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观点｜到上海去：近代苏州文化世族的新变

苏天赐笔下的苏州园林

江南作为宋明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其家族组织也颇具特色，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家族的文化追求与文化建设，从而形成世代绵延的文化世族，成为江南家族群体中特殊的亚群体。所谓文化世族，其自然属性指家族人口繁衍的规模与世系，社会属性则是家族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成就与乡里声望。

世系与乡望：文化世族的两条标准

从自然属性来看，宗族或家族的本义就是按照男性血缘世系形成的族人聚居群体。这种血缘群体，就是传统社会里最基本的生活共同体。宗族绵延的世系长短和人口繁衍的规模成为判断望族的基本条件。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统计了91个嘉兴望族，平均每个家族的血系绵延达8.3世，约二百一二十年。苏州地区的洞泾吴氏绵延17世，皋庑吴氏18世，吴中贝氏15世，唯亭顾氏16世，大阜潘氏11世，平均绵延15.4世。当然这些家族只是苏州著名的文化世族，因而其世系绵延平均值尚不足以代表全部。但总体而言，根深方能叶茂，文化世族首先必须具有相当之历史与规模，这样才能累积起深厚的文化积淀。

从社会属性而言，文化世族自然是以文化为显著标志，而不是以官爵与财富为表征，文化世族本身的含义就是以文化世其家，其着眼点在于家族的文化特质，并能世代传承保持下去。正如陈寅恪论及中古士族时所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惟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69页）宋明以来，虽然传统的门阀士族已经消亡，但科举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大儒仍然积极倡导家族的建设，并赋予家族更多的社会责任与文化使命。明清之际太仓吴伟业认为：“世家大族，邦之桢干，里之仪型，其有嘉好燕乐，国人于此观礼焉，四方于此问俗焉。”（吴伟业《梅村文集》卷7）明代苏州著名的文徵明家族，“累叶风流儒雅，为士林所推”（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8）；王鏊家族不仅如诗人沈德潜所说，以“能文世其家”，而且“以忠厚相承”，积善乡里，被世人称为“忠厚王家”。清代苏州彭氏家族“子弟恪守庭训，不逾规矩”，理学家江藩认为，“江南世禄之家”，“当以彭氏为矜式”(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下）。大阜潘氏也是科举与业贾并重，文化与施善齐名，成为地方士绅之表率。

1920年代初的苏州街市（资料图片）

总而言之，对科举时代文化世族的甄别，主要立足于家族的文化特性，即以儒学传承与文化积累为标准。文化世族并非狭隘地限定在科第奕世、艺文卓著的家族，只要家风儒素、尚文重教、积善乡里、德孚一方，而且世系绵延久远，都可以列为文化世族，包括一心向学的儒商世家或儒医世家。真正的文化世族是有着社会责任担当的，而不是单纯专注于一家一姓的繁衍与壮大。

“庚申之难”迫使大量江南士绅逃至租界

近代苏州文化世族与上海的密切接触，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中叶，特别是1860年太平天国东征苏常，迫使大量的江南士绅富商逃亡至上海租界，史称“庚申之难”。这场战乱给苏州世家大族造成致命的打击，但客观上也给上海带了意外的财富，促进了上海租界的繁荣。海上文人姚公鹤认为，这场战乱对上海繁荣的作用超过了上海开埠之后西洋商人的影响，是“上海市面兴盛之第一步。”（姚公鹤《上海闲话》）。

苏州大族绅商虽然托庇于上海租界，获得安身之地，但深受儒家“华夷之辨”观念浸透的文人儒生，在文化观念上并不能接受“夷场”（租界）的生活方式。来自于苏州乡村的儒生王韬当时已经在上海租界谋生十多年，但对于西方文化仍是不遗余力地批判，认为“中外异治，民俗异宜，强弱易势，刚柔异性，溃彝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蟊贼，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相比之下，苏州文化世族中的少数有识之士，在租界与西人接触之后，眼界大开，对于中西文明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如苏州大绅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超前的远见卓识，在冯桂芬生前只得到极少数人的认可，直到戊戌维新时期，光绪帝才谕令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刊印一千册，颁发给朝野要员。所以《湘学报》说它“言人所难言，为三十年变法之萌芽”。

