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学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建安以后，文学参与着开创鸿业，这个新角色的获得，也让文学有了新面貌。文学作为一种宣传符号，在战争时代飞速成熟，这个事实不应因“文学自觉”的基调而被忽视。

从“文学的自觉”说起

从1927年鲁迅在广州发表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以来，“文学的自觉”就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命题。按照鲁迅的定义，所谓自觉，是指“诗赋不必寓教训”、“为艺术而艺术”。在这里，文学（“诗赋”）与儒教（“教训”）的对立，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学术史常规思考模式，在中古学术史研究领域，我们如今仍常看到文学盛因经学衰、史学盛因经学衰、子书衰而文章盛等等观点，其实都遵循着同一种“此消彼长”逻辑。

鲁迅对儒教约束文学的看法，当然是有证据可以支撑的，扬雄就说过“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所谓“则”，就是立正则，或者说就是要“寓教训”。但扬雄的话同时也说明，那种“丽以淫”的，即无教训、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自来有之，换言之，文学沾染儒风倒是个阶段性现象，无怪乎后来不断有学者将“自觉”时间自鲁迅规定的曹丕时代上移，乃至有了汉代自觉说、战国发端说、春秋自觉说种种纷争。

本文无意处理文学自觉问题，检讨这一段学术史，是想指出“此消彼长”这一叙述模式本身可能的缺陷：当使用这个模式时，我们已经默认了消减一方的强排他性，并且以此消为彼长的根本甚至唯一原因，但事实上这两者都是很难评估的。在儒教强势时，文学就不发达吗？那如何解释宋代文学的繁荣？在强势思想退潮后，文学就会自动发达吗？那为什么中古时期“自觉”的是文学、史学而偏偏不是直面思想的子书？这些问题都说明，“彼长”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而“此消”是一个太过简单的解释。

所以，重新回溯中古文学的产生，我认为“文学自觉”让其他影响因子多少被忽视了。事实上，在汉唐之间的数百年中，最显著的社会特征是政权林立，互相竞争，文学在这样的时局中，很难完全置身事外术而艺术。本文想说明的是，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分裂时期，文学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开发为一种宣传工具，中古文学也正是随着宣传功能的开发而开端的。

新文学功能的发现

宣传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本是宣布传达之意，但我们现在使用的“宣传”，意义已与古汉语不同。其西文原是不太常用的宗教词汇，有“传教”之义，直到一战，随着协约国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它才成为大众熟知的概念。成熟于战争的宣传，既对内更对外，要实现占据正义、鼓舞军心民心、煽动对敌仇恨、拉拢中立等等多重任务，还要对突发的具体事件给与解释。换言之，宣传本身也成为战争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诞生历程，让现代宣传概念比“宣布传达”适用范围要狭窄，但意义层次却更丰富。

尽管作为通行概念的宣传实属晚近舶来，作为现象的宣传却是自古有之，按照孙中山的说法，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在宣传。在政权分立时期，来自不同立场的言论确实可以放在宣传视角下解读，但在古代史领域，其实很难见到“宣传史”研究。1985年出版的郭志坤《先秦诸子宣传思想论稿》可能是迄今唯一的一部古代宣传史著作，但此书将宣传概念极度泛化，导致很多史料解读颇显牵强，比如“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也被视为一种宣传思想。而这也正可见，古代宣传史研究之所以不彰，史料匮乏是一大原因。

按照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的看法，所谓宣传，就是通过重要符号控制集体态度。符号，无论文字、图像、音乐还是概念、口号、象征物，构成了宣传活动的核心。尽管局限于史料，我们可能无法详尽勾勒早期社会宣传活动的执行过程和实施效果，但那些曾经使用过的符号多少还散落在文献中，可供后人追踪。而文学，就是这样的符号之一。

