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观点 | 陈平原:不断与“五四”对话,直面五四新文化人的洞见与偏见

2018-05-03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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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大学,讲堂第121期嘉宾、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大博雅讲席教授顾海良(左一)在介绍

【导读】百廿载悠长学府,双甲子薪火相传。5月2日,在五四青年节和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大学,“国家一流,学术才能一流”、“广大青年既拥有广阔发展空间,也承载着伟大时代使命。要知行合一、做实干家,面向实际、深入实践,严谨务实、苦干实干,在新时代干出一番事业。”美丽的燕园不断回响着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从前晚的报道中,讲堂互动群中的听友们欣喜地发现了习近平同讲堂嘉宾杜维明、安乐哲、顾海良等人亲切交流的画面,纷纷在微信群中分享照片及电视截图。而在讲堂历次嘉宾中,至少有7位来自北大:饶毅(54期)、杜维明(58期、113-1期)、潘维(61期)、张旭东(63期)、谢宇(97期)、安乐哲(113-4期)、顾海良(1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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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第113-4期嘉宾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博古睿学者安乐哲(右一)(听友柳定毅央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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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第58期、113-1期嘉宾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杜维明(左二)

北大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发源地,近年来成立了全国第一家马克思主义学院。5月4日,北大120岁生日之际,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五四运动源于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始终激励着北大师生同人民一起开拓、同祖国一起奋进。北大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讲堂第120期嘉宾)今授权讲堂刊发其为北大120周年校庆新编书作《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中的一文,讲述北大人如何与“五四”对话。

绕不过“五四”研究,这既是我的专业,也是人生

你问我为何一直关注和研究“五四”,道理很简单,对我来说,这既是专业,也是人生。我是1978年春上大学,赶上思想解放运动,那时候,我们模仿五四时代的“新青年”,谈启蒙,办杂志、思考中国的命运。后来念研究生,学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那就更得跟“五四”对话了。其次,我在北大读博士,毕业后长期在这所大学教书,而对于北大人来说,“五四”是个值得永远追怀的关键时刻。无论学术、思想还是文章趣味,我自觉跟五四新文化血脉相通。第三,这也与我近年关注现代中国大学命运有关。最近十几年,在文学史、学术史之外,大学史成了我另一个论述的焦点。

在我看来,大学不仅仅是生产知识,培养学生,出科研结果,出各种大师,大学还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是通过知识和思想的力量,介入到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里。在我心目中,这是好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五四时期的北大,就是这样的典型——它抓住了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折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将其才华发挥到淋漓尽致。别看世界上那么多一流大学,真有北大那样的机遇、那样的贡献的,还真不多。在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深度介入、有效引领,乃至促成某种社会变革,五四时期的北大,让后人歆羡不已。

我所学的专业,促使我无论如何绕不过“五四”这个巨大的存在;作为一个北大教授,我当然乐意谈论“光辉的五四”;而作为对现代大学充满关怀、对中国大学往哪里走心存疑虑的人文学者,我必须直面五四新文化人的洞见与偏见。在这个意义上,不断跟“五四”对话,那是我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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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陈平原做客第120期讲堂《致敬与分享:青春·奋斗·责任》

1993年,在北大中文系“纪念五四学术研讨会”上,我发表了《走出“五四”》。在当时的我看来,就像所有光辉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一样,五四当然也有其局限性。就拿学术研究为例,“五四”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学术范式,可简要概括为:西化的思想背景;专才的教育体制;泛政治化的学术追求;“进化”、“疑古”、“平民”为代表的研究思路。这一范式,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产生了若干流弊。政治学家讨论激进主义的利弊,历史学家重评儒家文化的功过,文学史家反省平民文学崇拜,所有这些,都是力图在学术层面上“走出五四”。

当然,这种提问题的方式,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转型,应该说是有关系的。受历史情境制约,有些问题你一时难以公开讨论,无法像鲁迅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但是,这一学术转折有其内在理路。八十年代流行宏大叙事,有理想,有激情,想象力丰富,但论述上稍嫌空泛。我们满腔热情做的,就是用西学来剪裁中国文化;那些对于传统中国痛心疾首的批评,有真知,也有偏见。最大的贡献是,我们用浓缩的办法,重新接纳汹涌澎湃的西学大潮。之所以提“走出五四”,是想清理自己的思路。八十年代的口号是“拨乱反正”,哪里是“正”,如何返回?一开始想恢复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后来发现,那是建立在“五四”论述的基础上。于是,我开始清理从晚清到“五四”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思想及学术范式。