颜文樑笔下的上海豫园

与冯桂芬同时避居沪上的苏州世族潘氏，不仅与冯桂芬一起策划了中西会防、江南减赋等重大事件，同时也在与西人、西学的接触过程中，得历史之先声，敏锐地把握了历史的脉动。潘氏长房的潘霨（1816-1894，号伟如），在咸丰同治年间，先后多次参与与英法美俄日等国家的交涉谈判，眼界与见识都获得极大提升。光绪三年他拜访学贯中西的曾纪泽，得知曾氏已经“习外洋文字五年矣”。曾纪泽劝他说：“《英华萃林韵府》一书不可不令子弟早肄，他日备朝廷之使。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未可与拘墟者同年语也！”曾纪泽这番推心置腹的告诫深深地触动了潘霨。光绪九年潘霨任江西巡抚时，还曾试图邀请刚从香港回到上海的洋务导师王韬主持幕务。可见他对西学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国内一般的官僚，当满朝大臣们还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科举制度存废问题时，潘霨已经在悄然调整其教育方向。后来，他的儿子潘志俊先后担任出使大臣随员、北洋随办洋务、署直隶交涉使，进一步加深了对西学的理解。其孙潘承福，成为最早留学欧洲学习工商业的苏州人之一。由于潘氏祖先的远见，他们都成为得风气之先者，较早地完成了教育方向的转向。

报纸与铁路是沟通上海与苏州的两座桥梁

第二阶段为19世纪末到民国初期。上海的租界规模与市政建设迅速发展，已经由开埠初期只有800多亩的英租界，到1900年仅公共租界就扩张到32110亩，租界内崇楼杰阁，连甍接栋，街衢宽阔，市面整洁，即使西方人也不吝赞美。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被人称为“东方的巴黎”。

上海的崛起，吸引了周边地区大量的人口，在迁往上海的移民中以江苏人最多，而江苏人中又尤以苏州人居多。据学者统计，1885-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中江苏籍的移民由4万增长到30万，其中相当部分都是苏州人。苏州的世家子弟也离开世代居住的传统苏州，进入到国际化的大上海。在这个最具近代性的大都市，苏州文化世族的族人，不仅获得了谋生的机会，同时也拓宽了视野，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当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观念。

著名报人包天笑（1876-1973年）就是受到上海新派文化辐射启蒙而改变一生的苏州人，而沟通上海与苏州之间的文化桥梁，就是新兴的报刊传媒。据包天笑回忆，清末“苏州风气未开，全城看上海《申报》的，恐怕还不到一百家，这一百份报，都是由信局从‘脚划船’上带来的，因此隔日便可以看报了。”也正是通过报纸，身在苏州的包天笑了解到甲午战争，懵懂之中听闻声、光、化、电之学，并跟着发表“中国要自强，必须研究科学”的言论。尤其是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迷梦”，《时务报》不但讨论政治、经济，同时也倡导女学、劝妇女放足、研究科学、筹办实业，设立医院等等，因此，除了少数几位老先生外，年轻人“全不免喜新厌故了。”

除了报刊之外，连接苏州与上海的第二座桥梁就是沪宁铁路。它的开通，苏沪之间当天可以往返，极大地促进了苏沪之间的人员流动，大量有文化有身份的苏州人来到上海，甚至因此带动了苏州评弹也开始由苏州转移到上海。

1916年的苏州火车站（资料图片）

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苏州世家子弟，他们在上海寻求新变、调适自身的过程中，始终没有疏离家族的血缘网络与文化传统，他们往返于苏州和上海之间，并在新的都市空间建立起地缘性的同乡组织，以增强其在大都市的生存竞争能力。血缘性家族的势力借助于地缘性的同乡组织，获得了空间上的扩张。同样，这些往返于苏沪之间的苏州族人，也源源不断地将新的生活观念传输给家乡的族人，带动了苏州文化世族的变化，到20世纪40年代，苏州的日常生活也已经“像上海”了。

