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㉔|卢茨-巴赫曼：法兰克福学派当代命题——面对变动社会批判和建设
【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
编者按：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WCP，8月13-20日）已经在北京成功举办，在此前、中、后，报讲堂工作室联手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华东师大哲学系共同向公众呈现丰富多彩的“聆听世界哲人、亲近当代哲学——庆贺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录”。同时欢迎参与同步推出的“我爱WCP”有奖传播活动。（见文末链接）
昨天，读者领略了印度哲学的魅力，辛格从柏拉图研究转为扎根本国哲学。在世哲会上，印度哲人的演讲和提问都异常活跃。辛格对于东西方哲学的辨析，颇具客观视野，其传奇经历也照见哲学魅力。今天，回归经典的法兰克福学派。
“聆听世界哲人，亲近当代哲学——庆贺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录”（24）
访谈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重要代表之一、法兰克福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哲学系M.卢茨-巴赫曼教授
法兰克福学派当代命题: 面对变动社会批判和建设
美茵河从法兰克福蜿蜒而去，见证潮起潮落的德国理性狂飙。1960年代末，中学生卢茨-巴赫曼感受着法兰克福学派一、二代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在加州和法兰克福号召学生抗议越战和社会不公的豪情，演讲和檄文满布视线。如此氛围下，1970年代他进入了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后师从与哈贝马斯齐名的阿·施密特，获得博士学位，同时深受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影响。如今，66岁的卢茨-巴赫曼已是第三代的重要代表，他和霍耐特、弗斯特等分别构成法兰克福学派的不同面向。
卢茨-巴赫曼的研究视野广阔，从古典到当代，涉猎政治哲学、伦理学和宗教哲学。在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他的“全球正义”（global justice）理论是重大贡献。该理论试图超越民族国家体系和传统的超级大国间的强权政治，指向一个广泛、民主和政治的世界公共领域。他秉承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启蒙和理性理念，试图通过对古典晚期哲学、中世纪哲学和近代早期哲学的考察，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与欧洲近代早期的启蒙传统相联结，以推进法兰克福第一代思想家开启的反思近代启蒙理性的事业。
在主管科研和人文的法兰克福副校长任上，他建立了一系列研究所，舆论称赞“极大地提高了大学的研究水准和声望”。而今作为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他推进了一系列哲学与当代自然科学及人文学科的跨专业研究。四大主题中，既有“科学、社会与艺术的复杂性理论”议题，也有在新建的“宗教动力研究中心”中开展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相互肯定与批评的关系史研究。诸多应对当代问题的努力，让他荣获了2017年的黑森文化奖。
访谈中，卢茨-巴赫曼对此只是欣慰：我看到了一百年前霍克海默所要求的哲学与科学的理想结合。
2017年，卢茨-巴赫曼教授与Volker Mosbrugger教授同获黑森文化奖
【哲学之缘与轨迹】
：教授先生，首先祝贺您在去年被授予黑森文化奖（Hessischer Kulturpreis，编辑注：1982年首次颁发，以表彰科学、艺术如文学、美术、音乐、电影、建筑和文化传播事业领域的特殊成就）。
学古希腊语拉丁语、参与政治实践的中学经历将我引上哲学路，获2017年黑森文化奖其来有自
德国黑森州科学与艺术部部长诵读了这样一段颁奖词，来肯定您哲学贡献的公共政治意义：“迅速增长的知识和技术可行性界限的不断推移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新的伦理问题。如何为这些问题找到普遍有效的回答，总是充满别样的挑战。马蒂亚斯·卢茨-巴赫曼教授以他的工作给社会提供了支点和道德上的指引。作为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副校长（编辑注：2009年-2015年），他极大地提升了大学的科研水准和声望。为此他理应得到我们的感谢。”您同时投身于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请问，您是怎样走上哲学之路的?
