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观点 | 浙学:为江南文化注入人文精神的厚重意蕴
▲浙江仙都风光（视觉中国）
清丽婉约的江南，不仅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诗意情致，还有一地学人在长久历史岁月里殚精竭虑、发微探真而成之学术思想精义，为其区域文化构建起丰富的内在层次。她们以徽学、浙学等形态名义各呈地方特色，涵育了江南文化的丰富多彩；更以其理性、思辨的学思与睿智，为江南文化注入了人文精神的厚重意蕴。
理论源头只能从东汉的王充算起
就学术发展的脉络而言，“浙学”的理论源头，大概只能从东汉的王充算起。王充是浙江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个建立系统哲学理论、形成思想体系的学者，他的“实事疾妄”学术宗旨代表了一种求真务实、批判创新的精神，而这正是“浙学”的基本精神。
但王充时代并没有形成人才济济的学派,“浙学”的成型是在永嘉、永康、金华、四明之学异军突起的南宋。永嘉、永康之学给“浙学”打上了追求功利、讲求事功的思想烙印，金华、四明之学则分别传承了中原文献之学和江西陆学的精神传统。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为宗主的阳明学派遍及两浙，风靡全国，确立了良知心学理论体系。明清之际，刘宗周（蕺山）的诚意慎独之学独树一帜，形成涵盖两浙的蕺山学派；其高足弟子黄宗羲接踵而起，力倡重视经世实践的“力行”哲学，开创具有民主启蒙性质和实学特征的浙东经史学派，使“浙学”升华到足以主导中国思想潮流的地位，成为推动近代思想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的思想大旗。自南宋至明清，浙学内部学派林立，宗旨各异，而其主流则是以“求实、批判、兼容、创新、民本”为根本精神的两浙经史之学。
朱熹首提“浙学”概念，岁月丰富了它的内涵
据现有史料分析，“浙学”概念最早由南宋大儒朱熹提出。朱熹在评论浙东学者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陈亮的学术时，首次将“永嘉、永康之说”称为“浙学”，并严加批评。他说“江西之学（指陆九渊心学）只是禅，浙学（指永嘉、永康之说）却专是功利。……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可见，朱熹是将“浙学”视为专讲功利、误导学者的异端加以批判的。尽管朱熹的批评很片面，但他最早提出“浙学”概念之事实却不能抹煞。
明代中期以后，阳明心学风靡两浙，故有学者从学术传播的师承、地域上突破南宋以来以浙东永嘉、永康、金华之学为“浙学”的视野，而从两浙地区的大视野讨论“浙学”。如浙西德清学者蔡汝楠在其书函中，将明代两浙地区的阳明心学列为“浙学”传承脉络。又有曾任浙江提学副使的福建籍学者刘鳞长著《浙学宗传》，将宋明时代包括浙东、浙西在内的儒学流派归入于“浙学”传统，已初具“大浙学”的概念。查《浙学宗传》共立案44人，其中浙籍学者39人，非浙籍5人。浙籍学者中，属于浙东的34人，属于浙西的仅5人；以学术倾向论，属于程朱学、陆王学的各占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既非程朱，也非陆王，然可归入经史之学。
“浙东学派”的概念始见于清初大儒黄宗羲（1610－1695）的著作。黄宗羲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首次使用“浙东学派”一词，指的是浙东地区学术发展的主要脉络，即浙东学统，或曰浙东学脉，而非现代意义的学派。该文将姚江（王阳明）之学和蕺山（刘宗周）之学一起归入于同一学脉，将其视为承前启后、致使浙东学脉不至于中断的重要环节。黄宗羲之后，自视“梨洲私淑”的清代大儒全祖望撰《宋元学案叙录》,多次使用“浙学”概念，并作肯定性评价。他认为“浙学”主要是指“浙东之学”，但也包括“浙西之学”，其学术渊源都与宋初大儒胡瑗在浙西湖州讲学时形成的“湖学”相呼应，地位堪与齐鲁之学、闽学、关学、蜀学相媲美，而且蔚为一大学统，对于宋元学风有启迪之功。清乾嘉时的浙东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认为，“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学术渊源与学风虽有不同，但都是儒家之学，其根本之道可以并行不悖、互相兼容。
溯源追踪，综合比堪，“浙学”的内涵可作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区：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以陈傅良、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酝酿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包括东汉会稽王充的“实事疾妄”之学、两宋金华之学、永嘉之学、永康之学、四明之学以及明代王阳明心学、刘蕺山慎独之学和清代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它是狭义“浙学”与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与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传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涵盖了具有浙江特色的自然科学传统。我们在总结浙江学术思想发展史时，必须对狭义、中义与广义的“浙学”分别加以系统的研究与整理。然而站在当今文化建设和弘扬文化精神的立场上，则应取广义的“浙学”概念，尤其重视对其人文精神的研究和应用。
历经岁月磨合凝练，“浙学”内部的多个学派“和齐斟酌，多元共存，互相融通”，形成为地域学术文化传统，逐渐凝练出以“实事疾妄、崇义谋利、知行合一、经世应务、兼容并包”为主要特色的思想内涵。
一是实事疾妄思想。王充在《论衡·对作篇》中强调自己的写作宗旨是“实事疾妄，无诽谤之辞”，体现的正是求实批判精神。这种精神在后来的浙江思想家如陈亮、叶适、黄宗羲、龚自珍、章太炎、鲁迅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二是崇义谋利思想。义利关系是历代思想家关注的课题。叶适义利观的根本思想是“崇义以养利”，反对“以义抑利”，主张“以利和义”，体现了敢言功利的“崇义谋利”的思想主张。
三是知行合一思想。王阳明创立以“良知”为德性本体、“致良知”为修养方法、“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明德亲民”为政治应用的良知心学。他以“知行合一”为立言宗旨，认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并强调“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实际上作出了“知行合一重在行”的论述。
四是经世应务、民主君客思想。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参与意识，这在浙江思想传统中尤其突出。黄宗羲“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经术所以经世”等论，正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典型体现。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命题，则代表了中国传统儒家民本思想向民主方向的转化，是具有民主启蒙精神的新民本思想。
