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提到的赵奢奉公执法坚持收税于平原君家的故事，曾登上邮品。（本报资料图片）
《资治通鉴》是宋代司马光所编撰的一部史学著作，记载了1300余年的中国历史。由于司马光是政治家，因此他笔下的历史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的智慧。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姜鹏解说《资治通鉴》的这本《德政之要》，即着重揭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表达的如何施行德政的关键点。
《资治通鉴》中究竟蕴含着哪些治国理政的智慧？
《德政之要》参照《大学》进行编排，分修身、齐家、治道三个层次，从《资治通鉴》中选取若干正反两方面的故事，从个人小我的修身讲起，逐步扩大到一个家庭或家族的治理，再进而扩展到为政之道，由己及人，由内向外，揭示为善可以致宦通显、青史留名，为恶则导致身亡家破、遗臭万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以加强个人道德修养贯穿全书始终。本书深入剖析了《资治通鉴》的格调与格局，以主题的形式解说千余年间历史因革、兴衰成败，可以使读者对《资治通鉴》和中国古代历史有宏观的把握和具体的领悟。
杨震密室拒金，独处也要自我约束
中国传统修身理念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词汇：慎独。如果从切合现代人生活、工作的角度对之进行取舍，可能有两个层面的含义是非常关键的。其一，君子独处之际，即便他人无法看到、听到你的言行，也应恪守道德、法纪的准则。其二，君子应该在他不闻不睹（或因未知，或因没有显性约束力）之时保持戒惧谨慎，恪守规范，不妄言躁行。“慎独”的这两层含义，都值得处于现代文明中的人，结合自身在生活、工作中的行为操守，认真思考，细细品味。
如何从古人的行事中理解“慎独”的意义？让我们从一个发生在东汉时期的著名故事讲起。杨震贫而好学，笃志不移，久之声望崇高，甚至被当时人誉为“关西孔子”。杨震前去东莱赴任的途中，经过昌邑县，县令王密恰巧是他之前在荆州刺史任上提拔荐举过的故旧。王密自然要趁这个机会前去拜谒恩公。在杨震下榻处坐至日暮，王密忽然拿出十斤黄金，要赠送给杨震，以回报杨震的知遇之恩。杨震说，我举荐你，是因为我了解你，你怎么一点儿都不了解我呢？言下之意是说，我举荐你难道是为了贪图你的回报吗？王密对杨震的品行自然是了解的，但他却对杨震说，现在天已经黑了，此间也无外人，您就收下这些吧，不会有人知道的。杨震回答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无人知晓呢？于是王密羞愧地退了出来。这就是“杨震拒金”的故事。王密后来的行为也很有意思，他受了杨震的教育，并非仅仅止于惭愧，而是将这十斤黄金拿出来建造了“四知堂”，以杨震所说的“天知、地知、我知、子知”来警醒自己和世人，不要因为侥幸人不知而去触犯道德、法纪。
这是一则体现君子慎独的典型事例。我们可以将古人常说的“道”解释为一套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在古人看来，若想成为一名所有行为都合乎伦常规范的君子，就应该让“道”成为自身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把它视作外在规范。俗语常说“君子不欺暗室”，这句话正可以作为“慎独”的简易解释。一个正常人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繁华闹市之中犯奸作科，因为他知道被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所有不恰当的行为都会得到及时的惩罚。但同样的人，同样的事，换一个环境，情况就可能大不相同。当一个人处于没有任何监控的环境中（暗室），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或是金玉满匣，或是玉体横陈，他是否还能像在大庭广众之下那么安分守己？能，还是不能，正是区分一个人是否真正具备品德的分界线。
古人讲“慎独”，并不是要以自我道德约束代替外在的法制约束，而是措意于自我约束与外在约束间的相辅相成。一个没有自我约束力的人，可能在外在约束对他起作用之前，就已经自弊了。尤其是对身处权位的人来说，时时会受到巨大的诱惑。故而传统智慧中，对于官员的品德要求总是高于对普通人的要求。
宽厚娄师德，勤谨修德，狄仁杰自愧不如
包括武则天统治时期在内的整个唐代，济济多士，名相辈出。曾在武则天时期担任宰相的娄师德，论能力，不见得能在这些宰相中跻身一流。但这位娄师德有能力之外特别值得称道的一面，那就是他宽厚而又有点独特的品格特性。
被《资治通鉴》选来为娄师德盖棺定论的，是发生在他和唐代名相狄仁杰之间的故事。