卢茨-巴赫曼：我中学教育中的三种经历最终将我引向哲学。首先，学习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算是我对欧洲古典最初的探究；其次，对宗教问题的思索；第三，作为法兰克福的年轻人的政治活动参与。不要忘了，法兰克福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学生运动的理论中心之一。
博导施密特接替了哈贝马斯教席，其1980年代的“周四讲座”影响几代学人，风靡20余年
：您在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的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他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重要代表，他的著作《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被视为“马克思接受史上新的一章”、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反抗运动中被读得最多的书之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他接替哈贝马斯承接了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与社会学教席。阿·施密特在八十年代的“周四讲座”被视为传奇，甚至大量的非哲学专业的人士也蜂拥而至。这个讲座是关于什么的呢，当时您也在大学吗?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的著作《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被视为“马克思接受史上新的一章”
卢茨-巴赫曼：是的，我始终都在，甚至在阿·施密特得到教授职位以前。
我们学生为此而奋争：阿·施密特在阿多尔诺（Theodor W. Adorno）去世、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第一次从法兰克福出走以后能成为教授。作为青年学生，我们为他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和对哲学渊源的卓越把握——尤其是对黑格尔哲学的透彻理解、对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哲学阐释、以及与当代结构主义的争论而痴迷和振奋。他的传奇性讲座是“唯物主义的历史”，持续超过了二十年的时间，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学生。
当年社会和世界政治是哲学课的一部分，报告人来自全球；法兰克福学派迎来了第二个高峰
：您能讲讲阿·施密特的哲学成就吗?您学习期间系里的氛围是怎样的呢?
卢茨-巴赫曼：那时的氛围是无以伦比的。社会和世界政治问题也是哲学课表的一部分。报告人来自西欧、来自巴黎和罗马，而来自西班牙和南美的不同观点者与美国的批判知识分子也一同在场。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文本的地基之上，我们迎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个高峰。只是阿·施密特后来日益转向一些哲学家如叔本华和尼采，我就慢慢和早先的老师们拉开了距离。也就是那时起，我越来越被启蒙哲学所吸引，首先是康德；接着是分析哲学；当然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的哲学也非常令我着迷，他当时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还少不了尤尔根·哈贝马斯，他通过文章也一直在场。
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思想家西奥多·阿多尔诺（一排左一）、马克斯·霍克海默（一排左二）、赫伯特·马尔库塞（二排左二）等群像
1980年的尼采讨论班被拍为照片悬挂在校区地铁站内，当时我正悟到尼采属于黑暗的反启蒙
：这张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历史照片被放大并挂到了靠近法兰克福大学Bockenheim校区的Bockenheimer Warte地铁站里，每一个来往的学生和行人都会看到。您能给我们说说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吗?
卢茨-巴赫曼：那是1980年夏季学期尼采讨论班的一堂课，主题是尼采的《不合时的沉思二：历史对于生命的利与弊》。我刚刚把黑板上这两个基本概念——antiquarische Historie(好古的历史)和kritische Historie(批判的历史)解释完，著名的女摄影家芭芭拉·克莱姆(Barbara Klemm)就走了进来，说是要为刚建成的Bockenheimer Warte地铁站寻一些大学的“生活照片”。那时我刚把哲学博士论文交给阿·施密特，通过对康德和马克思历史哲学体系共同点的发掘，我已经把阿·施密特的现代阐释甩在了脑后。他从未意识到，尼采根本不是启蒙的接续，而是同叔本华一样属于黑暗的反启蒙，海德格尔和亲纳粹的知识分子也从中得到了启发。阿·施密特当然远非后者，但他也不能从这种非理性的反启蒙漩涡中真正抽离。
卢茨-巴赫曼与阿·施密特在教室的照片，悬挂于法兰克福Bockenheimer Warte地铁站（来自法兰克福学派资料）
施密特将法兰第一代哲学家作品翻成英文，出版霍克海默全集；后期渐渐远离政治
：那么，阿·施密特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是什么样的存在呢？他和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哲学家，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卢茨-巴赫曼：阿·施密特无疑是哈贝马斯以外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相比阿多尔诺，霍克海默给了他更多帮助。阿·施密特后来和贡策林·施密特·诺艾尔（Gunzelin Schmid Noerr）一起主持编辑出版了霍克海默的全集；他还很早就把法兰克福第一代哲学家的重要著作从英文翻成德语，这就扩大了法兰克福学派哲学的传播。阿·施密特越年长，教授的哲学就越远离政治。这样他就和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哲学家一起区别于哈贝马斯。后者至今依然是德国政治与智识的中心，甚至就整个欧洲来说也是如此。
我受益于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下的公共理性”研究，他们有效融合了欧陆与分析哲学
：您在法兰克福学派众多的哲学家那里学习过，后来成为他们的同事，接着在这里研究和教学，直至今天。您能就其中的几位谈谈吗，比如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重要哲学贡献，以及您与他们的关系?
