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athan Treff
Genomic Prediction 的 CEO 是来自丹麦的信息生物学家 Laurent Tellier,副总裁则是公司联合创始人 Stephen Hsu。
Tellier 和 Hsu 两位都曾与中国进行过基因工程方面的项目合作,而且该项目的研究目的就是为可能对一个人的数学才能造成影响的基因进行测序,并希望借此进一步探索基因对智力的影响。
Genomic Prediction 成立于 2017 年,并在硅谷完成融资,但公司拒绝透露资方信息。
公司成立时的计划是为进行实施试管婴儿的医生和父母提供报告,来预测胚胎患上各种疾病的可能性,比如糖尿病、骨质疏松症、精神分裂症、侏儒症等。
至于如何对待这些报告,则看医生父母的选择了。
但现在来看,进展似乎比他们预想得要快很多,而对普通大众来说,一个艰难的选择也离我们越来越近。
▲Genomic Prediction 的 Logo
试管婴儿:如何面对创造更“完美”生命的欲望?反对声肯定是有的。
“如果我们认为包容性和多样性是社会进步的衡量标准,那么智商筛查建议就是不道德的,必须进行广泛的磋商”,Do not Screen Us Out 的 Lynn Murray 说道,该组织反对唐氏综合症的产前检测。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遗传学家 Peter Visscher 认为,使用这些方法来选择被预测具有更高智商的胚胎的想法“令人反感,但在技术上是可行”。
“这可能会引发一些其它的问题”,在 Geisinger Health System 从事生殖遗传学研究的伦理生物学家 Michelle Meyer 说道。
“每个胚胎的基因组档案呈现在你面前。而你只要翻翻这本书来挑选胚胎。”想象一下,父母会选择像妈妈一样的最有可能进入哈佛的胚胎,还是选择像爸爸一样高大威武的胚胎?
对于这一次的主角 Genomic Prediction 来说,这些问题将会特别突出。因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Hsu 似乎一直青睐基于高智力基因挑选出来的胚胎。
2014 年,Hsu 写了一篇题为“超高智能人类即将到来”(Super-IntelligentHumans Are Coming)的文章。
他在该文章中提出,基于高智力基因而挑选出来的胚胎在发育成儿童后,其在智商测试中的成绩可能会提高 15 分。
可以在 Hsu 的博客和公开声明中看出,他多年来一直在希望扩大这种测试的用途范围。
“假设我可以告诉你 4 号胚胎将是身高最高的,3 号胚胎将是最聪明的,2 号胚胎将是非常反社会的。
假设报告中的粒度级别(level of granularity)是可用的”,早些时候他在公开场合上透露,“这就是我们不远的未来,它将在这里发生。”
而回顾试管婴儿技术整整 40 年的发展,它向全人类提出的问题也越来越拷问人性。
试管婴儿技术主要包括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2010 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颁给了生殖医学和体外受精的先驱——英国生理学家 Robert G. Edwards。
据统计,2012 年的时候全世界已有 500 万儿童是通过体外受精和其他辅助生殖技术出生。
体外受精技术的出现,的确解决了不孕症的问题,这一点的价值也是毋庸置疑。
在以往,体外受精的主要争议在于,为了满足试管婴儿的成功,往往会进行多个受精卵的培养。如此一下,对于多余胚胎的如何处理,就变成了一个棘手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进行体外受精时,人们可以在胚胎移植前,对其进行遗传学筛查,以避免一些严重遗传病的出现。
但是这一过程也引起了人们对于改造生命的恐慌,毕竟这一过程相当于是人为干预了生命的公平进化。
不仅如此,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突破发展,人为主动地去利用基因编辑改造一些胚胎,也成为了可能。
人们不只能够筛选出那些没有遗传疾病的胚胎,筛选出智商更高的胚胎,还能够去创造出更“完美”的胚胎和生命。
但是,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突破发展,人为主动地去利用基因编辑改造一些胚胎,也成为了可能……
这其中的争议,已经超越了伦理道德本身,变成了一种对未知的恐惧。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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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颖婕 谢婉吟(实习)
责任编辑:唐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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