对于今日的读者，“一切文学都是宣传”已经是熟识论调，但文学介入宣传，或者说宣传介入文学，是从何时而始呢？无论对于宣传史还是文学史，这都是值得深究的话题。如果我们在比较狭义的层面上使用宣传这个概念，那么中古时期正是宣传文学的重要时刻。在此之前，尽管文学已经参与了“润色鸿业”，但它尚未在纷争世局中充当过利器。建安以后，文学就不止于润色已有的鸿业，它还参与着开创鸿业，这个新角色的获得，也让文学有了新面貌。

案例之一：曹操的周公乐府

在《三国志·崔琰传》“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条下，裴松之补充了两个故事：

太尉杨彪与袁术婚姻，术僭号，太祖与彪有隙，因是执彪，将杀焉。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太祖曰：“杨公累世青德，四叶重光，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之罪乎？易称‘积善馀庆’，但欺人耳。”太祖曰：“国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杀召公，则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缨緌搢绅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褰衣而去，不复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

袁绍之败也，融与太祖书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太祖以融学博，谓书传所纪。后见，问之，对曰：“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

这两个事件里都出现了“周公”，而周公正是曹操常用的宣传符号。朱熹说：

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

诗见得人。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

正如朱熹指出的，曹操不止一次在诗中提到周公，有的诗主题本离周公很远，于是周公被强拉进来尤其显得造作。如果从宣传学的角度审视这个现象，那么重复性正是宣传的特征：宣传符号要通过重复推送、不断灌输，才能产生效应。而为了实现有效推送，宣传场合、形式、媒介、渠道都需要优选。酒宴是相当合适的宣传场合，因为宣传者能对主题、受众、气氛有完全的掌握。虽然“周公吐哺”的求贤之意曹操也屡次在教令中表达过，但建立在多形式多渠道上的重复，可以收获更多样化的受众。

乐府显然是曹操重点依赖的宣传形式之一，和徒诗相比，乐府多了一重音乐因素，既作为配乐歌曲宣唱，也可以藉文本流传，可谓早期多媒体，具有很强的传播效力。除了乐府之外，曹操的教令也在推送周公：“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己亥令》）除了曹操本人外，他周围的文人团也在发声，比如王粲有“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公讌诗》）的诗句。总之，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宣传的多样化和持续性都是必要的。

比怎样推送更重要的是推送什么，符号的选择是宣传的核心环节。综合曹、王对“周公”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到这个符号适用性极强：它既用来表彰曹操廓清天下、再造汉室的功绩，又用来彰显曹操合法的摄政地位，还证明着曹操的忠诚（如果人们选择相信曹操，则曹操就是当代周公；如果怀疑，则更说明曹操是周公），并暗示着一种优惠的人才政策。事实上，能同时收获这些效果的宣传符号，也只有“周公”了，它显然是一个精心的选择，而不是毫无理由的集体用典偏好。

宣传符号的多重意义，往往是随着宣传侧重点的转移而生成的，毕竟对宣传者而言，当新的宣传任务出现，而旧的符号经再阐释后还可以继续使用，宣传成本要远小于启用新符号。“周公”的生命力就在于此，道理上说，从建安元年（196）献帝都许到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曹操受封魏王的20年中，曹操集团都可以从不同角度使用它，惟此前曹操尚无资格比附，此后再提周公就不合适了。前文引及的史料中，可以确知年代的有杨彪事件（建安二年，197）、甄夫人事件（建安九年，204）和《己亥令》（建安十五年，210），前后延续颇久。史料中最后一次出现“周公”符号是在建安十八年（213），这年曹操进爵为公，并接受九锡。册封诏书说：

朕闻先王并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宠章，备其礼物，所以藩衞王室，左右厥世也。

其在周成，管、蔡不静，惩难念功，乃使邵康公赐齐太公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世祚太师，以表东海。

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职，又命晋文登为侯伯，锡以二辂、虎贲、鈇钺、秬鬯、弓矢，大启南阳，世作盟主。