狄仁杰的才能、功绩广为人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武则天之所以起用狄仁杰为相，娄师德起了很大作用。推荐狄仁杰，说明娄师德能识贤，但这件事还有更值得一提的一面：娄师德向武则天推荐完狄仁杰之后，对谁都没提起过，甚至连狄仁杰本人都不知道娄师德是他的伯乐。
狄仁杰的确有才，但有时也难免心高气傲，他觉得娄师德无非是个不愿得罪人的好好先生，没什么能耐。所以两人同时为相的时候，狄仁杰打心眼里瞧不起娄师德。狄仁杰对娄师德的态度逐渐被武则天发现了。有一次武则天找狄仁杰谈话，直接问他对娄师德的看法。武则天首先问狄仁杰，娄师德算不算贤人？狄仁杰回答说，娄师德行事谨慎，做个边将能确保边境安宁，至于贤不贤，我就不知道了。狄仁杰的这个回答其实是否认娄师德为贤。武则天继续问，那你觉得娄师德是否有知人之明呢？狄仁杰回答说，我跟他同事过，不觉得他有知人之明。武则天继续问道，狄卿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做宰相嘛？狄仁杰说，当然是因为陛下知人善任啊！武则天笑了，说要不是娄师德极力推荐你，我可还没想到要重用你呢，从能推荐你这点来看，娄师德应该算得上知人吧！听完武则天这番话，狄仁杰先是大吃一惊，继而羞愧难当。后来狄仁杰经常对别人说，娄公的盛德岂是我狄某人能望其项背的，我蒙他包容很久了！
娄师德能做到宰相，靠的不是运气，也不是畏畏缩缩的“一团和气”，这人是有真本事的。武则天掌权以后，娄师德受命主持边境屯田事务。娄师德身穿皮袴，亲自率领士卒开垦荒田。最终实现储积粮食数百万石的目标，使得边军军粮充足，既减轻了国家负担，也减轻了百姓转运粮草的差役之苦。这些实实在在的功绩，都为娄师德拜相奠定了基础。
宰相是官僚生涯的顶峰，多少人求之不得、得而难舍。所以历史上很多名臣和有作为的宰相都难免犯这样的错误：为争取相位或保住自己的相位而嫉贤妒能。娄师德不这样，毫无嫉贤妒能的私心，又有识别贤才的慧眼，故而向武则天保荐了狄仁杰。这是娄师德的第一层德。从后来事情的发展来看，娄师德推荐狄仁杰，除了武则天外无人知道，说明娄师德从未以此向狄仁杰示恩，这是娄师德的第二层德。后来共事过程中，狄仁杰居然还排挤娄师德，娄师德还是没去向狄仁杰说出自己曾保荐他的真相，也没有因此怨恨狄仁杰，这是娄师德的第三层德。娄师德在行事风格上勤谨踏实，不像狄仁杰等名相个性鲜明、锋芒犀利。但娄师德的德养却是澹然渊渟，深不可测。正是因为深厚的德养，才让不可一世的狄仁杰深深折服，也赢得了武则天的尊重。娄师德不是个乡愿式的好好先生，他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人，他为当时的国家、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样的人如果抱定任人误会也决不与之计较的原则，那就不会是因为懦弱、退缩而不肯有所坚持。《论语》开篇不就说了吗，“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娄师德的品行已经远远超出了孔子的这一“君子”标准。
若论才，娄师德其实并非无才。《资治通鉴》对其人生事迹的挖掘却并不太在意才能层面，而是把重心放在品德层面。这符合《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的一贯思想：品德的重要性永远在才能之前。品德也像才能一样，可以分出很多层面。前一部分谈修身，主题就是如何从多个层面丰富自身德行。其实在齐家的问题上也一样，负有齐家责任的家长，在把握子弟教育，或者家庭、家族风格走向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德”字放在最关键的位置上，当然前提是自身有德养。一个健康幸福的家庭，或一个成功的家族，需要很多因素。既要注重培养子弟的才能，又要一定程度上注意财用，还有人际关系、社会网络的经营等等。当对“德”的要求与其他因素发生冲突，应如何抉择？这是古往今来多数家族领袖都会碰到的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往往一个决定就会影响家族的整体命运。
历史上的治国精髓：当政者必须奉公守法
春秋末期韩赵魏三家分晋，韩氏家族参与瓜分晋国之后升级为韩国，出现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韩昭侯。韩昭侯重用一个叫申不害的人治理国家。申不害非常有才干，治理韩国十五年，成效卓著，使得韩国“国治兵强”。申不害治国的核心概念就是一个“法”字，处处落实依法治国，在各个领域都做到法令严明。在从春秋向战国过渡的阶段中，很多诸侯国被淘汰，只留下为数不多的几个诸侯国仍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最具有代表性，就是人们熟知的“战国七雄”。综合观察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在那个时代存活下来的强国，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及时进行了法制改革，在法制环境下推进官僚队伍建设，打破官爵世袭制，使得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所谓“七雄”，都是转型成功的国家。帮助韩国成功转型的，当然就是申不害。