卢茨-巴赫曼：我自己的哲学研究从阿佩尔和哈贝马斯那里受益很多，远非这里短短的回答能穷尽。简而言之，他们工作的核心在于，如何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建立公共理性。此一创造性的理论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方方面面，从科学理论到社会理论，从道德理论、法理论到全球正义和全球政治。近来哈贝马斯还重新考量了宗教问题。如此广阔的视野当首先归功于阿佩尔和哈贝马斯意义深远的理性理论，此一理性深嵌于语言和沟通的语言行为之中。今天，凭借这种哲学方案，我们能够成功反对意识形态和非理性主义，其中也包括科学自然主义。
在法兰克福大学Westend校区，陈列着阿多尔诺用过的桌椅，地面上是他著作的书名
：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在阿佩尔和哈贝马斯那里的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是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沟通和融合的产物。比如阿佩尔和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S.Peirce），哈贝马斯和约翰·奥斯丁（John L.Austin）以及约翰·塞尔（John R.Searle）等。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在当今中国彼此还很分离，两者还没找到很有效的沟通平台。您能就此谈谈么?
卢茨-巴赫曼：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哲学非常有意义，他们把德国/欧陆哲学的传统（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克尔凯郭尔、新康德主义、胡塞尔、早期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传统）和英美哲学的理论联系起来，比如美国实用主义尤其是皮尔士、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罗尔斯的正义论、分析哲学在牛津、剑桥和美国进一步发展的成果（当然最早一部分工作可以追溯到维也纳学派，直到他们被纳粹解散）。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在这条道路上极大地改观了德国的哲学讨论。
霍耐特突出实践理性问题，弗斯特以辩护理论讨论商谈伦理和规范性，我接续亚里士多德与康德
：施密特、阿佩尔、哈贝马斯等之后，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哲学家了。除您以外，还有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和赖纳·弗斯特（Rainer Forst）等，您能就此谈谈吗?
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从左至右为霍耐特、卢茨-巴赫曼、弗斯特
卢茨-巴赫曼：两人都是我在法兰克福的可敬的同事，代表了我们批判理论第三代丰富光谱中不同的传统和流派。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三人中，霍耐特长我三岁，而弗斯特要小我14岁，年龄上如同学生辈，事实上，弗斯特是哈贝马斯的学生，我相信他也是哈贝马斯至今为止最优秀的学生。所以，我和霍耐特都非常乐意视弗斯特为第三代批评理论的最年轻但却重要的一员。霍耐特几年前荣休后不再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主要学术活动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更多的是我和弗斯特共同应对对于批判理论的各种挑战。就学术而言，霍耐特通过与黑格尔哲学相关联的“社会承认理论”而将社会哲学领域中的实践理性问题凸显出来。而弗斯特在哈贝马斯理论之后以其“辩护理论”扩展了对商谈伦理（discourse ethics）和规范性（normativity）的讨论。我的观点与弗斯特更接近。而对于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过强限制，我是持有异议的。为了与之对抗，我引入了另一重关联哲学：亚里士多德与康德。至少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可以明显找到这种端倪。我试图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与很遗憾没能持续下来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启蒙传统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传统我们在十二、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康德路向”区别于霍耐特的“黑格尔路向”，目标在于实现理性的、更少非正义的公共关系
：谢谢您给我们提示了一个重要的思路，让我们看到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在继承学派传统的同时在沿着不同的逻辑进路向前发展。现在中国对以霍耐特为代表的“黑格尔路向”已有不少了解，而对阿佩尔-哈贝马斯-卢茨-巴赫曼这一内在的“康德路向”的继承与内在逻辑发展还很少知晓。那么在您看来，我们可以怎样描述法兰克福学派几代哲学家所致力的目标呢，而作为一个学派，理论的独特性又在哪里?
卢茨-巴赫曼：简而言之，就是通过理性-商谈-反思的启蒙工具，尽可能地实现理性的、更少非正义的公共关系。这包括了社会的和政治的空间；同样也表现在一系列领域中：经济、科学、艺术、宗教。批判理论一直试图在现代世界的条件下重构哲学的事业，就是寻找真理和理性的的智识，以实现对独立的、自由的、天赋理性的人的尊重；尤其在面对使人成为其他目的的牺牲品——而不是康德意义上人是无止境的目的本身——的一切意识形态的时候，使对人的尊严的保护成为义务。这是至今为止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实践的核心。
法兰克福哲学系除批判理论外，还保留其他优秀哲学传统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研究所（IfS）已为人所知，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系与法兰克福学派是什么关系呢?
