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五讲 | 黄平：中欧关系，行百里者半九十
【导读】1 月 20 日，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做客“新时代大国外交” 系列演讲第四讲， 主讲 《中欧互通： 互动中的伙伴》。下文为讲座见报内容。
“欧洲一体化”往前，还是放缓？
“欧洲”的五个层面：重叠、累加、多重意义？
在我看来，“欧洲”有好几个层面。
第一是历史的欧洲。欧洲在近代世界史上曾经很辉煌，甚至也是今天中国还正在努力奋斗着的现代化的第一个模板。第二是地理的欧洲，或空间的欧洲。它在七大洲五大洋之列，历史上曾连着俄罗斯。第三是正在一体化中的欧盟，即现在英国要脱离的那个“欧洲”。第四是与欧盟有交叉关系的欧元区的“欧洲”。第五是有交叉的申根国家。
所以，“欧洲”是一个重叠累加和多重意义的欧洲，非固定不变，非当初供我们赶超、学习，将之当作“老师”的那个欧洲。
“一体化”：制度、规则、法律的一致？
欧盟最重要的事是“一体化”，从酝酿至今走过六十余年。在“稳步”推进过程中，如今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逆一体化”，即英国将要退欧，在3月29日就会发生。何谓“一体化”？欧盟只有15国时，欧盟主席普罗迪来中国社科院演讲。我请教他：您脑袋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难题是什么？他说：我最头痛且还远远看不到头的事，就是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已解决的“书同文、车同轨”，即制度的一体化。又过几年，欧盟已由15国扩展为25国，欧盟主席巴罗佐来演讲。我提问：“究竟您理解的一体化是什么意思？”他反问我怎么理解。我说，欧洲是世界上第一轮孕育出形成现代国家或者现代民族国家的地区，它也是第一个试图让渡部分主权、形成这样一个区域性的联合体，最重要的是在制度、规则、法律层面的一体化，即，在预算、财政、货币、金融等领域的统一标准，而不是数量上的扩张。
“尚未完成的工程”还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过一个命题：“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隐含意思是它能完成。欧洲从十八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法国革命开始有这套现代性制度，包括财政、审计、税收、司法、教育、医疗、养老等等。“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是汤姆·克鲁斯演的系列电影名字，英国脱欧只是现象，是否意味着“一体化”该放慢还是根本就不可能完成？是不是慢也有慢的好处？周总理回答基辛格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时曾说“法国革命到现在不到两百年，要回答它还为时太早。”今天，这句话在法国思想界、理论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名言。“才200年”，还不好评价，何况才60年呢？
欧洲一体化究竟是往前呢，还是放缓？确实也是一个问题，一个真问题。
欧洲今天所遇到的挑战大多属于“未能预期到的后果”？
欧洲的挑战？经验、制度、认知层面的解读
欧洲今天遇到了哪些挑战？首先，从经验层面看，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运动，此前的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希腊债务或者主权债务危机、还有恐怖袭击等等。十八大以后的五年中的每一年，我们都带着四大伙伴关系——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的全方位合作方案，包括新型城镇化，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走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等方案，去布鲁塞尔或在北京参加一年一度中欧领导人峰会。可对方的兴趣常常就在当年的焦点事务和危机上。
其次，是不是制度层面也有问题？在制度设计上，经济一体化要有统一的财政是最起码的，设计层面是否需要检讨，或可以改进？
再次，在认知层面上，最近，在重大的国际场合，美国政府居然把欧盟列为一般性的国际组织。欧洲是出思想和理念、主义的地方，18世纪以来，欧洲出现的现代制度和现代科学相随而行，是对确定性的寻求，而当今最大的确定性恰恰是不确定性，它本身成了常态，如果是这样，我们对危机、风险、挑战、“黑天鹅”是否该见怪不怪？
“未能预期到的后果”如何产生？
这些挑战是 “未能预期到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这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经默顿发展，再被吉登斯用作一个关键性的分析概念。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最关心的是战略意图、能力／实力和权力比对，社会科学其实对意图不那么在意。因为每个人都有意图而且时刻都在变，最重要是每个个人的意图，也与其他人的意图不断互动着，更与其所处的语境、社会关系、历史背景互动着，结果就会出现“未能预期到的后果”，最深刻的原因在于每个人的理解（甚至也无所谓理解正确／准确与否）就会影响社会中之一员的行为，最后一定是综合的，就是恩格斯讲过的无数“合力的结果”。
卡梅伦并不真想脱欧，马克龙没想到燃油税会惹出如此之大的“黄马甲”运动，就像撒切尔夫人当年加了几十镑的“人头税”，就被党内老臣质疑导致下台。
中欧关系：不确定性世界中的一个确定性？
不确定的是否反而更有希望？