故周室之不坏，繄二国是赖。

诏书为曹操开国备锡找到的理据是齐、晋故事，但曹操为此发布的令却回应以周公故事：

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吾何可比之？

这个微妙的典故置换，与其说是辞让，不如说是对诏书做出的修正。曹操希望人们看到，他受到的待遇仍然符合一直以来的“周公”身份设定。所以在接下来的群臣劝进表中，周公和齐太公一样曾“大启土宇，跨州兼国”的故事得到了强调，而且该表还补充了“周公八子，并为侯伯，白牡骍刚，郊祀天地，典策备物，拟则王室，荣章宠盛如此之弘也”的信息，以便曹操父子在周公符号下继续开展更多的活动。

曹操进封魏公是对汉朝爵制的巨大破坏，正因为如此，周公的宣传反而要继续，惟将破坏包裹在稳定不变的宣传符号内进行，才能减少震动。非常有意思的是，到了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成为魏王，“周公”终于不再适用的时候，王粲立即写出了“昔人从公旦，一徂辄三龄。今我神武师，暂往必速平”（《从军诗》之二，约作于二十一年十月到次年春之间）的诗句，这不仅表明“周公”被抛弃了，也提示我们旧的宣传符号有时是以被超越的形式被抛弃的。

想要评估这场周公运动的实际效果，确实有史料困难。但是我们知道，一直到建安十七年，荀彧仍然认为曹操有恪守臣子本分的可能，倘不考虑宣传的影响，很难解释他的执念从何而来。另一个被宣传影响的人正是前文提到的孔融。成功的宣传符号会使受众产生条件反射式的联想，即使是那些理智上并不认可宣传内容的受众，孔融以“周公”借力打力、讽刺挖苦，就是这样一种条件反射。所以，了解“周公”的宣传符号性质，也才能感受到孔融做的两事会让曹操多么“不堪”。

在这个以“周公”为符号的宣传案例中，文学的贡献非常值得注意。虽然现在可知的参与文本不多，但它们正是被视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发端的那些作品。重新考察这些作品中的宣传因子，会让我们对很多旧问题有新认识。

曹操对乐府的偏好是众所周知的，这里面可能有个人兴趣因素，但更可能的是，曹操意识到并利用了乐府诗的多媒体性质。现存曹诗全部是乐府，主要分为三大主题，一是纪实，如《蒿里》《薤露》《苦寒》；二是政治愿景，如《度关山》《对酒》；三是游仙。这里面只有第三类是传统题材，而其中也出现了“不戚年往，世忧不治”（《秋胡行》）这样不传统的宣传语，至于前两类，则完全是新鲜的军宣文学和政宣文学。如果认识到这种新变，则前人就曹诗提出的一些内容和风格问题，如谢榛指出的“魏武帝《对酒歌》曰‘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坑流兵四十馀万”，胡应麟指出的“《雁门太守行》通篇皆赞词，《折杨柳》通篇皆戒词，名虽乐府，实寡风韵。魏武多有此体，如《度关山》《对酒行》，皆不必法也”，包括前文所引的朱熹的质疑，其实根本不成为问题。

同样该重新审视的还有曹操所谓“借古乐府写时事”的创作方式。过去我们或认为这与当时作曲家的稀缺有关，或认为这与汉乐府“感于哀乐，源事而发”的传统有关。从宣传的角度考量，直接利用人们熟悉的旧题旧曲填词，最简单的意图是提高接受度，因此这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或者音乐问题。

前文提到过，曹操的乐府和教令时有呼应，像《己亥令》和《短歌行》（周西伯昌）就有明显的文字配合。以文学来歌颂或阐释新指示、新精神、新政策，也是建安时代文学新变之一，但新变不止于此，在下面一组案例中我们将看到，文学的能力不仅在配合，它还在主动造势。

案例之二：宣传诗赋

正如战争史研究者指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战乱频仍，人们对作战过程的记载却极为匮乏，以至与欧洲古代战记形成鲜明对比。其实就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而言，战争主题并不缺乏，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长于描绘细节的赋来写作的。不过，从作家们“神武奕奕，有征无战”的战争定性，能看出他们不想把重点放在战斗本身。

