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在上海市立博物馆的往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市博物馆重新开馆，而提到这一段历史，就不能不提当时任上海市博物馆复馆办事处主任的杨宽。复馆后，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展览布置、运行制度的建立以及参与的考古调查等工作，从杨宽的足迹中可见一斑。】

笔者在《1948年，杨宽如何保护了343件重要文物？》一文中写道：“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杨宽作为上海市博物馆复馆办事处主任，成功使得上海市博物馆重新开馆。博物馆复馆后，在馆长杨宽的带领下，进行了举办展览会、保护文物、考古调查、创办杂志等卓有成效的工作。”因这段历史迄今未见有学者做过详细梳理，本文以上海档案馆所藏档案为中心，试图还原1945年至1949年杨宽任职上海市立博物馆的这段历史。

上海市立博物馆的前身为上海市博物馆。1935年 11月16日，成立了上海市博物馆筹备处。1936年4月，光华大学未毕业，杨宽就被博物馆聘为艺术部研究干事，他主要担任古物的陈列布置和编写说明等工作。1937年元旦博物馆正式开馆。开馆不到一年，淞沪抗战爆发，杨宽与时任馆长胡肇椿将贵重文物寄送至震旦博物馆，上海市博物馆就此关闭。

1937年9月，受博物馆同事郑师许的推荐，杨宽被广东省立勷勤大学聘为讲师。1938年夏，为了照顾妻儿，杨宽请辞勷勤大学教职，从海道经香港返回上海。回到上海后，在上海湘姚中学任历史教员，并兼任该校注册主任。1939年8月起在光华大学兼课。1940—1941年赴苏北参加革命工作。1942年1月，上海沦陷为孤岛后，与吕思勉、童书业商量后，认为上海附日势力将会越来越大，不宜继续在此工作，于是带领妻儿回到家乡避难，专心于战国史研究。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杨宽立即从青浦返回上海从事复馆工作。9月26日，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顾毓琇命令高君珊、雷洁琼、杨宽办理接收博物馆。10月29日，顾毓琇聘任郑振铎、徐森玉、杨允中、张凤、胡肇椿、徐蔚南、杨宽为复馆委员会委员。11月12日，杨宽被聘为复馆办事处主任，负责办理复馆工作，并勘定上海市胶州路601号三楼为办公处，于12月1日开始办公。同时聘任童书业、承名世为研究干事，张启帆、徐安世为助理干事，徐文成为工役，初期市立博物馆的全部馆员仅有这六人。馆址暂定四川北路横滨桥原日本留民团第一小学校二楼。

走马上任后，杨宽面临的第一个工作，即寻找寄存在震旦博物馆的上海市博物馆文物。经过多方奔走以及警察局的调查配合，1946年1月21日于白利南路伪文物处理委员会旧址仓库内发现原存于震旦博物馆的文物。此次寻回的文物计“大小铜器九九件，杂件四四件，大小玉器一一六件，玉印三四颗，铜印九七八颗，铜镜七七面，碎镜一六件，石器八一件，又史前遗物六五件，磁器一八五件，破碎者一六件，磁片九八片，明器一三二件，破碎者一件，陶器十一件，碎三件，甲骨一四件，服饰四九五件，甘捊银器二件，古钞六三串，又九三枚，书画六二件，图画绣品抄本杂件四三件，漆器一三件，清代文件二二九件，照片三二五张，又七册，各式徽章六九九枚，钞票四七张，货币一三枚，其他杂件七八件”。

虽然所存文物有丢失，但大部分还是寻找回来了，上海市立博物馆的陈列品就建立在这批文物基础上。为了馆内有充足的展品，杨宽还致函上海市教育局，请求将已接收之敌伪艺术史料文物、古画交付博物馆充实馆品。复馆之际，展览物品的展具不够，杨宽多次致函上海市教育局请求拨款购买展览器具。1946年2月27日，顾毓琇任命杨宽为代理馆长。5月4日，为庆祝政府还都，上海市立博物馆第一陈列室正式开放。5月18月，杨宽被正式任命为馆长。

从上海市立博物馆开馆到关闭，期间共开放了三个陈列室，第一陈列室专列铜器，附以玉器、琉璃器、骨器，第二陈列室专列陶器、瓷器，第三陈列室专列明器。李纯康在《上海博物馆》一文中对当时的三个陈列室的藏品情况有具体描述，他说：