1930年代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卢茨-巴赫曼：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格外重视的一点，即是除了批判理论的强大在场外，其他哲学传统及其优秀代表也要存在，这一点保持至今。
：1989年至1994年您在柏林自由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院任教授，自1994年至今您一直在法兰克福大学研究和教学。您担任过法兰克福大学主管科研和人文科学的副校长，以及哲学与历史学院的院长，在您的任期内，一系列研究所在大学建立起来，简单地列举一下，有法兰克福大学高等研究院、伊斯兰研究中心、历史人文科学研究中心、法国-德国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等；2012年起您担任法兰克福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您在那里组织研究讨论班，组织一系列内容丰富的活动，比如哲学与当代实验音乐、科学及诗歌的同台交流，对我而言都是美好的经历。这些工作背后的出发点是什么？
哈贝马斯（右一）、卢茨-巴赫曼（右二）、弗斯特（左一）等2016年7月在法兰克福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
我在人文高等研究院展开的活动和研讨具有跨学科性质，这是霍克海默100年前的理想
卢茨-巴赫曼：我在哲学系的工作和我在法兰克福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活动互补得极好。因为一个好的哲学、名副其实的哲学，总是与大学的其他科学和学科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和“世界”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目前人文高等研究院有四大主要议题。第一，对规范性的研究，以及在哲学与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的互动中得以扩展的正义方案。第二，在“历史研究中心”中更新历史研究方向的问题。第三，哲学与选定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特别是与物理学、生物学、化学以及社会学、音乐学对话中的“科学，社会与艺术的复杂性理论“问题。第四，不久前刚建立的“宗教动力研究中心”，致力于对两千年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相互肯定与批评的关系史研究。
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跨学科性质，但需要哲学的大量参与。如果您愿意，您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哲学与所提及的科学的独特结合，在“人文高等研究院”我们与国际研究员、访问学者以高水平的研究团队为之进行了合作。我在其中看到了一百年前霍克海默所要求的哲学与科学的理想结合。
法兰克福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
研究讨论班和之后的“哲学披萨店”讨论，学会从不同学科处聆听、对话、学习，开拓方法
：您的研究讨论班让我受益匪浅。您邀请国际哲学家、人文科学不同领域的专家、甚至自然科学家到讨论班来，他们带来不同的主题，尤其是随着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而来的政治哲学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围绕着报告人的主题，通过批判性的问题和有针对性的回答将讨论不断深入。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所需要的理论和方法是一大收获，没有实践哲学作为桥梁，这些理论哲学的知识很难在分析现代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讨论班之后，“Romanella”披萨店就成了哲学的“第二战场”。在这里讨论更放松，题目也更宽泛。来自不同国家的哲学家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建立了友谊。您能谈谈“哲学披萨店”的故事吗?
卢茨-巴赫曼：除了阅读和讨论之外，好的哲学还有赖于对话能力、“倾听”能力，从他人的洞察力中学习的能力。聚餐时这些更容易实现，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已经知道了。我们也在讨论会之后这样做。讨论会里经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和朋友：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欧洲和北美洲、非洲和澳洲。而意大利菜可以将各种食物搭配在一起：有肉的和无肉的、鱼类和意大利面，还有我们的“Romanella”披萨店木烤箱出来的美味披萨，美味和讨论同样让人难忘。
2018年7月，卢茨-巴赫曼（左一）等在哲学研究讨论班后继续“哲学披萨店”讨论
【哲学特色和贡献】
：我们刚才从对您的哲学生涯的回顾中已经初步了解了您的哲学思想和哲学贡献。您能把您的研究重点列举一下吗？在您看来，您最大的学术贡献有哪些？
我研究领域相当广泛，重点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康德和阿奎那研究和“全球正义”
卢茨-巴赫曼：我的研究重点相当广泛，除伦理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的研究之外，还包括古典晚期和中世纪哲学、近代早期哲学和当代哲学研究。最近我也在研究复杂系统的科学理论和认识论问题。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康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研究。最近，我的“伦理学导论”被翻译成了日语，书中指出一种跨范式的普遍方法。我的“和平与法权”理论阐释了一种全球正义，它将超越民族国家体系和传统的超级大国间的强权政治，而指向一个广泛的、民主的和政治的世界公共领域。
2013年夏在法兰克福大学，副校长卢茨-巴赫曼教授（右二）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政治家、联邦总理候选人Peer Steinbrück（右一）交流
相比中世纪，十八世纪的启蒙是一个“减半的启蒙”，是早期启蒙中特定观念的片面发展
：在您的中世纪研究中，详细地考察了中世纪哲学的影响史，但不失一位当代哲学家的视角。这一工作也拉近了中世纪哲学和我们今人的距离。您能介绍一下吗?