晚清”和“五四”两代人合力完成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

你问我为什么把“晚清”和“五四”捆绑在一起讨论?1990年代以前,学者普遍关注“五四”;1990年代以后,很多人转而关注晚清。这是近二十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大趋势。我的立场有点特别,谈论“五四”时,格外关注“‘五四’中的‘晚清’”;反过来,研究“晚清”时,则努力开掘“‘晚清’中的‘五四’”。因为,在我看来,正是这两代人的合谋与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这种兼及“五四”与“晚清”的学术思路,使得我必须左右开弓——此前主要为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的“晚清”争地位;最近十年,随着“晚清”的迅速崛起,学者颇有将“五四”漫画化的,我的工作重点于是转为着力阐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复杂性。

我可能是最早有意识地把晚清和“五四”捆绑在一起,加以认真辨析的学人。因为,我始终认为,就年龄而言,“晚清”和“五四”是两代人;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学术的转折关头,这两代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其知识结构与思想方式大同小异,可以放在一起讨论。这还不算他们之间有很多人是“谊兼师友”。大家不要以为,“五四”的时候,梁启超他们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不再发挥作用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和夏晓虹主编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既谈论“为人师表”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也涉及“横空出世”的傅斯年、罗家伦、邓中夏、杨振声;还有就是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严复等人,同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作用。两代人之间,有区隔,但更有联系;尤其是放长视野,这一点看得更清晰。他们的工作目标大体一致,比如思想革命、教育改革、提倡白话文、接纳域外文学等,很多想法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个社会转型。因此,我更愿意把这两代人放在一起论述——既不独尊“五四”,也不偏爱“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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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总是会有缝隙,有矛盾,甚至互相争夺生存空间和历史舞台。问题在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文学的转型,是在他们手中完成的。正因此,大家不太谈晚清的时候,我会强调晚清的意义;大家都来关注晚清,我就转而强调“五四”的意义。在我看来,“晚清”与“五四”,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不但“晚清”,连“五四”也是越来越遥远了。人们对“五四”的真实面貌以及历史场景,知道的越来越少,我们只记得一些抽象的概念,比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正因为越来越符号化了,曾经生机勃勃的“五四”,就变得不怎么可爱了。

在我看来,“五四”复杂得很,不仅仅是革命与复辟、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国故与西学这样的二元对立。若“回到现场”,你会发现,“五四”其实是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只不过经由几十年的阐释,某些场景凸显,某些记忆湮没,今人所知的“五四”,变成某种力量的“一枝独秀”,那很大程度缘于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历史学家的误导。

学生抗议运动还在余波荡漾,命名就已经开始了。具体说来,就是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期上,罗家伦用“毅”的笔名,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也就是说,“五四运动”这个词,最早是由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提出来的。事情还没完全过去,运动中人就已经给自己进行“历史定位”了,而且,这一定位还被后人接纳,这是很罕见的。此后,五四运动的当事人,不断地借周年纪念,追忆、讲述、阐释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经由一次次的言说,关于五四的印象,逐渐被修正、被简化、被凝固起来了。

“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读书人,不断跟它对话,并非“浪得虚名”,主要还是事件本身的质量决定的。必须承认,一代代读者都跟它对话,这会造成一个不断增值的过程;可只有当事件本身具备某种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无限丰富性,才可能召唤一代代的读者。九十年间,“五四”从未被真正冷落过,更不要说遗忘了。我们不断地赋予它各种意义,那些汗牛充栋的言说,有些是深刻挖掘,有些是老调重弹,也有些是过度阐释。

不断跟“五四”对话的过程,可以训练思想开阔视野

记得十年前(指1999年),我曾带着自己的学生,依据档案、日记、报道和回忆录,重构当年北大学生游行的全过程。拿着自己画的游行路线图,从沙滩北大红楼出发,以寻访者的身份,一路上指指点点、寻寻觅觅,顺带讲述各种有趣的故事。到了天安门广场,因正值“两会”期间,警察很敬业,深怕我们图谋不轨。解释了大半天,才放行;不过,催着快走,别停留。穿过东交民巷,转往东单,再折向赵家楼。还敲了门,走进去跟老住户聊天。那次“重走五四路”,北京电视台还派摄影追随,做成了专题片,可惜播出时没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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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与“五四”的渊源

