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刊博览】北京人艺老院长曹禺

2018-02-26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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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的北京人艺》梁秉堃著人民出版社青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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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

梁秉堃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着很深的渊源,他18岁进入人艺,从灯光管理员做起,做过演出处秘书、演员,最后成长为一级编剧。在这本《故事中的北京人艺》中,梁秉堃讲述了北京人艺半个多世纪的点滴生活,披露了那些经典话剧台前幕后的故事。梁秉堃说,进了人艺,师从曹禺,得老舍指点,遇到亦师亦友的于是之,是他一生最大的幸运。

“我是爱北京人艺的。”

有人赞誉北京人艺多年以来演出的不少经典剧目:“奇境纵横又一家:瘦韧苍劲,神采飞扬。结构奔放而又紧密。上下左右顾盼呼应,气势连贯。黑处沉着,白处虚灵,浓淡错综,剧中的人物人人握灵蛇之珠,个个抱荆山之玉。精美的舞台上,宛如一首美丽的画卷,一首动情的诗篇。”面对这样的“溢美之词”,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亲爱的老院长。

我们的老院长曹禺师,从建院时的42岁开始,一直延续到辞世时的86岁为止,他整整当了北京人艺44年的院长,可以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院长。我们大家一直都为能有这样一位奠基者、带头人和领导者,深深地感到骄傲、幸福和庆幸。

曹禺师不止一次这样说过:“我是爱北京人艺的。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的天地里,翻滚了40年。我爱那些既有德行又有才能的好演员、好导演和那些多才多艺的可爱的舞台艺术工作者们。我爱剧院里有各种各样性格的工人们。我和他们说笑、谈天、诉苦恼,也不知道有多少回了。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微弱的灯光照着硕大无比的空洞,使我留恋不舍……我曾经说过,说起北京人艺,我像是从山谷涌出的清泉,沿着溪涧,潺潺浪花,有说不完的话要讲。”

这里话不多,但是段段、句句、字字都如同精灵一般,都是从曹禺师的内心深处涌现出来的真挚情感,多年来打动并温暖着剧院的每一个成员。

他当了我们44年——将近半个世纪的院长,他熟悉剧院里的每一个人,而且亲如手足,息息相通。就连一位拉大幕的资深舞台工人杜广沛,在退休的时候,曹禺师也要郑重地写上一幅墨宝相送:“广沛老友身体健康,感谢你多年的劳绩。”杜广沛接过这幅饱含着深深爱意的墨宝,眼中闪动着泪花,立即把它挂在家中客厅的墙壁上,十分自豪,逢人便说:“这是曹头儿主动给我写的!”说也怪,剧院里几乎没有人叫曹禺师为“曹院长”或者“曹老师”的,都叫他“曹头儿”,连家属院的小孩儿也是如此,而曹禺师还答应得很响亮,很兴奋。我问他为什么要如此,他说:“这么叫是‘爱称’,听着觉得亲切,感动!如果你叫‘院长’,我反倒觉得生分,有距离了!”就是这样,曹禺师酷爱着北京人艺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人也酷爱着他,因为大家火红的心是在一起跳动着。

真是不知道有多少次啊,由于剧本创作和社会活动的需要,我们要走进曹禺师的家门,因为他并不是每天都来剧院上班。于是,只要我们一走进他的家门,他便忍不住询问起剧院里的各种情况——哪怕是他刚刚去过剧院不久——询问剧院的剧作家、导演、演员及舞台工作人员,乃至行政干部,从工作情况到家庭生活、身体情况,等等,没有他不关心的。

有一年,曹禺师正在上海的家里写电影剧本《日出》,我和导演林兆华出差经过那里去看望他,说起剧院的人和事来,越说越兴奋,话题就无论如何也收不住了,我们几次要走都没有走成。就这样,从中午时分一直说到夜幕降临。正如曹禺师的夫人李玉茹所说:“无论什么人,什么时候,只要一提起北京人艺来,他总是变得精神抖擞,如数家珍地侃侃而谈;即便生病住在医院里,只要一见到剧院的人,哪怕他身有病痛,疲惫不堪,微闭的双眼也会突然出现神采,精神顿时振奋起来,而朋友们走后,他又会一下子瘫软得一点点力气都没有了……”这让人不由得想到曹禺师平时喜欢背诵的诗句:“风雨一生难得过,雷电齐来一闪无。”

是的,曹禺师最后住了整整8年的北京医院,其中艰难地吃了7年的淀粉食疗食品,在苦苦地与病魔争斗中,用尽了最后的一点力气,在一个冬天的清晨突然雷电般地消失了,永远消失了。李玉茹大姐说:“他走得那样超然,那样安详,无牵无挂,无恐无惧,飘飘然而去。”我知道,曹禺师是把北京人艺深深地埋在心底带走了,永远带走了。我们——所有剧院的成员,同样把曹禺师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底,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值得十分敬重的老院长。

曾任第一副院长的于是之这样说:“他会写戏,又导过戏,演过戏,教过戏,是一位真正懂戏的院长。他是人艺的一把尺子,我们做任何决定都得考虑如果曹禺院长在场的话是否会同意。”

周恩来观看新剧演出

1954年12月31日的夜晚,周恩来总理特意来到北京剧场,观看曹禺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写出的第一个剧本《明朗的天》,并且在看戏以后与全体演职员座谈了一个小时之久。

周恩来看了看大家以后,满脸带笑地向坐在身旁的曹禺师说:“我看了你们的戏,总得了解一些情况吧,这个除夕也就算没有白过。怎么样,你们大家谈谈吧?”