上海市立博物馆，今在四川北路一八四四号三楼，除办公室及库房外，全部辟作陈列室，计共三室，并利用走廊，辟为陈列廊。第一陈列室陈列的，主要是铜镜、铜容器和古钱三项。铜镜共八柜，陈列汉隋以迄清代制品一百二十八余件。铜容器有各式鼎、壶、卣、爵等数十件，最古的在千年以上。古钱六百余件，自周代的铜贝，战国时的明刀，以迄清代的宣统通宝，无不搜罗完备。此外，陈列室的石器、寿州铜器、武器与工具等，亦颇为人注意。第二陈列室完全陈列陶瓷瓷器，史前及商周陶器和汉唐瓦当，以及汉代至六朝陶器，唐、宋、元、明、清各朝瓷器都有，唐宋瓷约百余件。第三陈列室完全陈列明器，汉代的，元明的，都有搜罗。就形态论，包括人物、房屋、用具、俑、牲畜、牲舍等；就制造品质论，包括石、木、陶、瓷等种。全部陈列品四百余件，俑占绝大多数，其种类有立俑、坐俑、侍俑、文官俑、武俑、胡俑、骑俑等，实属洋洋大观。陈列廊陈列历史文件四十七

件，最古的是明崇祯年间兵部职方清吏司咨文二件，余如清顺治间的揭帖，康熙间的进士金榜，乾隆间的奏折，道光间的题本，以及光绪间致古巴国书，达赖喇嘛致法国公使藏文函，清末民初官绅名片等。

该馆管理甚为得法，各种陈列品分门别类，颇为细致，每室均列有总说明卡，陈列品作一个简单而要的介绍，得到明晰的印象。惜以馆址狭小，不能将库藏物品完全陈列。综计该馆共有陈列品照相、邮票、拓本、印章、服饰、徽章等二十类一万六千九百三十一件，现在三室一廊所陈列的，仅约占百分之二十，其余均藏庋库中，以备分期轮流陈列。

举办展览会是博物馆的一项主要工作。博物馆共举行7次展览会，主要集中于1946、1947年，计有总理遗墨展、上海抗战文献展览、革命文物展览、特种报纸展览、历代明器展览、辛亥革命文献展览、国父事迹展览。其中值得叙述的是上海抗战文献展览会。1946年12月，杨宽为抗战文物展览事致函上海社会局请求提供藏品以备展览。

此外，杨宽还与艺术部主任蒋大沂深入民间积极搜索材料。据杨宽回忆：他当时找到一个专画佛像的画家钱化佛。钱化佛（1884—1964），江苏武进人，名苏汉，字玉斋，斋名万佛楼。曾任喜剧演员，又参加辛亥革命，最后致力于丹青，专绘佛像，驰誉海内，有“民国第一画佛高手”之称。他有不少藏品，抗战期间日军在上海张贴的布告就是一种。据他说，见到日军在上海市街张贴的重要大幅布告，常常出动全家人，在下雨的深夜，帮他四周把风，趁没人路过的时候，他张着伞，揭下完整的布告；因为天雨纸潮，很方便就可以从墙上完整地揭下，带回家中秘藏。他认为这是日军侵略的罪证，也是别人所不会有的珍贵藏品。经他同意，借给上海市立博物馆以大画框装裱展出。同时，为了这次展览，上海市立博物馆将陈列室所有陈列品归库。

1947年1月1日，上海市立博物馆举办上海抗战文献展览会，陈列品共5000件。总共有两个陈列室，第一陈列室陈列着上海抗战时的悲壮文献，与地下工作者的忠烈文献。第二陈列室陈列日伪的劣迹。在抗战文献中，有上海全套的战争摄影，与各种宣传品及出版物。在地下工作文献中，有各烈士之遗像纪念品及地下工作之宣传品与秘密文件等，如郑苹如女士之遗像遗墨。在日伪的作恶文献中，大如巨幅之彩色广告，小如赌场中之筹码，形形色色。由于群众踊跃参观，展览会本于1月3日闭幕而延期至5日。

戚家墩田野考古和常州古墓发掘是博物馆所做的两项考古工作。

1948年，松江戚家墩文化遗址考古发掘由馆长杨宽任团长，艺术部主任蒋大沂任副团长，干事张子祺、助理干事张启帆参加了发掘。1月14日，考古组前往戚家墩，由当地参议员张明辉引导招待，借黄姓农家为工作站。15日开始雇工发掘，先后发掘三区。发现古代住宅区一遗址，一古窑址，几何印纹器与另一种红陶器，灰陶器多件。

