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第一”为上海红色文化注入奔腾不息的理想动力

《曙光——中国共产党成立（上海）》石奇人绘作品以艺术笔法定格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历史时刻。作者根据史料，如实再现了当时十几位创始人召开会议时环绕长桌而坐的场景。

新年的第一天，报推出《红色文化·记忆》特刊，重温上海诞生的“红色第一”，再次走进遍布城市的红色场馆，回望一百年前从黄浦江畔出发寻求真理的年轻背影……

梳理上海的红色文化资源，使其成为具标识度的“上海文化”金色品牌，不仅是党的初心和使命的一份见证，更勾勒出上海这座城市的成长轨迹——回望过去，上海是党的诞生地，是红色文化浸润的革命之城；关注当下，上海是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发展起来的排头兵先行者；眺望未来，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从首创、奋斗、奉献的建党精神中汲取营养，传承红色基因和优良传统，必将激发我们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

上海，一座红色文化浸润的城市。

深厚的革命历史传统孕育出的红色基因，流淌在城市的每一处血脉之中。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而在党的创建过程中，上海诞生了许多“第一”：中国现存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标志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完成的第一部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在上海制定和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

上海创造出诸多“红色第一”，并非偶然而是历史必然。有学者说，上海的地理因素创造了对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政治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在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交通通信上，上海也拥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比较优势，而上海城市文化的性格也使得上海具有非常强的包容度和创新性。

今天，回望这些“红色第一”，能让我们更了解这座由红色文化滋养的城市。

1920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诞生

——从一本宣言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

1899年，上海《万国公报》在第121期刊载了《大同学》一文，首次用中文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被中文刊物介绍。

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诞生在上海，同年，第一本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办于上海。同样在上海，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改组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此外，上海还有《时事新报·觉灯》《星期评论》《太平洋》《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等名刊，构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甜”，说这是“真理的味道”，这则故事如今已传为佳话。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有一件十分重要的展品——1920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

1920年初春,陈望道回到家乡浙江义乌进行《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4月下旬，陈望道终于完成这部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同年8月,《共产党宣言》初版印刷1000册（红色封面），9月份再版1000册（蓝色封面）。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有力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其中，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初版本全国仅发现11本，十分珍贵。

1919年6月，《星期评论》周刊在沪创办。《星期评论》编辑部深感尽快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完整地译成中文“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急切希望译出《共产党宣言》全文。此时，邵力子推荐了陈望道，因为陈望道不仅思想进步、精通日文和英文，而且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识。

陈望道是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开始秘密翻译工作的。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他避开亲友邻居，躲在老家柴屋里，在泥地上铺几捆稻草当作凳子，再将一块铺板搁在两条长板凳上，既当书桌又当床，专心致志地投入翻译工作之中。陈望道根据《共产党宣言》日译本、英译本，并借助《日汉辞典》和《英汉辞典》翻译。

翻译期间，陈望道十分忘我，母亲递给他粽子和红糖，他竟然错将墨汁当红糖蘸粽子，吃得满嘴漆黑。1920年4月底，陈望道完成了翻译任务。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中译本在上海问世。首版本的售价大洋一角，印数1000册，很快售罄。9月，又印行了第二版。这两版《共产党宣言》已成为非常珍贵的文物。

1920年9月印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是由一位共产党人的老父亲放在衣冠冢中保存下来的。这位共产党人叫张人亚。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张人亚决定冒险将手中的文件书刊从上海秘密带到宁波镇海的乡下，托父亲张爵谦秘密保管。1927年冬，张人亚秘密回到老家。张人亚的侄子张时华后来回忆说，爷爷张爵谦是个普通农民，但生性耿直，机智勇敢，对革命有觉悟，对伯父的革命工作很支持，老人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张爵谦先是把这包东西藏在自家菜园里。接着为二儿子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穴。张人亚一侧的墓是衣冠冢，放置的是空棺。张爵谦就将文件书刊用好几层油纸包扎好，藏进空棺埋入墓内。