就这样,人们和周恩来有问有答地热烈交流起来。

周恩来的调查是细致的、认真的、务实的,从男女演员的比例怎样、工资待遇如何、住房有什么困难,以至剧院能否逐步实行企业化,一一作了询问。

停了一下,周恩来向曹禺师说:“你们剧院的问题,也要和今天整个现实的问题结合起来看。话剧演得太少。去年起好了一些,但还不够。今年要搞话剧比赛,是不是啊?”

曹禺师回答:“是,今年年底。”

周恩来继续说:“那,在话剧比赛前要先做一些思想工作。我希望你这个院长的检查报告就放出一点光彩来。”

曹禺师边听边点着头。

座谈会结束以后,周恩来走出休息室,来到院子里,我们也都跟在他的身后。他又向曹禺师说:“你们写点东西给我好了。剧院院长、导演、演员、党组织各个方面,写个东西给我。把你们的问题写给我嘛,十天,我等着。”周恩来边说边伸出五个手指前后摇了摇,表示“十天”的意思。

一直到周恩来走向小汽车旁,仍然回过头向曹禺师喊着:“老同学,今天就算是我将了你一军吧!”

为剧本创作“号脉”

曹禺师在剧院里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耳提面命地教我们这些年轻人如何写剧本。

有一次,我请教曹禺师:“什么是一个戏的好效果?”他略微思考了一下回答:“什么叫戏的好效果?是不是演出到了超凡入圣的地步,弄得观众神情恍惚,全神进入戏境,才算好呢?我以为这不算好的演出。我们始终不赞同把观众变成一种失去思索能力的傻子。当然,我们的演出,企图感动观众,使他们得到享受。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观众看了戏后,留有余味,去思考,去怀念。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才是我们朝夕追求的好演出。”他继续说:“我们是否完全做到了呢?没有。有的做到了,有的,远没有做到。”我以为,这样一个戏剧的审美标准是很有针对性的,需要我们深长思之并加以实践的。

在20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的时候,北京人艺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惯例——不管是专业剧作家还是业余剧作家,写戏都要先有一个提纲,而提纲往往首先要请曹禺师给“号号脉”。理由很简单,他的经验丰富,独具慧眼,水准很高,能够一下子判断出提纲里有没有“干货”,值不值得继续写下去。他常说:“一个剧本首先要有‘酱肘子’,光有‘胡椒面’不行!”

然而,请曹禺师给提纲“号号脉”,也并非易事。

他一贯认为,剧作家的劳动就是想,不断地想。针对我们“下笔千言万语,口若悬河无尽”的毛病,便从来不肯听提纲,而只是看提纲。同时,对提纲的要求也很严格,即只能写在一张300字的稿纸上,还要字字入格,多一字不可。这一下我们真作了难,每次写提纲要使出全身的本事来进行“浓缩”,甚至如同写诗一样,字斟句酌,惜墨如金。这时仿佛才体会到,凝练要比铺陈费力得多。

曹禺师看一个提纲,如果不满意的时候,从来不用激烈的批评词句,只是轻声地说“普通普通”“一般一般”或者“现成现成”。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他一定是发现了你在提纲里,“借用”了别人用过的“套子”。他对于中外古今的经典剧本了如指掌,烂熟于心,在这方面你想蒙混过关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一次,我为了把一个剧本的提纲挤进300字的稿纸里去,整整开了两个通宵夜车才完成。

当我把提纲给曹禺师看的时候,心里总还觉得不满足,一心想着再补充点儿说明。可是,他摆摆手说:“不用了。一个剧本的提纲写得越是花哨就越是自欺欺人,或者说,是自欺而又欺不了人。真正有戏的地方,用不了几个字就能表达出来,因为它们一定会管不住地从你的脑袋里往外跳。我写《雷雨》的时候,没有提纲,可是一口气写出来第二幕里周朴园、蘩漪和周萍、周冲喝药的戏,以及第三幕里周萍和四凤夜半幽会的戏。”

《雷雨》是曹禺师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话剧的“代名词”,演出已有70多年,在中国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全世界也已有30多个国家上演,被盛赞为“通俗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通俗”。

1954年,北京人艺排演《雷雨》,曹禺师作为剧作者和院长,在排练前曾多次向导演和演员介绍这个戏的背景材料及创作经过,在排演中,还经常到排练场进行指导,甚至还要动手修改剧本。

这样一部享有盛名的世界名著,在写出、演出20多年以后,剧作家还要修改吗?是的,进行了修改,而且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这里,仅举一例。

在第二幕里,蘩漪原来有这样一大段的独白:

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口,热烈烈冒一次,什么都烧得干净,当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哼!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嫉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着你们。

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次排练当中,曹禺师觉得这段独白过于冗长了,于是把原有156个字的台词,硬是删改成只有20个字的台词——“热极了,闷极了,这样的生活真没法子过下去了!”

作者 :梁秉堃

版面编辑 :朱自奋

编辑制作 : 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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