1949年3月20日，《申报》长篇报道常州南郊发现古墓事。报道说：城防部队在常州南郊的恽家墩构筑工事时，忽然在泥土中发现用巨砖砌成的墙壁。继续挖掘后，露出一砖砌的墓门。约有一人一手高，阔六尺左右，深五尺左右。三面墙上各有一个穹形门，均用砖块砌成。门内有门，室内有室，墓穴规模非常大。周围群众听说后，纷纷前往观看。如此多的群众，使发掘工作无法继续。城防和县政府一面派武装士兵前往坚守，一面由县政府召集本邑各界士绅商讨如何进行。看到此报道后，3月23日，杨宽与蒋大沂一起赴常州探察古墓。3月25日，返回上海。探察结果是：墓早经盗过，但考古目的在求文献，仍有发掘价值。4月9日，常州县政府邀请杨宽、蒋大沂和南京中央博物馆的曾昭燏参加古墓挖掘会议。会议议定三点：（一）初步发掘工资，需米三十担，由武进县政府担任，惟发掘出土文物，应归武进县保存。（二）发掘工作由市博物馆及同济大学负责主持，并推定市博物馆艺术部主任蒋大沂为发掘主持人。（三）研究工作及编造报告，由市博物馆及同济大学主持。

经过详密计划，4月13日，常州古墓挖掘开始。但是到了4月21日，解放军顺利渡江，很快占领常州。挖掘组商议后决定，由蒋大沂带队留在常州继续挖掘，杨宽返沪处理博物馆事宜。上海解放后，6月27日，杨宽在致函市政教育处社教室主任胡就明信中言：常州挖掘的是一个六朝坟墓，到解放为止，只发掘一个墓室，出土古物60余件，全墓并未完工。恳和常州军管会、文教部洽商后续挖掘工作何时继续。此墓后续挖掘工作如何进行尚不得而知。

上海市立博物馆能够有效、顺利运行依赖于它有一套完善的运行制度。首先，博物馆的每位职员都需要有人出具保证书，如顾颉刚、杨宽为童书业保证，杨宽、蒋大沂为潘正铎保证等，当然，馆长亦不例外。杨宽的保证书是由顾颉刚、徐蔚南出具的。1946年7月15日，顾颉刚、徐蔚南为杨宽开具保证书一份。

保证人（顾颉刚 徐蔚南）

兹保证杨宽在上海市博物馆服务，确能遵守法令，勤守奉公，在保证期能被保证人有洩漏机密及凭籍职位营私舞弊或其他一切渎职行为时，保证人愿照章完全负责，此具。

当时，上海市立博物馆隶属于上海市教育局，因此，博物馆的所有工作事无巨细都要直接向教育局汇报。如复馆工作情况、请拨文物、请拨款、职员聘用、职员薪级、职员调动、职员请假、月工作报告、展览会举办等。其中职员请假一项，上海市档案馆保存了1948年、1949年博物馆所有职员请假汇报情况，因材料较多，仅就承名世请假事略述一二如下：

1948年7月7日，杨宽向教育局汇报，承名世肺部虚弱，又因工作繁重，病情加重，医生检查结果患纤维式肺结核症，医嘱休养，因此请假一月，后事假请假11天，又于8月11日请病假半月。按照规定，请假不能超过一定期限，超过则可能会被开除。承名世与杨宽是好朋友，为了保住承名世的工作，在1948年9月6日向教育局局长的汇报中，杨宽极力为承说情：

查本馆历史部干事承名世，前已请病假一月，事假十一天，业经呈报在案。该员于八月十一日起又请病假半月，实已超逾可请病假之期限，顷据该员签称：“窃职前因患纤维式肺结症，为治疗与休养计曾经请假一个月，业蒙核转奉准，嗣以体弱质薄若，头剧痛，肢软无力，热度甚高，食不甘味，症成合并，势见加剧，曾经持函再请病假半月，恳予核准在案，惟查病假期限在市府职员请假条例第四条乙项下段有明文之规定，职之病假已超出条例规定期限以外，自知已属不合，徒以病魔缠身，卧不能起，依例虽已越期，按情无不可原，兹拟据鄙见二点，聊资补救以盖前□：（一）查职于上年度对于任何假期，积计均未满期限（事假十一天，病假三天），拟依照上海市政府职员请假条例第八条之规定并本年度计算之。（二）职超越规定病假期限为半个月，除拟将本年度积计事假未满期限者九天，依照公务员请假条例第九条规定抵消外，余则以将来之休假星假仍从事本位工作，不再休假以为抵消。以上两点，仅以抵消超出病假及补足本位应办之工作而言。惟因病超出假期，有违奉须条例之处，自应自请处分，以伸法令而儆将来，为此历陈忠诚，签请誊核准予转呈核示袛遵。”又据该部主任童书业签称：“该员请假逾期，虽违犯请假规则第四条，然病体实未痊愈，不无可原谅处，查上海市政府职员请假规则第八条：‘本月或本年度假期未满期限者，其剩余之日数得并入下期计算之。’查该员上年共请事假十二天，病假三天，所余日数尚多，似可照上条规则谅与通融。惟该员续请病假仅半月，（上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自本月一日之三日止三天，未经请假。虽据称因乡间交通不便受阻，请求补假，然事前未经声明，与规则第九条不符，拟以旷职论处。”查本馆与职员请假，仍照章处理，极为严格，今该员所续请半月病假，既情有可原，拟请姑予照准，惟逾假三天，拟即以旷职论处，今后自当严加督责，以观后效，是否可行，尚祈鉴核，示遵！谨呈