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带病从瑞金赴福建长汀检查工作，途中因旧疾复发无法救治殉职，时年34岁。苦等儿子的张爵谦，一直守着秘密直到1950年。老人打开衣冠冢，将文件书刊取出来。之后，将三儿子张静茂从上海叫到镇海，向他讲述了20多年前的这个秘密，并要他把这些文件书报带回上海，交给党组织。

如今，这批文物分别由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珍藏。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以及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淮海中路567弄6号，原霞飞路渔阳里6号原为戴季陶寓所，1920年春戴季陶迁出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杨明斋曾在这里筹设“中俄通讯社”，这是建党前夕上海共产主义者重要的活动场所之一。

1920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

——从开天辟地前奏到“红色第一”集中出现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影响也最大，它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也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在上海创建。同样在上海成立的还有党领导的第一个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所工人学校上海工人补习学校“半日学校”，党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等。

数个“红色第一”集中在上海出现，奠定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重要位置，成为不可替代的红色基因。

老渔阳里2号，改变中国历史“开天辟地”的前奏，正是在这里完成：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里诞生，一大召开后，这里则成为党中央机关的所在地。

随着陈独秀南下上海，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北京再迁回创刊地上海。据史料记载，从1920年4月到1922年10月，《新青年》在老渔阳里2号共出9卷54号，事实上担任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的角色。

仿佛有着神奇的磁力，这里先后聚集了李汉俊、俞秀松、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李达等一批新文化运动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在老渔阳里2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经酝酿筹备，1920年6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当时暂名“社会共产党”，8月定名为“共产党”。因其在党的创建中发挥了组织发起的作用，史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联络指导下，仅用大半年的时间，武汉、北京、长沙、广州、济南各大城市，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纷纷成立了早期共产党组织。

毛泽东曾经在1920年来上海时到此拜访陈独秀，他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曾说：“我与他（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说，老渔阳里孕育了党的诞生；新渔阳里则孕育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发起成立，俞秀松担任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1920年9月，这里挂出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牌，对外称：“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其实，这是党开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用学外国语掩护革命活动。当时，学员主要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或青年团推荐，每月的生活费只有五元六角，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内心富足、信仰坚定，有时节衣缩食，五个人分吃四个人的饭菜，用省下的那一份饭钱购书买报。半年后，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等20多位学员分赴苏联学习，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国革命的骨干。1920年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在新渔阳里6号举行发起会，一个多月后正式成立。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第一个群众组织。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党的初心之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孕育、诞生。说到孕育，渔阳里无疑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历史交汇点。”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认为，如果说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的“产房”，那么，渔阳里则是“十月怀胎”之地。

1921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出席代表13人，大会制定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1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指挥机关成立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在北成都路19号C(今成都北路899号)成立。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它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

1922第一部党章在党的二大上通过

1922年7月16日，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会议通过了我党第一部党章。

1925第一次明确提出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召开。

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

1927党的第一个政治保卫部门“中央特科”创立

中央特科是我党的第一个政治保卫部门，1927年至1935年在上海设立，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专职开展隐蔽战线上的斗争。

中央特科先后成立了四个科，其中最有名的要数第三科“红队”，也叫“打狗队”，主要工作是采用暗杀方式惩处叛徒。这是一支精锐的小型武装部队，成员主要来自过去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还有些来自北伐军，都有过战斗的经历，其中有不少人是神枪手或爆破的能手。

在1929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顶点，拥有的40多名行动队员，每人都是神枪手，都会驾驶汽车。他们的装备除了各种型号的手枪，还有化学手榴弹。这种手榴弹会让人流泪睁不开眼，如遇追击，可以阻滞敌人。此外，“红队”还可以从外面调动武器，甚至机抢，因为当时特科的情报科在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建立有联系。

1935《义勇军进行曲》首次唱响

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首次在上海唱响。作为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引起轰动传遍全国。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

作者：李婷

制作编辑：童薇菁

责任编辑：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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