我之所以试图重建历史现场,目的是恢复某种真切、生动、具体的历史感觉,避免因抽象化而失去原本充沛的生命力。历史事件早就远去,但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记忆。没有大的历史视野,只记得若干琐碎的细节;或者反过来,沉迷在一些宏大叙事中,完全没有生活实感,二者都不理想。我们需要有大视野,同时也需要具体的历史细节。

看待历史事件,每代人都会带上自己的有色眼镜,或者说“前理解”。这是所有历史学家都必须面对的困境与宿命。“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名言有其合理性;但沉湎于此,很容易变得自负、专横。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只是一堆五彩斑斓的“文明的碎片”;我们凭借专业知识,力图用这些有限的“碎片”来拼接、还原、重构历史,这本来就有很大的危险性。你要是心高气傲,根本不把古人放在眼里,肆意挥洒自己的才情与想象力,不扭曲那才怪呢。我们确实无法完全呈现早就失落的历史场景,但那就应该彻底舍弃吗?作为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我们有义务努力穿越各种迷雾,走近/走进那个事件的内核,跟历史对话。某种意义上,我们之“重返现场”,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借助这一寻寻觅觅的过程,跟五四新文化人进行直接的心灵对话。这样的“五四纪念”,既五彩缤纷,也充满动感,还跟每个寻觅者的心路历程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五四”,方才“可信”,而且“可爱”。基于这一信念,进入新世纪以后,我改变论述策略,努力“走进五四”。

记得鲁迅对国人不了解《儒林外史》的价值,曾发出这样的感叹:“伟大也要有人懂。”再伟大的事件、著作、人物,若没有人真正跟它对话,没有让它回到人世间,就无法发挥真正的功力。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关键时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跟它对话。事件已经过去了,但是它会转化成一种思想资料,不断地介入到当下改革中。“五四”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你可以从各种立场来谈,从各个角度去看,但是你不能漠视它的存在。

为什么需要不断地跟“五四”对话?“五四”对我们来说,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不管你持什么立场,是保守还是激进,面对着如此巨大的存在,你不能视而不见。其实,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也都是在这种不断的对话中产生意义的。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

对于政治家来说,纪念“五四”,历来都是把双刃剑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我们不断举行此类活动。应该认真考量的是,哪些话说对了,哪些路走偏了,哪个地方应该固守传统,什么时候不妨“与时俱进”。北大因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名扬天下,对此更是不容回避。正因此,2009年4月下旬,北大中文系主办题为“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名参加的国内外学者有一百多位。平时我们开国际会议,都是三十人左右,那样讨论比较深入;这回破例,开这么大规模的学术会,也是别有幽怀——希望回应学界对于“五四”的各种质疑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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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北大中文系主办题为“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有多种声音是很正常的。第一,容忍并认真倾听别人的批评;第二,有自己的坚持,不因外界压力而改变。所谓“多元”,不是说没有自己的主张;我是百家中的一家,必须把我的立场、观点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者不屑于跟别人讨论,都不对。“五四”当然不仅仅属于北大,但北大无疑最为“沾光”。作为长期得益于“五四光环”的北大学者,我们必须认真面对“五四”这个巨大的精神遗产。当它被世人严重误解的时候,你有责任站出来澄清、修正、拓展。

我们的任务是,让“五四”这一话题浮出水面,引起世人的关注;在这个同样关键的历史时刻,重新审视“五四”。至于怎么关注,从哪个角度进去,得出什么结论,取决于个人的立场、视野、趣味,强求不得。有些东西,在特定时代会被有意无意遮蔽,你的眼光穿不过去。这一代人力所不及,看不清楚的问题,也许下一代人就能看得很清楚。我希望不仅跟“五四”先贤对话,也跟同时代学者对话,甚至跟我的学生辈对话。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思想/文学运动,在不断的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和原动力。