仗着有这样的功劳，申不害就向韩昭侯提了个小小的要求，想为他一位堂兄谋求一官半职。申不害本以为这是件小事，韩昭侯肯定会答应。结果却出人意料，韩昭侯非常干脆地拒绝了他。申不害因此有些怨气。韩昭侯非常从容地反问申不害，你曾经教我治国的方法，要重视人们的功劳，根据功劳的大小施行赏罚。这一整套治理国家的法令制度，是你亲手帮我制定的。你的这位堂兄，没为国家立过半分功劳，你却要求我给他官职。那么请问，我现在是应该废除这套法令，满足你自私的请求呢，还是应该驳回你自私的请求，遵守你所制定的法令？这一问把申不害问得哑口无言，只得连连告罪。
对于韩昭侯坚守法制、不以私乱公的态度，司马光非常赞赏：韩国名列战国七雄，但在这七国中是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而且四面都与强国为邻，腹背受敌。即便如此，这个国家也延续了将近二百年的历史。它的成功之道在哪里？司马光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有韩昭侯这样坚守法制、赏罚公平，不以私意害公法的优秀国君。所以司马光在评论的最后一句话里，对这个话题进行了升华，认为对于国家来说，领导者的遵法守法，是最重要的事之一。
要讲战国故事，内容非常丰富，可供选择的题材很多。司马光最重视的，是依法治国这一类故事，而且特别强调当权者、在位者应该带头奉公守法。司马光认为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前五卷中类聚了很多这方面的故事。法作为治国的根本，它的价值无法用物质财富和财政数据衡量。在很难用感性认识来告诉人们法之重要性的情况下，如何让人们认识到法的价值？司马光也曾试图用一些故事也达到这个目的。
战国后期，赵国有位名将叫赵奢。在发达之前，赵奢曾是一名负责为国家收集田租的税吏。当时的赵国，有一位大贵族平原君，是赵国国君的弟弟。平原君的手下仗着权势，拒绝依法缴纳租税。对此，赵奢并没有因为平原君身份高贵而不闻不问，而是严查彻办，依法处决了平原君手下九名阻挠税收的家臣。这件事惹怒了平原君，气得想要杀了赵奢。赵奢对平原君的陈辞简洁明了，直入主题：平原君作为赵国的贵公子，如果不带头奉公守法，那么底下人的就有借口跟着破坏法制。这样一来，这个国家就没有纲纪法度了，没有了纲纪法度，赵国的国力就会遭到削弱，赵国衰弱之后就会被诸侯吞并。如果赵国被吞并了，平原君还能保持贵族身份吗？还能这么富有吗？所以依法治国，依法纳税，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唯有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保障平原君这些贵族们的长远利益。赵奢这番话讲得的确非常有道理，深深打动了平原君。平原君不仅没有为难赵奢，反而向赵国国君推荐他。于是赵奢被国君任命为管理赵国财政的大臣。
赵奢这番话，从长远利益的角度阐述贵族、领导层带头守法的好处，是司马光从一个侧面帮助读者理解法的价值。此外，司马光还举过一个卫国的例子，从相对感性的角度，帮助人们理解法的价值。
《资治通鉴》最前面讲述战国历史的五卷内容，包括紧随其后讲述秦朝历史的三卷内容，从起草到定稿，都由司马光独立完成。因此，前面这几卷在内容的选择、安排上，能更直接地体现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在讲述战国历史的五卷内容中，我们能看到，强调法治精神的故事非常密集地出现，这说明司马光是把法治作为国家治理最重要的内容来看待的。而法治的重中之重，是掌握权力、控制法治程序的在位者，应该率先奉公守法，以确保法制秩序的严肃有效，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纲纪散乱、礼法崩坏，是一个坏世界的开始。司马光通过很多类似的故事来警醒世人，尤其是警告那些在位者与掌权者，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有机会践踏法制。而法制秩序一旦荡然无存，无论掌权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将是受害者。强调法制，正是《资治通鉴》最精髓的治国理念之一。
（节选自《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姜鹏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