卢茨-巴赫曼：18世纪之所谓“启蒙”，其实开始于欧洲中世纪的法理论和科学领域。由于一系列偏见、更多是意识形态主导的利益，在欧洲中世纪思想传统和机构中这一启蒙的发端一直被否定或者直接被从知识中“取消”了。我的观点是：从这一设定出发，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曾经揭示的“启蒙的辩证法”——现代“理性的没落”——才能被解释。
我对中世纪哲学的研究，部分服务于这样一个与很多人相反的观点：相较于给我们带来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减半的启蒙”，中世纪蕴藏着更多的启蒙的潜能。这里有两套由我发起、富有成效的大型图书出版序列。一套是弗莱堡的Herder出版社的 “中世纪哲学图书馆”系列，一套是斯图加特Frommann-Holzboog出版社的 “中世纪与近代的政治哲学和法理论”系列。这项出版工程的意图是，通过发掘中世纪和近代的核心原始文献，给上述误区以持续的修正。我们走在一条非常正确的路上。
卢茨-巴赫曼主编的《中世纪哲学图书馆》书系（左）与《中世纪与近代的政治哲学和法理论》书系
：对“减半的启蒙”（halbierte Aufklärung）的概念，您是怎么理解的，您能谈谈近代早期的启蒙传统与中世纪的内在线索，以及中世纪广泛的启蒙潜质吗?
卢茨-巴赫曼：与一些重要的哲学以及制度-科学史的研究者的观点一致，我认为如果没有开启了十一和十二世纪科学文化发展的启蒙，就不能理解马克斯·韦伯描述为理性化和“世界的祛魅”过程的那个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欧洲启蒙。这个断语同样适用于已经有了很多描述的“十二世纪科学的文艺复兴”（参照历史学家Peter Weimar的同名著作，以及Georg Wieland主编的有关“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的文集）；当然也适用于“最早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登场如彼得·阿伯拉尔（Petrus Abaelardus），他被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形容为“第一个现代人（premier homme moderne）”以及“法律的革命”（如著名的美国法律历史学家Herold Berman在他的著作《法律与革命》所论述的那样）。当然中世纪还有很多其他的发展。在哲学领域，我们可以留意到十二和十三世纪同样的发展过程，我这样总结：从古典时期传承下来的哲学在“论辩术（ars dialectica）”的影响下有条不紊地科学发展着，并在法国、上意大利和其他许多地方的许多学校被教授。由此出现了逻辑和认识论、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的新雏形，晚些时候（13世纪）则是伦理学/道德哲学、以及法理论的新雏形。这些为后来的讨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左）、霍克海默的著作《理性之蚀》（Eclipse of Reason）
简而言之，我的观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启蒙（在严格来说的欧洲意义上）在十一和十二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并在大学（也是中世纪创办的）和学院以及自由集市里继续发展。二，特指的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启蒙，只是早期启蒙运动中特定的，符合发展趋势的片面观点的延续。我称之为现代典型的“减半的启蒙”。
启蒙批判：霍氏和阿氏留下《启蒙的辩证法》《理性之蚀》，哈氏留下“脱轨的现代性”
：自阿多尔诺以来，“启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论题之一。您给出了您的理论，您怎么理解“启蒙批判”的?
卢茨-巴赫曼：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他们四十年代的著作里就对这种片面的或者说“减半”的启蒙作了哲学的、科学-文化的分析和尖锐的批判。代表性的著作有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1944年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这是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流亡中所写），以及霍克海默于1947年出版的《理性之蚀》（Eclipse of Reason）。接着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理论，我提出上述两个观点。哈贝马斯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叫“脱轨的现代性”，他这里以脱轨的列车作比喻。所有批判理论都与当时的政治、社会和科学体制首先处于批判关系中，这一批判旨在确证启蒙的全部潜力尚未用尽。这不是一种“反启蒙”的形式，而是对现代及其“理性”片面和错误的发展的批判。
霍克海默（左）与阿多尔诺1964年于海德堡
向中国学人推荐由马克思通向康德的《历史与主体》，其他关于法权、人的尊严的作品
：您的研究领域广博，著作和主编的书籍颇丰。哪些值得推荐给中国学人呢?