不求认同“五四”新文化人的立场,但必须直面他们提出的诸多困境与难题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资源。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资源,无外乎两大部分:第一,直接从西学引进的,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到尼采到哈贝马斯等等。第二,就是本土的思想学说。对所谓的中国文化必须做一个分析。今天一说传统,很容易就从孔夫子说起,甚至还有不少人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对此,我很不以为然。什么叫传统?就是那些直接间接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思维习惯、表达方式、审美趣味的东西。想像“国学”跟“西学”截然对立,主张纯粹的“中国性”,我以为都是不可取的。中国文化本来就不纯粹,域外的思想学说,两汉进来,隋唐进来,明清更是进来,早就渗透到我们的血液里。除非你彻底封闭,否则的话,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保持纯粹状态,就像人类的基因不断稀释、变异,那是生存的需要,也是保持新鲜活力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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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12月,讲堂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系列五讲

即使不说这个问题,你也必须理解,晚清以降,我们不断跟西学对话,所创造、所积淀起来的“新传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我承认,“五四”新文化人对于传统中国的批判,有些过于偏激,但我们必须理解“五四”那代人的基本立场,以及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论述策略。

假如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算起,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无论主动还是被迫,都在跟西方接触;而从政治家的毛泽东,到文学家的鲁迅,各种各样的人,也都以自己的方式,跟西学对话。如此激烈的思想碰撞,不是说转就转,说停就能停的;可以赞赏,也可以批判,但不能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在我看来,这一中西文化碰撞的精神遗产,相当庞杂,也极为丰富,值得我们认真清理。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很可能正是这一块。我并不要求你认同“五四”新文化人的立场,但你必须面对他们提出的诸多困境与难题。请记住,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人很长时间里处于相当屈辱的境地。刚过上几天比较舒坦的日子,就翘起二郎腿,嘲笑“五四”新文化人没有风度,不够从容,过于偏激,我以为是不明智的。不必专治近代史,但直面这一百多年的风云激荡,理解历史的沉重与诡异,可以磨砺自己的思想。切断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动辄从先秦讲起,诗云子曰,然后直接跳到当下的“和谐社会”,这样谈论当代中国问题,其实很苍白。

历史久远,很多粗糙乃至让人恶心的东西,很可能早就被过滤掉了。因此,你所看到的“场景”,很优雅,具有合理性。文学也一样,唐诗历经千年淘洗,就剩这么多,当然每首都精彩,值得今人格外珍惜。而新诗就不一样了,每天都在生产,量那么大,鱼龙混杂是很自然的事。我没说哪位新诗人比李白杜甫更伟大,我只是强调时间对于人物、文章、思想、学说的淘洗作用。“五四”离我们那么近,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你看得很清楚,包括某些论述的暴力倾向,还有思想的阴暗或偏激等。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当然值得我们珍惜;但我本人更为迷恋复杂、喧嚣但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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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

我看“五四”风采: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生气淋漓

你问我怎么看待这场运动对今天中国的影响,对我们来说,“五四”已经是长期研究的积淀了,不能用三五句话来打发。因为,那样做很暴力,且容易概念化。“五四”本来就是众声喧哗,很难一言以蔽之。茅盾曾经用“尼罗河泛滥”来比喻“五四新文学”,我觉得很有道理。尼罗河泛滥,自然是泥沙俱下,当时很不好看,但给下游送去了广袤的沃土,是日后丰收的根本保证。

如果不涉及具体内容,我想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谈论“五四”,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思想学说,还不如说是这种“百家争鸣”的状态让我怦然心动,歆羡不已。经过一系列的对话与竞争,有些东西被淘汰了,有些东西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成为主导社会前进的力量。承认这一现实,同时理解那个风云变幻的过程,而不要急于撰写“成王败寇”的教科书。

说到底,历史研究有其边界,也有其局限性。我极为心仪“五四”,但从不指望它解决现实问题。关于“五四”的谈论,即便十分精彩,对于今人来说,也只是多了一个参照系,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丰富与复杂。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不经由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思想转化与制度创新,想用纪念、阐述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来解决现实中国的诸多困境,那都是异想天开。

(本文初刊2009年4月15日《中华读书报》,原文标题为《走不出的“五四”》略有删节,刊发所用大小标题经讲堂编辑改编,图片来源:讲堂及网络)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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