五是兼容并包思想。浙学传统历具多元包容、和齐同光精神，如黄宗羲强调治学要善于做到“会众合一”，章学诚强调“道并行而不悖”。蔡元培更是一再强调“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方针，形成北京大学的优良校风与学风。
▲乌镇蓝印花布晒场（视觉中国）
蕴含着人文精神的巨大能量
“浙学”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更具务实的实践品格；不仅熠熠生辉于历史天空，更呈现出蓬勃鲜活的当代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缺乏区位优势、工业基础、政策扶持和资源禀赋诸种条件的情况下，千家万户办企业，千辛万苦搞经营，千山万水闯市场，千方百计创新业，创造了第一批发放个体工商执照、第一个闻名全国的农村专业市场、第一座农民城、第一批股份合作制企业等全国第一。浙江经济奇迹的产生并非偶然，分析其成因，实与隐藏在经济发展背后以“浙学”为人文基因的浙江精神密不可分。浙江于2000、2005年开展的两次研究表明，浙江精神与浙江发展的历史轨迹一路相伴，始终引领着浙江人民不断自我诊断、自觉反思，激励着浙江人民励精图治，开拓进取，推动着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
2000年，面对改革开放20年来“真富、民富、不露富”的“浙江现象”和浙江民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时期焕发出来的集体性创业意识开展的研究表明，基于“浙学”传统中经世应物、崇义谋利、工商并举学术思想的讲究实效、敢闯敢拼、善谋实利等特质，是沉积于浙江人身上的文化基因。它们“一有阳光就灿烂，一遇雨露就发芽”，在改革开放的环境里，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使得浙江人特别能够适应和发展市场经济，锤炼出强大的民营经济，成为浙江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动因。
2005年，面对浙江发展中“先天的不足”和“成长的烦恼”，一些老问题未从根本上解决、一些新问题又不同程度地比全国先期遇到的实际状况，为使浙江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懈追求中具有现代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状态和社会道德标准，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亲自主持开展了“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研究。
全面审视、提炼浙江传统文化基因、文化品格之于当代发展的价值，是此次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深入调研、系统研究，提炼出“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观念”“求真务实、主体自觉的理性”“兼容并蓄、自得创新的胸襟”“人我共生、天人合一的情怀”“讲义守信、义利并举的品行”“刚健正直、坚贞不屈的气节”“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志向”七项浙江传统文化特质，作为“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历史基础和传统基因。浙江的历史传统中，除了浙东学派敢言功利的崇义谋利理念，尚有更多丰富内涵和要素。例如，在学术思想上，有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和“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的沈括，有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有清末民初思想家、革命家、国学大师章太炎，有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蔡元培。在地域民风上，有湖州嘉兴一带以诗文书画传家的温文平和，有杭州在西湖风月里浸染的精致秀雅，有衢州由南孔文化熏陶的尚德向善，金华以耕读传家为尚的崇学重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人文璀璨，厚重灿烂。唯其如是，浙江方能走过数千年的时光，创造出丰富的文明业绩和历史传统。因此，与2000年的研究相比，这一研究更为客观准确地兼顾了体现于浙东浙西不同区域的文化要素和“浙学”发展过程中历时性融合汇聚的多种思想成果，为引领浙江发展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历史基础和思想资源的支撑。
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在坚守和深化“求真务实”的同时，进一步重视和倡导“诚信和谐”“开放图强”，标志着浙江从自发发展到自觉发展、谋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历史性转变，显示出强大的推动力和创造力。2018年，浙江全省生产总值（GDP）56197亿元，稳居全国第四位，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1%，增速比全国高0.5个百分点。人均生产总值达98643元（合14907美元），比上年增长5.7%。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国平均水平（28228元）的1.6倍，居全国第三、省区第一位；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国平均水平（39251元）的1.4倍，连续18年居全国第三、省区第一位；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国平均水平（14617元）的1.9倍，居全国第二位，连续34年居省区第一位。
综上所述，“浙学”作为一种内涵深刻、充满活力的区域学术思想传统，凝聚着浙江学人的理性智慧，贯穿着忧国恤民的社会关切，蕴含着人文精神的巨大能量。她不但在历史上促进了浙江与江南地区的文明进步，至今也仍然蕴含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资源。其不朽之丰神品格，正如这江南的青山秀水，百世不磨，魅力无尽。由此，我们认为，通过对江南区域学术文化传统做进入式的深入剖析，细致研究人、地、文、学之间涵育、形塑、认同、超越、反哺等共存互动的复杂关系，追寻其永恒不坠的内在精神，提炼并激活其中跨越时空、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元素和精神，融入当下社会生活的践行之中，当是研究传承江南文化不可或缺的实务之举，也是丰富发展江南文化、实现其当代价值的可行路径。
作者：吴光、陈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编辑：吴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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