卢茨-巴赫曼：我的博士论文《历史与主体——关于伊曼努尔·康德与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概念》指出了一条道路，即由马克思出发，不是通向黑格尔的唯心论哲学，而是通向康德和他的启蒙、道德行为和政治方案，中国的读者可能会对之感兴趣。我刚才提到过的“伦理学导论”，2012年由雷克拉姆出版社（Reclam-Verlag）出版，今年被翻译成了日语，也很适合哲学的初学者。最后我想提一下新近出版的书。我和James Bohman以德语和英语同时出版的文集：《通过法权达致和平》（Frieden durch Recht）、《世界国家抑或国家世界?》（Weltstaat oder Staatenwelt?）；与Andreas Niederberger等合作出版的《全球化过程中的战争与和平》《世界城邦》（Kosmopolis）丛书；与Amos Nascimento合作出版的《人权，人类尊严与世界主义理念》；以及在刚过去的7月，我在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伦敦与纽约）出版了《人类尊严：从一种人权的批判理论而来的视角》，该书的特点是从人权的批判理论入手，凝结了哈贝马斯、纳西门托斯、弗斯特以及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成果。此外，我在这个八月出版了论述中世纪（十三与十四世纪）政治哲学中“支配权与所有权”概念的论著《论自然和统治》（VON NATUR UND HERRSCHAFT），该书由坎普斯(Campus)出版社（法兰克福与纽约）出版。这两本同时都有电子版和印刷版。
卢茨-巴赫曼的著作《人权，人类尊严与世界主义理念》与《人类尊严: 从一种人权的批判理论而来的视角》
全球正义：来自康德的政治正义，并非国家间的合同法，而是联合国的国际法的出发点
：这些著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进入您“全球正义”理论的门径，您能进一步谈谈您的“全球正义”理论吗?
卢茨-巴赫曼：我的“全球正义”理论来自“政治正义”的构想，最终落实为公共、共和的法权（Recht）。理论根据来自康德，而不是霍布斯、洛克或卢梭。哈贝马斯和弗斯特也分享了这一观点，只是我的结论更加彻底。我的基本想法是，今日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强大的“全球法权”，我们不能解决那些最急迫的问题，如和平的保持，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核武器的扩散，环境和气候问题，资源分配和贫困问题，移民问题，全球金融市场的控制等。
我理解的“全球法权”，不是那种简单的、适用至今的“国家间”的合同法，而是真正意义上新的政治-法权的、公共的法权秩序。它联结起全世界，并建立在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意义上世界范围内有效的人权方案之上。这个法权体系已经在联合国秩序框架中形成并向前发展，但还残缺不全。比如秉着这个新的全球共和的法权精神产生的国际刑事法庭（其章程尚未得到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批准）。战后对德国和日本在纽伦堡和东京的战争刑事审判是这一法权体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在对康德法权哲学原则进一步发展的意义上说，这个法权必须是“共和的”（而不是“专制”的）；必须是公共的（绝非今天那种国际化的私法）；必须是民族国家的有效联结（在康德意义上“强制的”）。要限制国家主权首先是所谓“大国”的主权，并得到“世界公共领域”的支持，“世界公共领域”已经被康德视为对单个国家权力体系的重要纠正。这个法权不是虚构或者“乌托邦”，而是已经成为今天国际法的出发点。
《历史与主体——关于伊曼努尔·康德与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概念》（Geschichte und Subjekt. Zum Begriff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bei Immanuel Kant und Karl Marx）
【我看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大会】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以“学以成人”为主题，明确地关注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您怎样理解哲学与世界的关系?
哲学是人与世界以及科学之间的反思关系，部分以科学为中介，部分靠反思来寻求真理
卢茨-巴赫曼：哲学不是像其他科学那样的科学，而是借助科学手段，通过对人类知识的第一原理、以及对人类有限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反思来寻求真理。哲学是对智识的寻求，它走在科学之前或者可以说是科学的基础。因此哲学部分以科学为中介、部分仅靠其自身但反思地来寻求对世界的的理解。在此意义上哲学也是人与世界以及科学之间的反思关系——包括人与其他形式的知识之间的反思关系，这些知识中人们表达了对自我与世界的认识，比如艺术、文学和宗教等。
曾参加过波士顿和伊斯坦布尔WCP，全球共交流，哲学只有一个“祖国”——天下和自由
：您之前参加过哲学世界大会吗，如果有过，能谈谈您的经历和对这次大会的期待吗?