在汉末动乱之前，帝国的战争文学多以颂体为之，它们写作于战事结束后，是一种通过渲染胜利来颂德扬威的文本。中平以后，军阀林立，时局瞬息万变，各路诸侯尚无精力在歌功颂德上大费周章，比起歌颂，他们更需要的是自我宣传，应此需求而诞生的宣传文学，就要完成前文所说的占据正义、鼓舞士气、煽动仇恨、拉拢中立，许诺和平等等任务。正因如此，实战描写比此前更减，基本是点到军威为止，倘迷恋暴力美学，反而是对宣传效果的损伤。

所谓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占据正义、师出有名才是宣传文学的基础任务。道义优势意味着对士人的凝聚力，而将战争的发生及其灾难后果归罪于对方，才能使民心的天平移向自己。因此在这类文学中，义正言辞的出师理由，比如“汉季世之不辟，青龙纪乎大荒。熊狼竞以拏攫，神宝播乎镐京。于是武臣赫然，飏炎天之隆怒，叫诸夏而号八荒”（陈琳《武军赋》，为建安四年袁绍易京之战作）或者“惟荆蛮之作雠”、“静乱由乎干戈”（阮瑀《纪征赋》，为建安十三年曹操荆州之战作），基本是不可少的。当然实际上参与逐鹿的任何一方都不比其他对手更正义，所有的义正言辞都是可以共享的，因此要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说到底全靠写作技术。

从这个角度来说，《蒿里行》无疑是最优秀的宣传案例。这首乐府针对袁绍集团而作的，因此连袁术的僭号，都被表述为袁绍之弟的僭号（“淮南弟称号”）。至于袁绍本人的恶行，即“刻玺于北方”，早先公孙瓒也有表奏，但与公孙相比，曹诗的新意在将袁氏的僭越举动与“白骨露于野”、“生民百遗一”联系在一起，这样再结以“念之断人肠”，敌我双方很自然地被置于罪恶与正义两极，吊民伐罪的意思就出来了。尤为巧妙的是，在这首诗里，曹操反袁的正当性丝毫没有被袁曹曾经合作过的历史削减，因为诗句告诉人们，袁绍是后来才堕落的（“势力使人争”）。可以想见，曹操提供的这种认知视角，将随着乐府诗的传播左右时人对他的观感，甚至对未来的选择。

而这些宣传造就的认知视角，影响还不止于当时，当胜利最终到来，它们还会被重新梳理整合，成为新的建国史。钟惺对曹诗有“汉末实录，真诗史也”的评价，这种印象其实得自于曹诗叙事与传世史料的一致性，但他没有注意到，曹诗其实是产生在那些传世史料之前的。曹魏政权建立后，朝廷制作了一套鼓吹曲词，其中第二首《战荥阳》云：“同盟疑，计无成，赖我武皇，万国宁。”第四曲《克官渡》云：“旧邦萧条，心悲伤。孤魂翩翩，当何依。”这和《蒿里行》的叙事视角高度一致，可见曾经的宣传文字已经凝固下来，成为权威历史叙事，并进而影响着王朝史的编纂。

和东汉征伐颂文相比，建安后的军宣文学要为战事助威，不可能时时待凯旋而后作。于是文人每“载笔而从师”（徐幹《西征赋》），以现场生产战地文学。建安十三年曹军南下荆州，阮瑀、徐幹、曹丕都随军并有创作，这些热情洋溢的作品虽然因旋即而来的赤壁大败略显尴尬，但它们还是可以证明，曹方的宣传战是积极而出色的，尤其是团队批量创作的出现，说明当时的宣传战已颇具规模效应。

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它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这在一方面决定了军宣文学“有征无战”、略于战斗场景描绘的写作方式，另一方面也给了军宣文学更大的政治野心。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张鲁，还师后进封魏王，旋即又征孙权，南下途中在故乡谯县暂驻。这个过程，王粲以《从军行》五首纪之，其中最后一首专写谯县事。如果没有这组诗，史料呈现的征张鲁和征孙权更像两个孤立的军事行动，曹操封王和还谯之间也没有明显关联，但王粲提醒了我们，这一系列动作都围绕着封王建国的政治主题展开的。在魏国甫建之际，王粲作为王国首任侍中，创作一组自成规模的乐府，以美魏王前后武功，最后又落脚于龙兴之地，其造势意味相当明显。诗中“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犂。孰览夫子诗，信知所言非”（其一），“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其五）这样的句子，虽然因为既扮演宣传者、又扮演受众而显得太过直白，倒也让人对宣传的意图一目了然。