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李

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杨宽

经过杨宽的陈情，承名世保住了工作，事后仅作旷工三天处理。但由于身体原因，承于9月底呈请离职。承晚年回忆在上海时杨宽等老友对自己的帮助时言：

我是抗战胜利后来上海谋生的。起初在苏州美专（沪校）担任山水画教师，后来又在上海市立博物馆当技术干事。两份薪水加起来，虽不算高，但因为都是我喜欢的职业，再加上吕思勉、顾颉刚、颜文樑、郑午昌等前辈的提携，以及童书业、杨宽、蒋大沂等朋友的帮助，有时还能卖掉一些画，所以生活的还不错。由于工作还不错，我又将弟弟带到上海读书，妻子也从常州来到上海，就读于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此外，我还有不少时间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如为《中央日报》（沪版）的《文物周刊》组稿、写稿，参与“上海美术馆”的筹备工作，参加“上海美术茶会”等活动。

此外，在杨宽的领导下，上海市立博物馆用“上海市博物馆研究室”的名义，借用《中央日报》版面，每星期编辑一期《文物周刊》，这是中国第一个以“文物”为主的期刊，也是当时惟一探讨文物的期刊，前后共出版112期。周刊每期发表三四篇文章，给周刊积极供稿的有40余位作者，计有蒋大沂、杨宽、童书业、胡厚宣、夏鼐、顾颉刚、黄永年、方诗铭、傅懋绩、陆丹林、承名世、徐家珍、叶百丰、劳榦、石璋如、丁山、李海云、章卷益、冯友梅、熊庵、张凤、淳穆、焕章、杨家骆、李石曾、陈小松、张子祺、甄鼎、讷斋、叶华、项士元、李丁陇、枞川、曹鋆、齐鸿、冯友梅、任铭善、杨若渔、孙仲戚、方静若、饶惠元等人，其中不乏名家。据统计，童书业发表61篇，杨宽发表43篇，淳穆发表36篇，徐家珍、熊庵发表22篇，黄永年发表20篇，方诗铭、方静若发表12篇，胡厚宣、承名世、傅懋绩、陈小松发表9篇，劳榦发表7篇，夏鼐与顾颉刚各发表1篇。就笔者看来，对这份期刊目前尚未有学者给予足够的关注。同时，还装印15部《上海市立博物馆藏印》，铜印凡八百，原属商承祚教授，杨宽作序。

杨宽的好友顾颉刚曾多次前往上海市立博物馆参观，顾颉刚在《大公报》上发表《重建市博物馆的重要——“见”的教育应重于“闻”的教育》一文可见博物馆当时情形：

现在的上海市立博物馆，我是曾去参观过几次的，觉得它的规模虽小，然而内部陈列，却已以最经济的人力财力，表现了最高限度的成绩。现在的馆只有三间陈列室，一条陈列廊，而金石、货币、陶瓷、明器等古物，都已粗具系统。尤其对表现古代人民生活情况的明器，更能尽力搜罗，其选择之精，化费之小，成绩之大，真是出于人的意料之外。馆中上自馆长、主任，下至工友，无不站在本位上努力工作，绝没有敷衍塞责的习气。而研究空气的浓厚，更像一所小规模的研究院，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努力的文化团体，本应当颇可有所作为的，无如在这经费奇窘馆舍奇狭的环境中，虽有良好的人才，一时也无从尽力发展，这实在是很可惋惜的事。

1949年5月2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进入市区解放军部队、各机关团体在接收工作发现古籍图书，必须移交、报告军管会高教处。6月4日，杨宽致函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市政教育处，报告博物馆的沿革及最近情况暨文物清册、图书清册、财产清册、款项收支清册、员工名册、卷宗目录。1949年6月22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举行接管上海市立博物馆的仪式，在会上，接管领导胡就明强调：今后工作上应有新作风，如发动和引导劳动大众前来参观，编辑中国人民文化史小丛书等。至此，博物馆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上海市立博物馆被接管后，这个名字被保留了三个月。1949年9月，上海市立博物馆改名为上海历史博物馆；1951年11月， 并入上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1952年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正式开馆。

（作者单位：大连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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