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扬教授生前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指出：教育最重要的是释放学生的学习力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在去年9月25日因为车祸离开人世，怀念他的不仅仅有高校和科学界的同行，还有很多基础教育界的老师和校长们，甚至中学生和小学生，他们或多或少都曾经受到过钟扬的指导。
很多人提到钟扬，都会说到，他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了科学的种子。不仅如此，中小学邀请他去进行科普讲座或者是请他去和老师交流，他从来都是来者不拒。
去年2月，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详细阐述了他关注中小学基础教育的缘由，从中可以窥见他对教育的思考——
▲钟扬教授为小朋友们做科普。
身为一名大学教授和研究生院院长，我为什么关注基础教育？因为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不打通，就无法培养真正高质量的人才。
当我们读书时，大家都有着差不多相同的信念，学生的成绩25%取决于自己努力，75%取决于学校老师的教学。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不再相信那75%了，都觉得家长和课外培训才是决定孩子是否优秀的因素。
我在中科院系统和高校已经工作了32年，基础教育培养的人才最终都送到了这里，但是在过去那么多年，我没有感受到送到我这里的学生在沉重的负担中完善了知识结构。
恰恰相反，送到我手中的学生，他们的知识体系显得割裂，一些本该在基础教育阶段养成的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这一切都使得我在思考，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这一整个连贯的教育体系被割裂了，甚至连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话语体系都是割裂的。
在过去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中，教育有了快速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已经进入到和发达国家的教育对标的阶段了，这意味着民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也在改变。
近年来，教育减负的呼声很高，特别是在大城市，但是不是大城市的学生负担最重呢？ 那为什么上世纪70年代在上海读书时，一周上六天课，星期天还要打扫卫生，都没有觉得负担重呢？ 所以减负不是笼统地说，学生的负担重，学习内容多，减少就能够解决问题了。
▲钟扬教授带领学生采集标本。
教育是要培养聪明人的。那么世界上什么样的人最聪明？
我曾经在一次教育论坛上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孩跟着父亲到山里去，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最聪明的老者。小孩问老者，我手掌里有一个蝴蝶，蝴蝶究竟是活是死？ 老者说，蝴蝶就是你想要的样子。
其实这就是教育的本质。
这个寓言有着多重含义，首先，不能预设答案；第二，压力在第三方。
究竟小孩是那只蝴蝶，我们学校是那只蝴蝶，还是我们自己就是那只蝴蝶，抑或是教育就是那只蝴蝶？
还有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笼中的金丝雀。这是西方著名的隐喻。金丝雀是对瓦斯最敏感的动物。矿工下井时常常带着金丝雀的笼子，一旦金丝雀不叫，就说明瓦斯泄露了，矿工必须立即撤离。
其实，我们的孩子就是这些金丝雀，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外部的世界很难对我们产生什么很大的震撼，但是孩子们不一样，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时，大多是白纸一张。
教育的问题往往折射的是社会问题，现在我们常常说，孩子很脆弱。其实不是现在的孩子太脆弱了，而是社会的问题最终反映在孩子身上，而孩子们没有那么强大的承受力。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很有名，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在终点取胜。教育是一场接力赛，要培养聪明人的话，需要每一棒之间都有策略，否则，一个学生从第一棒跑到最后一棒，每一棒都在冲刺。
一个孩子出生后，接受的教育可以说是一场接力赛。教育的第一棒曾经是小学教育，现在也许被提早到了学前、胎教阶段。“不输在起跑线上”很有名，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终点取胜。
众所周知，接力赛要获胜必须有策略，要有松有紧。而且，接力赛最好是一个教练，他会告诉你，接力赛为了整体的成功，四棒的力量会有均衡的安排。
但是，在教育的接力赛中，却是四个教练，四个指标体系，每一个教练都指挥自己这棒的运动员拼命冲刺，只为这一棒的指标达到最优。落实到每一个孩子，他一个人跑四棒，但要接受四个教练的考评，得冲刺四次。
可以说，这样是用局部的最优来替代整体的成功。我们的中学有可能特别厉害，甚至可能被评为全世界最好的第二棒。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到第三棒时，我们的“运动员”可能连棒都接不住了？
遗憾的是，我们第二棒的考评只考评第二棒，第三棒能不能接住，谁关心？ 这也导致很多“运动员”到了本科开始睡大觉，因为，他的人生已经冲刺三四次了，甚至在第一棒前就开始冲刺了，还怎么持续地冲刺呢？
也有人说，孩子的学习热情在冲刺中被消耗光了，这我也不认同。因为学习的热情未必总量固定，而是可以被激发出来的，就像科学早就发现，一个人的大脑容量也未必是固定的，也许可以越用越多。
