间,孤岛时期中华书局内迁,吴镜渊之子吴叔同被推荐为上海方面负责人,后来他也介绍了不少人进来,如华士诚、钟吉宇、陶士珊、徐景尼和洪文涛等。常州籍的潘汉年1925年也到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社做助理编辑(也有说是校对),潘汉年是谁介绍进来的呢?少年中国学会的恽代英和潘汉年在此之前刚刚在常州认识,当时中华书局编辑所的新书部主任左舜生也是少年中国学会创始人之一,并一直在编辑出版少年中国学会丛书,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潘汉年是他们中的哪一位介绍进来的。当时出版界常州人士很多,中华书局本部除了吴镜渊,还有唐驼等不少常州人,作为常州籍的潘汉年,在当时要找一个熟人介绍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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