从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文化世族的蜕变

从晚清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以及民初的新文化运动，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对物质主义的实用之学的推崇，以追求效率与功利为特征的工具理性，逐步取代传统儒家文化中以社会伦理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这种文化核心精神的转变，在文化世族身上表现如下：

首先，家族组织与家族意识。早在清末新政不久，人们就依据西方的进化论和政治理论，强调中国家族制度的封建性专制性，激烈地要求打倒家族制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种批判达到高峰。出生于文化世家的苏州人顾颉刚也发表《对于家庭的感想》，认为中国旧家庭制度之所以长期以来得不到改革，是由于“名分主义”“习俗主义”和“运命主义”影响的结果。在强大媒体舆论压力之下，文化世族的家族组织以及支撑家族组织的儒家伦理观念全面松懈。如苏州著名的贝氏家族，民国以后家谱中对贞节烈妇的记载明显减少，1935年贝氏承训义庄设立时，撤销节孝贞烈祠，女性祭祀不再以节孝为标准。面对民初以来家族伦理之破坏，苏州文化世族出身的王季烈，则是忧心忡忡，说：“近两年来，则父子兄弟夫妇之伦亦将继君臣而废弃，余料从今以后尔诈我虞、此攘我夺、人类之自戕残杀、弱肉强食方兴未艾也。”

其次，教育理念与择业标准。清末废除科举之后，学部在解释学校教育宗旨时说：“方今环球各国，实利竞尚，尤以实业为要政，必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斯下倚民生，上裨国计，此尤富强之要图，而教育中最有实益者也。”这一方针对文化世族的教育理念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苏州大阜潘氏的专业选择看，“工程技术”属于首选，长房与四房选择“工程”专业的人数约占总数的36%，其次才是“数理化”，约占总数的12%。东山王鏊家族的后代，也都转向数学、物理、化学、工程等领域，从状元家族蜕变为著名的院士之家。科举制度虽然也是获取功名寻求阶层晋升的成功阶梯，包含着工具理性的成分，古代各种《劝学文》激励士子读书的诱饵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但科举制度所培养人才的终极目标还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人生“三不朽”的价值，属于价值理性。而后科举时代的现代教育体系，更加重视的则是“竞尚物质”、满足生存就业需求的工具理性，二者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第三，文化世族与乡里社会的疏离。传统时代的江南文化世族是以“矜式乡里”为宗旨，苏州文化世族更是发挥了“邦之桢干、里之仪型”的功能，但废科举之后，新式高等学堂和现代职业的就业机会都集中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导致世族子弟都流向大城市。包天笑就说过，科举废除，读书人在苏州无出路，也往上海跑了。这种单向度的人才流动，造成文化世族与地方社会进一步疏离。

第四，文化世族家学的传承与创新。传统时代的苏州文化世族，除了应举考试而必须掌握的儒家经学之外，大多在文史艺术等领域各有专长，许多家族如吴江叶氏的诗学、沈氏的戏剧，苏州惠氏的经学、文氏的书画、潘氏的诗文、皋庑吴氏的金石书法等等，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者，往往形成某种学术流派。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特别是清末新政以后，立足传统而融汇西学的“新学”，开始成为许多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学者所积极追求的方向，这种求新求变的思潮后来几乎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新文化运动也可以说是这一思潮发展的升级版。在这种广泛的文化求新的思潮中，苏州文化世族在继承家学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积极吸纳新观念，从而开创出新的局面。皋庑吴氏的吴湖帆就是因为到上海之后融汇中西绘画技法，才奠定其海派画坛盟主的地位。唯亭顾氏家族的顾颉刚也是在继承顾氏朴学求实、与时俱进的家风基础上，融汇西方进化论，由经学入史学，开创了近代史学史上著名疑古派。

作者：徐茂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制作：童薇菁

责任编辑：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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