但是，排除孩子个体之间的差异，仅从教育的规律来看，安排他冲刺四次，那也是错误的，这样的教育是失败的。
何况在冲刺的过程中，按照一般规律，我们要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情，势必会放弃其他的一些事。但，如果我们放弃的恰恰是下一棒最需要的，那到底该怎么办？
而且，由于我们每一棒都在冲刺，每一个局部冲刺的过程中，下一棒往往不知道上一棒用的什么策略来交棒。就像我是大学教授，我并不知道中小学送来的是什么样的学生。
坦率地说，大学对于中小学的改革究竟在改些什么，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而中小学对于大学的要求，也可以说一无所知。最简单的例子，大学认为中小学有些课程内容不该减，减了以后，读大学乃至读研究生会影响他们的思维习惯。但中小学的校长可能会说，学生负担重，就该减。
如果教育在中学就结束了，情况也许没那么糟糕，但教育到研究生才结束，那就糟糕了。因为中小学根本不知道学生如果读到研究生需要什么。这也是中小学叫我去做讲座，我从来不拒绝，不遗余力地去讲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打个比方，减负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权衡，如果精力时间无穷多，那根本不存在负担。但有限时间精力的情况下，减负的优先域在哪里？ 比如我是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的，要保护一个城市的生物多样性，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什么都不要建。但是城市要发展，那必然要在发展和生物保护之间进行权衡并选择相对好的策略。
减负也是如此，对比知识和方法，显然是先减知识后减方法，可是从现实来看，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内容中，恰恰缺少科学的方法。
当我们传授知识时，老师很少告诉孩子知识发现的过程，这样，孩子们就只是死记硬背了这个知识点。但是，如果学会了举一反三的本领，孩子自己会学到很多的知识点。到了研究生阶段，如果还没掌握科学的方法，那么孩子就需要记住无穷多的知识点。这就使我们处于两难，一方面知识点减少，学习内容就空无一物，如果增加知识点，孩子就不堪重负，如果教会他们方法，他的负担不就轻了吗？
所以，我们的减负现在陷入了怪圈，简单的减负以量为指标，可是因为质的不够，家长想提高质，只好通过其他方式，无形中又增加了量。
但是，我不认为大学教师直接参与基础教育就能解决问题。比如热火朝天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综合教育 (STEM)，现有情况下，如果我参与过多，势必会增加孩子们的负担，但如果以减负为由不去做，我又于心不忍。
减负需要像转化医学一样，把高等教育和今后社会需求的教育理念，转化成中小学能够实施的内容。这需要时间，需要慢慢推进。否则，如果过时的知识太多，知识点太破碎，那么，要想在短时间内提高质量，势必会增加大量的负担。任何好的实验都要以时间为代价，如果心急，那就很可能失败。
更新我们的教育理念，用科学的方法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根本上来说，是用科学的方法提高学习的质量，释放学生的学习力。
在孩子的时间和空间有限，而各种信息越来越丰富的今天，孩子们的负担为何越来越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变成了焦虑的家长，他们认为今天小孩要达到他们当年的程度，才能取得一点成绩，这无形中成为孩子负担的来源。
从表观遗传学来看，一些并非由基因控制，而是由于环境造成的压力，可以造成上一代DNA修饰上的改变，这些改变能够对下一代产生影响的痕迹。
同样，当下，在知识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还用以前的方法教育孩子，那么孩子的负担必然会加重。所以减少学习时间，提高学习质量就成了减负的精髓。
学习就像艺术，必须要有留白，可惜的是，大多数家长，包括老师都并不知道这个道理，而总是希望填满学生的时间，通过无穷无尽的操练来提升学生的成绩。
以写作为例，从我所教的学生来看，学生总体写作水平不容乐观是明显的事实。从作文写作中就可以看出当下基础教育的现状。
我们都知道，即便是作家，当堂写作文，也未必能写出高分作文。写作文需要深思熟虑。但是，现在我们的中小学，当堂作文的量太大，使得学生学会了一些在45分钟之内写作的套路，但却没有学会写作文的科学方法，到了真正需要写作时，没有能力完成。
在寒假里，我指导一位中学生写作。这名学生拿了他写的五篇日记来给我看，我只挑出一篇来修改。他大吃一惊，因为学校规定，他们一个假期要写10篇日记。但是我认为，连一篇都写不好，干嘛要写十篇？
我给中学生上课时也告诉他们，好文章是改出来的。我自己的文章不改上七八遍，都不会拿给老师看。现在让他们一个寒假写七八篇作文，学生怎么会改？ 只写一篇改10遍比写10篇一遍不改要强。
反观美国对小学四年级的作文要求，写作动机、方法、逻辑都包含在内，甚至还有数据事实和观点的要求。这才是写作培养的重要能力，但是这些如果要加入中小学教学，势必要减少量的要求。
因此，可以说，原先的教学要求不仅让学生的负担很重，还掩盖了落后的训练方式。
说到底，教育最重要的是要释放学生的学习力。
孩子们的生理成熟度和100多年前不一样，社会节奏也快了，如果我们的中小学教育还在沿用以往的模式，负担一定会重。
所以应该借减负这个机会，促进教育全面深化改革，而且减负应该是提升教育质量的突破口。
全世界的教育都面临着巨大的难题——在今天的课堂上传授昨天的知识，这能否应对明天的挑战？可以说，谁先认识到未来的教育，谁就可能抢占先机，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教育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文：姜澎
编辑：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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