卢茨-巴赫曼：是的，我参加过波士顿和伊斯坦布尔的世界哲学大会。我很重视世界哲学大会，它就像一次世界公民的聚会。因为哲学只有一个“祖国”，但不在古代的雅典或亚历山大，也不在中世纪的巴黎或牛津，而是如斯多葛主义者理解的那样——“天下”（世界城邦，Kosmopolis）和“自由”：人类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彻底批判的自由，可以四海为家——如果政治、军事、经济的权力者们放行的话。今天的哲学，就像我们自康德和马克思、自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以来所知的那样，不再是简单的“在思想中理解世界”（像黑格尔定义的那样），而是“批判”：在康德那里是理性的批判，在马克思那里是经济的批判；“批判”同样也是对科学主义迷信的批判、对政治的批判、对不自由的批判、对贫穷和战争带来的苦难的批判。哲学的承载者们能够、必须、且需要以世界哲学大会为契机，在这个世界公共论坛上见面和交流、共同学习、相互学习。同时欧洲和美国的哲学也要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哲学家学习。也正因如此，世界哲学大会才这么重要。
2016年11月，卢茨-巴赫曼（右）在法兰克福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与Klaus Töpfer讨论经济与政治论题；Klaus Töpfer博士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德国环境、自然保护及核能安全部部部长
学以成人：一直是哲学的任务，制定“世界主义”方案，成为国家、民族、人类合作基础
：您怎么理解这次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
卢茨-巴赫曼：这句格言是一个要求，也一直是哲学的任务。鉴于当前伴随全球化和人类共同发展而来的挑战，比如地球资源的过度使用、日益增长的贫困化和移民问题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仅仅是，但首先比如核武器——扩散带来的威胁，还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新形式的出现，就使“学以成人”成为一个要求：制定“世界主义”的政治方案。借此我们才能将这些问题和平地、社会地、公正地，也就是真正“人性”地解决。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国际合作与互动，我们要和平地开放我们的边界。人权的诉求，对我们以及一个新的世界政治方案而言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法权-政治导向。因此“学以成人”也意味着一个以人权为导向的世界政治方案和有约束力的法权规则，它应该成为国家、民族、人类全球合作的基础。
对欧洲哲学，可以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开始阅读，这样才知道后来的哲学家增减了什么
卢茨-巴赫曼的著作《全球化过程中的战争与和平》（左）与《伦理学》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对哲学感兴趣，您想对他们和读者说些什么呢?
卢茨-巴赫曼：就欧洲哲学而言，我建议：阅读经典，批判性地阅读！但不要从19世纪开始，而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包括古典晚期和欧洲中世纪。否则，你不知道从康德和黑格尔、皮尔士和维特根斯坦、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那里可以学到什么。另外，与过去的源头相比这些作者忘记或取消了什么问题。只有这样系统地做的才是真正的哲学。至少对我而言，有充分理由认为这是合理和重要的。
：您是否去过中国，对中国哲学有何印象和期待？
卢茨-巴赫曼：我曾经做客北京大学，那里开放的科学氛围和富于成果的讨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宝贵印象。我很乐于再次到访，不仅仅是北京，也要拜访一下这个如此巨大而重要的国度的其他地方。这样也能更了解中国哲学。
卢茨-巴赫曼的著作《通过法权达致和平》（Frieden durch Recht）与《世界国家抑或国家世界?》（Weltstaat oder Staatenwelt?）
：非常感谢您富有启发性的交谈。
（感谢上海交通大学高宣扬教授、德国美因茨大学博士候选人杨宗伟对前期联系的帮助。）
下期看点
25.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V·德贡布教授
*求学时代，只要求了解柏拉图、康德等观念论人物，为拓展视野自己看海德格尔、马克思
*受杜蒙著作影响，尝试着将语言哲学和社会学结合，分析“知识”“身份”“实践”等概念
*主张跳出“唯我论”，进入二阶的“普世主义”，强调创立同一种哲学语法解释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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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的指导
编辑：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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