今天，我们不是处在“历史的终结”，也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沃伦斯坦所说的“18世纪以来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世界正在走向终结”的时代。或者，吉登斯所说的“远离我们而去的世界”。其实，真问题是，18世纪以来的那套知识体系走向终结了，从二十世纪前七十年代开始，就进入利奥塔所写的《后现代条件的状况》，进入了不确定和高度碎片化的时期。
1945年二战结束后，欧洲人痛定思痛，再也不能打仗了。战后也确实换来了七十多年的和平，社会发展了、繁荣了，住房、医疗、教育、养老都在解决之中，尽管也有老龄化这样的巨大挑战。冷战后,美国有“一超独霸”的短暂幻觉，也遇到过“9·11”等小挑战。
但现在，不但非洲的贫困／发展问题没解决，中东也越来越乱，还有各种地区矛盾和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气候变化、疾病传染、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等。他们不需要组成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和国家，就能通过包括微型极端行为造成大的后果，比如最新的“黄马甲”运动蔓延不息。这样的挑战是当前对全人类最普遍的挑战，也是几百年从来没有过的挑战。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大变动时期才有的社会失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灵、精英失职。
不确定性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从国际关系而言，就是世界秩序重新洗牌、重新组合，不仅有挑战，也有危机、有陷阱、有难题。
在博弈中，非西方分量作为参与者逐渐壮大，甚至也开始参与规则制定，权重越来越高，这也是百年来的第一次，所以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信息化时代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参与者，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包括了斗争，不仅是辩论要不要抛弃零和游戏，不仅在谈判中坚持互利合作而不是冷战思维，这是必然包括伟大斗争的新时代。
中欧关系的确定性
中欧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里最重要和确定性的关系之一。一方面，彼此有巨大的互补性；另一方面，欧洲的经验、个案、内部不同的发展模式，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有借鉴。中欧关系更大的确定性在于中国本身的方向、目标、任务、路线图和背后的指导思想，而欧洲的一体化也还是基本确定的。
下一步，中欧之间少不了沟通、切磋。新时代的中国如何与新问题不断的欧洲相处？如果欧盟是继续朝着繁荣稳定、和平的一体化方向走，中国都将是与它相向而行的最大的地区大国，而欧盟也继续将是西方的最大区域联合体、最大的市场、最大的和平力量。如果这个是确定的，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就不仅能维护，还能推进。
中欧关系中的不确定性
但目前确实也有相当多的不确定性。直接地看，特朗普去年在世界范围内挑起贸易摩擦，先和加拿大、墨西哥签自贸协议，再和日本、韩国，下一步和欧盟。欧洲和特朗普老说不能只是自由贸易，还要搞所谓的公平贸易。
其次，欧盟对于原来的平等伙伴关系，变成要建立“对等的关系”。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第一要务，而欧洲已处在高现代性甚至后现代化的阶段，怎么完全对等呢？这就是规则层面的不确定性，背后支撑的是规则和欧美在基本制度和价值方面的一致性。
第三，欧洲最近提出“多速欧洲”。欧盟2016年发布《欧盟安全战略》，其中包括共同的防务、共同的外交。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欧盟内部各国也有分歧、矛盾，小布什时期明确说更愿意和“新欧洲”玩，不愿意跟“老欧洲”玩。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上和我们合作较多，他们有大量的经济、投资、贸易需求，但安全上，在苏联解体后纷纷倒向西方，又处在俄国所谓的威胁阴影中，而美国走向“新孤立主义”，连北约国家的安全保障费都不愿继续承担。所以，一体化不止来自外部挑战，也来自内部分化，“多速欧洲”的提出是想在内部有所区别。
同时，客观上中国越来越强，一些欧洲国家的所谓猜忌、疑虑也在增加。“我们承认一个中国，但我们也是一个欧洲”，“一带一路”和“16+1”是不是在分化欧盟？从学者智库到政要，都有这种说法。我们邀请他们参与“一带一路”或做“16+1”观察员，逐步化解这种疑虑。以“匈塞铁路”的合作为例，匈牙利是欧盟国家，欧盟担心有猫腻，检测发现完全符合欧盟规则，后又说中匈塞三国要面向全世界招标。这些都需要时间来化解。
总之，中欧关系，用中国的“行百里半九十”来形容，一百里路，走完九十里才走了一半，那最后十里愈发艰难，因此愈发要走好、走稳、走顺。【本系列讲座由报社和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主办。 演讲 音频请登录文 汇微电台 （App 喜马拉雅·听-搜讲堂 2018）收听。】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李念 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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