对宣传史研究而言，受众研究本应是十分重要的内容，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作者会像王粲那样透露他预设的读者包括哪些人。尽管如此，受众的意识对我们理解宣传文学是不可或缺的。钱锺书曾质疑丘迟《与陈伯之书》的实际效果，因为陈伯之闾里无赖出身，行伍起家，原不识字，给一个看文件都得秘书翻译的人送一封华美骈文，能有什么作用呢？但南方抛出这封信，预设受众未必只是陈伯之，毕竟那些已经在北方、未来可能到北方、甚至只是动了入北念头的南人，都可能成为“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读者。

宣传、文学与文学家

毫无疑问，宣传给文学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东西：技能，题材，资助，甚至地位。宣传依赖文字的感染力，于是会刺激写作技术的开发；宣传依靠重复以巩固扩大影响，于是会刺激作品量的增长；每一次宣传的具体目的，则会引导文学的题材及其处理方式；宣传也使作家有了安身立命的方式，倘行有余力，他们还能写出今日我们视为“自觉”的作品。

但是，宣传对文学的推进是有限的，因为作者总会尽量利用受众熟悉的旧有形式创作，如果不敷使用，则或酒瓶新酒，或移花接木，并不会像文学内在理路所引发的革命那样，使文学面貌一时焕然。而宣传带给文学的负面影响也相当明显：在审美层面，宣传让文学既难摆脱直露，也难摆脱矫饰，甚至结合出一种直露的矫饰；在技术层面，宣传迫使文学在立意措辞上用尽机巧，而这些机巧进一步加重了它的矫饰气息；至于成为宣传工具的作家群体，他们的个体人生也将受到深刻的影响。

文学家和宣传活动的关系，这里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如前所述，建安时期发生的多场战役都有搭配宣传的赋作，现存有出自袁绍集团的作品，也有出自曹操集团的作品。袁曹之后，用赋给主将打宣传的做法仍被军阀霸府继承下来，像司马颖手下有陆云写过《南征赋》，桓温手下有袁宏写过《北征赋》，刘裕手下有傅亮写过《征思赋》。《世说新语》记载了涉及《北征赋》的一些细节：

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桓温不仅亲自下任务，亲自指定作者，还亲自组织审核，可见这类人物对宣传的重视程度。继桓氏而霸的刘裕更完全依靠征战收获资本，因此更需要这样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背景下，谢灵运的《撰征赋》就显得颇为奇怪，理论上说，这篇文章重点应该在为北伐做宣传，但它实际上却被写成了纪行赋。为战争而写的“某征赋”，和写个人行旅见闻的纪行赋（比如《文选》收录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潘岳《西征赋》）确实标题雷同，为此宋代学者还特别做过辨析，说明“征”字有征伐、征行二义，不可混淆。但这是只有读者才会产生的误解，作者总是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应该写什么，谢灵运的处理方式，更像是在偷梁换柱。桓温和袁宏之间，刘裕和谢灵运之间，都没有很和谐的关系，但当一方有宣传需求，另一方亦很难脱身。在一个文人不自由的时代，文学是很难在一个较高程度上自觉的。

总而言之，“宣传”是中古文学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它依赖和带动文学，也激励和困扰文学家。而文学作为一种宣传符号，在战争时代飞速成熟，这个事实不应因“文学自觉”的基调而被忽视。中古时期是文学与宣传的第一次碰撞，宣传介入文学，但并没有占领文学。随着历史的发展，战火的再燃，这种碰撞还会继续，还会激烈，新的文学形式，新的作家处境，还会随着新的宣传任务而生。（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师）

作者：于溯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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